熟悉清代宗室史的人知道,载涛不是普通老人。他是醇亲王奕譞第七子,宣统皇帝溥仪的叔父,早年曾留学德国,担任过军咨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等职务。清朝覆亡后,王府的门第还在,依靠门第生活的条件却没了。

这中间的落差,载涛体会得很具体。过去出门有车马,身边有人侍候;后来,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他不得不变卖房产和旧物。北平物价上涨时,家中人口又多,单靠原有积蓄,很快便难以支撑。

他没有选择向日本人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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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曾拉拢清朝遗老和宗室,希望借他们的身份为伪满洲国增加几分“正统”色彩。溥仪已经在日本扶持下建立伪满政权,载涛也因此成为对方试图争取的对象。

日本人给出的条件并不寒酸,有职位,有待遇,还暗示可以恢复他的宗室体面。对一个生活窘迫的老人来说,这些诱惑并非没有分量。载涛却明白,一旦接受,便不只是个人谋生,而是替侵略者装点门面。

有人劝他:“只要出面应酬,不必真正办事。”

载涛回答:“可以穷,不能替人做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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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否每次都以同样方式说出,已经难以考证,但他拒绝与伪满合作,却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载涛没有军队,也没有政治实力,能够守住的只有个人操守。那时的旧王公,有人投靠日本,有人沉默自保,载涛选择了不合作。

拒绝之后,日子并没有因此变好。抗战时期到北平解放前,他的生活一直十分拮据。摆摊出售旧物,并不是为了展示落魄,而是为了给家里换回粮食。身份越高,放下身段越难;可在饥饿面前,所谓体面不能当饭吃。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出现了转折。中央在研究如何使用旧军政人员和专业人才时,注意到载涛熟悉军马事务,又有一定的军事教育经历,便安排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这份工作看重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的专长和操守。载涛接受任用后,没有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他整理资料,参与讨论,研究军马管理和训练等问题。单位离家较远,他便每天骑车前往。

当时的北京,公共交通并不方便,几十里路骑下来并不轻松。载涛年纪已大,仍然准时到岗。有人劝他少跑几趟,他只是说:“既然领了这份职,就该把事情做好。”

这件小事传到毛主席那里时,毛主席没有称赞他的毅力,反而问起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老人年纪大了,为什么还要每天这样奔波?随后作出指示,对载涛的工作和生活予以照顾。

不久,军委有关部门通知载涛,平时可以在家处理事务,遇到需要商议的事项,再由马政局通知他到机关。这不是撤掉工作,更不是让他闲居,而是保留顾问职责,同时免去长途骑行之苦。

载涛对此没有推辞工作,也没有借机提出更多要求。他在家继续阅读文件,撰写意见,遇到重要问题仍按要求参加讨论。对他而言,得到照顾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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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住房也曾给生活添过麻烦。房屋年久失修,遇到雨雪天气便漏水,局部梁柱还出现损坏。载涛不愿因为个人困难向组织开口,只在谈及修缮时说,手头钱紧,得慢慢想办法。

这件事后来被毛主席得知。有关人员回忆,毛主席曾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两千元,帮助载涛修缮房屋。款项交到载涛手中时,他反复叮嘱家人,必须用于修房,不能挪作他用。

王府已经成为过去,旧日身份也早被时代收起。载涛能够留下的,不是几件旧家具,也不是“王爷”这个称呼,而是拒绝伪满、接受任用、认真做事的几件实事。

1970年,载涛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三岁。这个曾经出身清朝宗室的老人,晚年以顾问身份参与新中国的军马工作,直到生命后期仍关心有关事务。送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