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冬，广州，32岁的毛泽东正在整理一篇关于中国社会的文章。窗外局势变化频繁，工人运动接连发生，农民问题却很少被真正摆到台面上。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问世。

这篇文章没有从抽象口号讲起，而是先追问一个实际问题：中国革命究竟要依靠谁？谁是敌人？谁可能成为同盟者？问题看似简单，落到当时的政治现实里，却比战场上的进退更难判断。

当时不少人把目光集中在城市，认为工人阶级力量集中，革命自然应从城市突破。毛泽东没有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却看到了另一个更大的事实：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离开农民，革命就缺少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文章中，毛泽东把中国社会作了细致区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掌握着土地、资本及部分政治资源，是革命要打击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同时又担心群众运动冲击自身利益，因而具有明显的两面性。

小资产阶级的情况更加复杂。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小业主，既不甘心受压迫，又容易受到局势影响。他们有时积极，有时犹豫，不能简单视为固定的朋友，也不能一概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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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被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农民。贫农和雇农长期承受地租、高利贷及各种封建束缚，生活困苦，却拥有数量优势。农民不是沉默的背景，更不是只能被动等待安排的人群。谁能解决土地和生计问题，谁才可能获得他们的支持。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农民人数多”当成唯一理由。他更看重农民在现实斗争中的处境。土地关系决定了他们的利益方向，长期压迫积累的矛盾，又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抗要求。革命若能把这种要求组织起来，社会力量就会发生变化。

有人曾问：“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怎么能成为革命主力？”毛泽东的回答并不复杂：“不能只看眼前的条件，还要看他们身上有什么力量。”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替农民粉饰，而在于说明政治判断不能脱离社会实际。

这篇文章的分量，还在于它没有把各阶级看成一成不变的群体。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也可能在斗争深入后退缩；小资产阶级可能受到革命影响，也可能因局势变化而动摇。判断一个阶级，不能只听口头表态，还要看它的经济地位和实际行动。

1925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后来井冈山时期的完整实践经验，更谈不上预先知道二十多年后的结局。但他已经抓住了一个关键：革命不是少数人的冒险，也不是几支队伍之间的较量，而是要把政治目标同多数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

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格外重视农民运动。1925年春夏之交，他回到韶山开展调查和组织工作，接触乡亲，了解土地、债务和宗族关系。那些具体而琐碎的见闻，后来成为他判断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依据。

到了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城市斗争遭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后转向井冈山，并不是因为早已写好一套完整路线，而是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寻找能够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办法。

农村包围城市，绝不是一句凭空出现的口号。它背后有对人口结构、土地关系、阶级利益和武装条件的综合判断。城市有工人集中、交通便利等优势，农村则地域广大、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农民又有改变土地关系的迫切要求。

蒋介石一方拥有正规军、城市机构和财政资源，却常常把乡村只看成征粮、征兵的地方。毛泽东关注的却是乡村中的人，尤其是那些愿意参加组织、承担运输、提供情报和补充兵员的普通农民。力量一旦被组织起来，数量就不再只是数量。

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民工，正是这种社会动员能力的集中体现。1948年11月战役开始后，华东、中原广大解放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运输粮食、弹药，抢修道路，救护伤员。战场上的兵力数字固然重要，部队身后的社会支持同样决定着作战持续时间。

因此，《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不是一篇简单的阶级分类文章。它真正解决的，是如何从复杂社会中辨认主要矛盾，找到可以团结的力量，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策略。对毛泽东而言，阶级分析不是书斋里的概念，而是决定革命向哪里走、依靠谁前进的现实方法。

1925年，他还站在革命道路的起点附近。此后发生的许多事情，远比当时能够预料的更加曲折。但那篇文章已经把一个基本判断写得很清楚：不弄清社会结构，不触及土地关系，不把多数人的利益纳入革命进程，任何宏大的政治目标都很难获得持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