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北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吴桂贤在休息室里看到了一份名单。自己的名字,竟然出现在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之中。她没有马上感到兴奋,反而有些发愣。一个从纺织车间走出来的女工,怎么会走到这样的岗位上?
她后来回忆,那一刻最强烈的念头不是“当官”,而是担心自己能不能胜任。她找到周恩来说明情况,说自己年纪轻、经验少,恐怕做不好。周恩来听完,只是温和地说:“这还是候选名单,能不能选上,还要看会议决定。”
话虽如此,吴桂贤最终还是当选了国务院副总理。会议结束后,她和陈永贵、孙健等人留在北京参与工作。新职务来得突然,许多事情都没有准备。
吴桂贤从陕西赶来时,身上没有带多少换洗衣服,粮票也不充足。她原本还是不脱产干部,离开会议之后,还要回到工厂上班。工资没有因为职务变化而增加,每月仍是六十多元。中央机关的伙食费、茶水费,都要按规定缴纳,刚到北京的第一个月,她结算伙食费时,几乎花掉了整月收入。
她只好找到炊事员,说自己负担不起,希望把伙食标准调低一些。开会时,别人端起茶杯,她却常常不喝。有人问原因,她便说:“我不爱喝茶。”这句话听起来平常,背后却是一个普通工人面对新生活时的窘迫。
真正让她感到压力的,是工作方式。中央文件数量多,阅后还要及时归还。吴桂贤没有秘书,文件全由自己保管。有一次,她发现少了一份重要文件,翻遍抽屉也找不到,只能暂时推迟交还。直到晚上,她才发现文件卡在抽屉缝里。
这件小事让她意识到,中央工作有自己的规矩,单凭过去在车间里形成的习惯,远远不够。后来,中央办公厅为她配备了秘书,工作才逐渐理顺。不过,警卫人员她一直没有接受,生活上仍保持着工人干部的朴素作风。
吴桂贤的经历,和她早年的生活密不可分。1938年,她出生在河南巩义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家中缺吃少穿,父亲外出谋生,老人和孩子只能想办法维持生活。她小时候挖野菜、捡煤核,过早懂得了“不能给家里添负担”这句话的分量。
新中国成立后,贫困并没有立即消失。13岁那年,她独自前往陕西寻找工作,听说西北国棉一厂招工,便赶去报名。厂里规定要年满16岁,她因年龄不够被拒绝,却没有离开。一个农村姑娘,凭着个头高、能吃苦,想办法争取到了进厂机会。
刚住进厂房时,她连电灯都不会关。几个女孩子围着灯泡忙活,竟然轮流用嘴去吹,闹出了一场笑话。第二天,她戴上口罩,穿上白大褂,成为纺织车间的一名女工。那时的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却很快开始学识字、读报纸,跟着先进工人改进操作方法。
同批进厂的赵梦桃,给她留下了深刻影响。赵梦桃工作认真,进步很快,后来成为全国劳动模范。1963年赵梦桃病逝后,吴桂贤继续在车间里苦练技术,也逐渐承担起更多责任。她从先进工人做到车间骨干,再进入厂级管理岗位,靠的不是特殊背景,而是日复一日的劳动和学习。
从1958年起,吴桂贤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9年,她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后来又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不断变化,但她始终没有离开纺织工业这条线。
担任副总理后,她分管卫生、纺织工业等方面工作。面对物资紧张、纺织品供应不足的局面,她很清楚,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解决不了车间里的实际问题。毛主席据此提出,吴桂贤、陈永贵等人的工作可以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
这种安排,对吴桂贤而言并非退缩,反而让她找到了熟悉的节奏。1975年9月,她获准回到西北国棉一厂,重新走进赵梦桃小组。女工们见到她,仍旧喊她“吴大姐”。她不摆架子,照样穿工作服、进车间、看机器,和大家一起讨论生产中的难题。
1977年,她决定彻底回到工厂。9月28日凌晨,吴桂贤回到咸阳,安顿好家人后,赶去上夜班。有人对她的选择不理解,也有人担心她放弃了更高的职位。她没有多作解释,只是重新站到了纺织机旁。
后来,她担任工厂党委副书记和工会主席,为设备改造四处奔走。1988年,她赴深圳参与纺织企业建设,推动企业发展,直到1993年才转入贸易系统工作。她的人生有过副总理的经历,也有过普通工人的日子,但无论身处何种岗位,车间里的机器声始终是她最熟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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