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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陆》
一代代英国首相，面对诸多不买账的听众，用卓越的辩才和不凡的演说，小心翼翼地向世界展示了英国式的自由。
英国人自诩是生而自由的。《大宪章》问世以来，不列颠人自由转入宪政的历史轨道平缓行进。可以说，议会既是英国政客的权力场，也是公民自由的保护所。在这里，议员为选民代言，党派为国策论辩。其中，以托尼·布莱尔为代表的一代代英国首相，面对诸多不买账的听众，用卓越的辩才和不凡的演说，小心翼翼地向世界展示了英国式的自由。
01
“新工党”的演说家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以领导新工党建设“新英国”为己任，是影响当代英国发展轨迹的政治家。布莱尔的从政履历，不断刷新了英国政坛的纪录：41岁当选工党主席，成为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44岁出任政府首相，成为20世纪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同时，他也是英国历史上首位三次当选首相的工党成员。
英国《大宪章》原版，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2007年，布莱尔从首相一职卸任，不久即成为“世界上出场费最高的演说者”。英国伦敦的《旗帜晚报》曾报道：卸任后的布莱尔，以四处演讲作为生财之道。因为谁想听他的演讲，就必须支付高昂的门票费。据说，布莱尔一个半小时的演讲收入在15.7万英镑左右。而有一次他在中国发表主旨演讲的出场费，竟高达25万英镑(当时折合人民币逾200万)。
在通往政治家的道路上，布莱尔的经历和教育起着重要作用。布莱尔出生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一座高贵迷人的历史文化名城。父亲是律师，性格坚定而有雄心，对他影响很大；母亲是教师，在布莱尔二十二岁时，母亲因病去世，这使他震动极大。从那一刻起，他真切地体会到生命之短暂。与大多数英国精英的教育背景一样，布莱尔也有显赫的名校经历。他先在有“苏格兰伊顿”之称的费蒂斯中学就读，之后进入牛津大学。布莱尔在牛津选择了法律，这是培养演说家和首相最“对口”的专业。
费蒂斯中学主建筑
当走出牛津，放眼英国，布莱尔胸怀强烈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他眼里，英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高贵的传统，有着令人骄傲的过去，却奇怪地踌躇于自己的前途，对未来并无把握，几乎在原地踏步。布莱尔选择了工党，并做好为英国服务的准备。俊朗的形象、清新的理念、杰出的口才，使布莱尔迅速在英国政坛崭露头角，成为工党领导团队的重要一员。当工党主席约翰·史密斯猝然离世，年轻的布莱尔接过了领袖的重担。这时他确信自己和工党正站在英国历史的转折点上，并能够改变历史进程。布莱尔在就任工党主席的演说中，向英国人民承诺：建设一个充满机会和信心的新国家。
作为英国的政党领袖，布莱尔具有出色的演讲能力，而且对演讲术在选举政治中的作用也有充分认识。他知道，领袖应该努力说服别人，并尽力施展一切魅力。只有恰当而有效地运用演讲策略，才能向人们指出最美好的前程在哪儿，并带领他们朝那个方向前进。
在成为演说家之前，布莱尔就十分欣赏其他演说家的才能。有一次，初涉政坛的布莱尔陪妻子参加地区选举活动。一个叫托尼·本的人，用出众的演讲能力掌控了全场：没有窃窃私语，没有半信半疑，没有负面能量。布莱尔被他彻底迷住了，顿感满心狂喜。他心想要是自己能像本那样演讲，该有多好！令布莱尔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对方演讲的内容，而是演讲中透出的力量，以及演讲者运用言辞打动听众的能力。这样的演讲，已经不是简单的劝说，而是促进事业向前的推动力。对布莱尔来说，那是一次具有启示性的演讲。
布莱尔以缔造“新工党、新英国”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首相，他始终谨记最终的“老板”是人民。因此，布莱尔希望建设一个发展的英国，更希望建成一个正义、体面的社会——英国人民对之渴望已久。简言之，就是既保持国家进步的活力，又保障人民自由的福利，这是布莱尔为新工党选定的道路。
布莱尔对自由有着坚定的信仰。他说：
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只要普通的民众有选择的机会，选项都将是相同的：自由，而非暴政；民主，而非专制；法治，而非秘密警察的统治。(布莱尔著、王瑞泽编译《布莱尔演说集》)
首相的使命很明确，而压力也明摆着。英国人认为自己是生而自由的，布莱尔也很清楚，所有支配性的强力可以一时看似战无不胜，但事实上，那只是浮云。问题是你能留下些什么。作为首相，必须始终心系“自由”；而现实中，当面对议会和选民，布莱尔却另有几番难以自控的恐惧时刻。议会中例行的“首相问答”，当属其最难耐的 “半小时”。
02
布莱尔的恐惧时刻
在英国的宪政传统中，有一项在下议院举行的、名为“首相问答”(PrimeMinister'sQuestions，简称PMQ)的议程。布莱尔担任首相后， 将原定每周两次的问答并为一次，于每周三中午举行，持续时间为30分钟——虽然不长，但却是让布莱尔感到恐惧的半小时。
所谓首相问答，就是议员先向首相提问，后由首相进行回答。双方针锋相对，公开论辩，首相务必应答“人民代表”关心的每个问题。
在首相问答中，首相必须承受反对派的一切“攻击”。在这里，议员和首相都只是选民的代言人，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是议会活动的平等参与者，每个人的言论都被允许自由发表；首相不仅没有特权，还得凭一己之力舌战群儒，甚至常常成为众人的“靶子”。
首相问答仿佛一场狩猎游戏，猎物就是首相本人。如果过程顺利，会让人深受鼓舞；如果倒霉的话，就会感到既可怜又可耻，因为再没有别的地方比坐满人的下议院更能让人难堪的了。
议会大厦内通向上、下院的廊道，唐军摄
下议院是英国人创造自由和守护自由的场所，是演说家施展才华的舞台。议员们在这里演讲、商量和争论；而“首相问答”则是舌战的升级版。原本，当各党派发生分歧时，可通过讨论协商解决：我听你说，你听我讲，大家互相说服。可在“首相问答”中，首相需要一个人与议员们“战斗”，情形就大不一样，因为反对派的议员们是不会嘴下留情的。
作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布莱尔对“首相问答”的回忆充满无奈和痛苦，他对“首相问答”的恐惧从没有缓解过。即使是在离职后，不论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
每逢星期三中午的十一点五十七分，我都会感到全身发冷，颈后汗毛倒竖，心脏怦怦乱跳。那是以前人们把我从下议院的首相室里领出去，带往会议室的时刻。我以前称那段路程为“从牢房到刑场”之旅。(布莱尔著，朱永学等译《旅程：布莱尔回忆录》)
当首相的权力需要被关进“牢房与刑场”时，人民的自由就不会被轻易囚禁。在担任首相的十年间，布莱尔从不敢对“首相问答”有所懈怠。有趣的是，他不仅精心备战，还会祈祷神灵庇佑。布莱尔回忆说，每次出席首相问答时，他都要穿上“幸运鞋”——那是他上教堂时穿的一双粗布鞋。这当然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
如果把首相问答比作欧洲骑士间的枪术对决，那么了解事实和熟悉问题都只是马匹、盔甲、长枪，光靠这些“装备”无法获胜；只有依靠战术的灵魂——辩论技巧和演讲术，才能发挥最大功效，以躲避攻击，转守为攻。而无论如何，对布莱尔来说，那无非是一场避无可避、芒刺在背的对决。
骑士对决
首相问答是一种现代的非暴力决斗，所用的武器是言辞。以布莱尔的口才，他是不会畏惧议会演讲和舌战的；真正令他恐惧的，是“游戏规则”的制约，是制度对权力的限制。因此，布莱尔必须倾听反对方的声音，必须忍受愤怒和羞辱，必须与大家有话好好说，保持演说家和首相的风度。说到底，“首相问答”折射的，是首相和议员对英国式自由的共同信仰。为什么丘吉尔能做堪称“全伦敦最精彩表演”的演讲，依然遭到议员的投票反对；为什么政绩斐然的布莱尔仍感叹再也没有别的地方比坐满人的下议院更能让人难堪。
03
失意的前辈丘吉尔
布莱尔很懂英国权力场的规矩。作为首相他深知成功的演讲，不必追求无可辩驳的境界，而是要争取“多数人的同意”。因为在议会，谁拥有多数票，谁就是赢家；反之，一个人的精彩，往往只能造就失意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丘吉尔，可算作这样一位失意的演说家。
伦敦街头的丘吉尔像，唐军摄
温斯顿·丘吉尔是举世闻名的英国首相，他甚至被称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英国人。就连斯大林——这个不被丘吉尔喜欢的人，也评价他是人类一百年才会诞生的一位大人物！
丘吉尔常能说出不列颠民族想听的话、需要的话！当纳粹德国的铁蹄肆意蹂躏欧洲、战斗着的不列颠岛是最后的自由堡垒。而领导英国人民伫立在反法西斯阵线最前沿的是首相丘吉尔。他以出众的演讲和非凡的勇气，鼓舞英国人坚持战斗，直至胜利；他不仅挽救了英国，还鼓舞了自由世界里的其他国家，也为那些已经倒在暴政铁蹄之下的国家带来了崭新的希望。
但是，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忙碌的时刻，丘吉尔对自己的演讲词也从不敷衍，因为他会担心在议会失言。特别在做重大发言之前，力求做到用词准确、毫无障碍。这既体现了丘吉尔作为演说家的审慎，也折射出英国政治家对公议惯有的敬畏。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丘吉尔的议会演讲并不是总能服众的。原因何在？丘吉尔的继任首相艾德礼这样评论：
那些演说是充满华丽辞藻的表演，适宜阐发个人观点，但却不是下院理想的言论。议会记录读起来极其豪壮，也使后人倾倒不已，然而却未必能反映下院议员的心态，从而无助于议会辩论。(大卫·加拿丁著，陈钦武译《苦难与血泪》)
不论谁为首相，都不能无视议会代表的诉求(或曰利益)。艾德礼可谓一语中的，道破了英国议会的游戏规则。
可见，首相的慎重是完全必要的。在彼时英国政治的框架内，政治家和演说家都必须遵守权力场的游戏规则：可以自由演说，但必须尊重他人。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有一面缺席，自由就难言完整，演讲将失去光彩，权力场也随之沦为失乐园。1938年，丘吉尔自己也曾失望地表示五年来他向下议院讲述那些事，并没获得非常大的成功。
在议会中，每个人都只占有一个席位。如果有谁过分沉浸于个人秀，而不关注他人意见、不在意别人的演说，那么要想让别人认同自己，是很难的。只有尊重同伴，尊重对手，尊重规则，才能成为赢家；否则，就算水平再高，人家也可以选择不带你玩。 在这方面，丘吉尔先生一度颇感失意，却为世人留下了同样宝贵的教训。
暮色中的英国议会大厦，唐军摄
04
英国人的自由之道
布莱尔在其回忆录中写到，自从他离职以来，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民才是希望之所在。如果说在竞选时说这样的话，多少有作秀之嫌；那么，在做过十年首相、不必再受选民监督时有这番自白，还是能体现一定的真诚度的。它表明了首相权力的根基所在。问题是，英国人的自由之声怎样表达，自由之道如何实现？
在英国，议会成为英国人自由权利的保护地，也是政治家的发言席。在英国议会，各派力量可以合法竞争，各种声音被允许平等表达。在这里，演说家可以尽情施展才华；但是，每一位明智之士都不会沉浸于个人的表演。因为，只有说服别人、达成共识，才是演讲的目的；只有尊重对手、倾听异见，才能保护大家的自由，维护共同的利益。关于这番道理，英国首相的表现已向世人做出了诠释。
由此，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丘吉尔能做堪称“全伦敦最精彩表演”的演讲，依然遭到议员的投票反对；为什么政绩斐然的布莱尔仍感叹再也没有别的地方比坐满人的下议院更能让人难堪。
英国人深爱自由，更以英国的观念深爱自由，以英国的方式表达自由。而抽象的自由是找不见的，自由是外在或内化于某一具体事物的。每个民族，莫不以自己钟爱的语言，在熟悉的场所，说出自由的心声，找到自由的道路。说到底，世人追求自由的情怀是一样的，而实现自由的道路是多元的，因为世界本就多姿多彩。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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