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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O 2026研究揭示FAR与晚期肝癌免疫治疗预后的关联。
随着免疫联合治疗成为晚期肝细胞癌(aHCC)一线治疗的重要选择,如何在治疗前识别不同预后风险的患者,已成为临床关注的问题。尽管免疫治疗改善了部分患者的生存结局,但不同患者之间的获益仍存在明显差异,寻找简便、可及的预后评估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外周血炎症相关指标因检测方便、成本相对较低,逐渐受到肿瘤研究领域关注。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及纤维蛋白原/白蛋白比值(FAR)等指标,可能反映机体炎症状态及肿瘤相关生物学变化,但其在晚期肝癌一线免疫联合治疗中的预后价值仍需进一步明确[1]。
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公布了一项回顾性研究(Poster 4330P),分析55例接受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或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曲麦利尤单抗治疗的晚期HCC患者。结果显示,较高FAR与较差OS显著相关,且在多因素分析中仍具有独立预后意义,为探索免疫治疗患者的风险分层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2]。
疾病痛点:免疫联合治疗不断发展,预后分层仍面临挑战
目前,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AB)以及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曲麦利尤单抗(DT)是晚期HCC一线免疫治疗的重要方案。然而,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存在异质性,部分患者仍可能出现早期疾病进展或生存结局不佳。
临床实践中,肿瘤负荷、肝功能储备及体能状态等因素均与HCC患者预后密切相关,但这些因素尚不能完全解释接受相似治疗患者之间的生存差异。
系统性炎症与肿瘤进展、免疫微环境变化及患者整体状态密切相关。基于常规血液检查计算的炎症指标,具有获取方便、重复检测相对容易等特点,可能为传统临床预后评估提供补充信息。
不过,不同炎症指标在接受一线免疫联合治疗的晚期HCC患者中是否具有稳定的预后价值,仍缺乏充分验证。
基于此,本研究评估多种基线炎症相关指标与OS之间的关系,探索其在晚期HCC免疫治疗风险分层中的潜在作用。
研究设计:回顾性分析55例接受一线免疫联合治疗的晚期HCC患者
本研究回顾性纳入2022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接受一线免疫联合治疗的55例连续晚期HCC患者。
患者接受的治疗方案包括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AB)及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曲麦利尤单抗(DT)。
研究分析了多种基线炎症相关指标,包括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比值(MLR)、血红蛋白/红细胞分布宽度比值(HRR)及纤维蛋白原/白蛋白比值(FAR)。
研究采用R软件中的survminer程序确定OS分析的最佳截断值,并通过Kaplan–Meier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及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不同炎症指标与OS的关系。
同时,多因素分析纳入体能状态、肝癌病因、门静脉血栓、转移情况、ALBI评分、甲胎蛋白(AFP)及肝硬化等临床变量,以进一步评价炎症指标的独立预后价值。
核心发现:FAR与OS显著相关,多因素分析仍具有独立预后意义
55例患者均为Child-Pugh A级,接受两种一线免疫联合方案
研究共纳入55例患者,中位年龄为71岁(67~65岁),其中男性41例(74.5%)。接受AB方案和DT方案的患者比例分别为63.6%和36.4%。
患者中,ECOG体能状态评分为0分和1分的比例分别为43.6%和56.4%;ALBI 1级和2级患者分别占52.7%和47.3%。此外,47.3%的患者存在门静脉血栓,29.1%的患者存在肝硬化。所有患者的肝功能均为Child-Pugh A级。截至数据截止时,49.1%的患者仍然存活。
表1. 晚期HCC患者的基线临床特征
FAR升高与较差OS显著相关
Kaplan–Meier分析显示,FAR高于105.38的患者OS明显较差,两组生存曲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3)。
单因素Cox回归分析进一步显示,FAR升高与较高死亡风险相关,风险比(HR)为3.130(95% CI:1.403~5.986,P=0.005)。
图1. 不同FAR水平患者的OS Kaplan–Meier曲线
PLR和HRR也与OS存在统计学关联
除FAR外,研究还观察到PLR及HRR与患者OS之间存在关联。以75.6为截断值,PLR较高患者的OS较差,Kaplan–Meier分析显示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8)。单因素Cox回归分析中,PLR升高与较高死亡风险相关(HR=4.442,P=0.044)。
对于HRR,以1.01为截断值进行分析时,不同HRR水平患者的OS存在显著差异(P=0.012)。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HRR高于1.01与较低死亡风险相关(HR=0.183,95% CI:0.042~0.791,P=0.023)。
图2. 不同PLR及HRR水平患者的OS Kaplan–Meier曲线
NLR与OS未观察到显著关联
研究还评估了NLR与患者OS的关系,以6.08为截断值进行Kaplan–Meier分析,不同NLR水平患者的OS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P=0.297)。
图3. 不同NLR水平患者的OS Kaplan–Meier曲线
多因素分析中,仅FAR保留独立预后意义
在纳入体能状态、肝癌病因、门静脉血栓、转移情况、ALBI评分、AFP及肝硬化等临床因素进行调整后,仅FAR仍具有独立预后意义。
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FAR升高与较高死亡风险独立相关(HR=2.791,95% CI:1.022~7.62,P=0.045)。
图4. 炎症相关指标与OS的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
研究启示:FAR有望为晚期肝癌免疫治疗预后分层提供补充信息
本研究提示,基线炎症状态可能与接受一线免疫联合治疗的晚期HCC患者的生存结局有关。其中,FAR在多因素调整后仍与OS独立相关,显示出作为潜在预后标志物的研究价值。与部分需要复杂检测的生物标志物相比,FAR基于常规实验室指标计算,具有相对简便、可及的特点。
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同时分析了多种炎症指标,但只有FAR在多因素模型中保留统计学意义,提示不同指标的预后信息可能存在差异。不过,FAR反映的并非单一肿瘤生物学过程,还可能受到肝功能、营养状态及全身炎症等因素影响,因此不能仅凭FAR水平判断患者是否能够从特定免疫方案中获益。
此外,本研究为单中心小样本回顾性分析,且同时纳入两种不同的一线免疫联合方案,仍存在选择偏倚及混杂因素影响。研究所采用的截断值也来源于本队列的探索性分析,尚未经过独立验证。因此,FAR目前更适合作为潜在预后分层指标,而非指导治疗方案选择的成熟生物标志物。
总结与展望
本项ESMO 2026研究显示,在接受一线免疫联合治疗的晚期HCC患者中,基线FAR升高与较差OS相关,并在多因素分析中保留独立预后意义,为基于外周血炎症指标开展预后风险分层提供了初步证据。
未来仍需通过更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验证FAR的预后价值及适宜截断值,并进一步明确其能否与现有临床指标结合,提高晚期HCC患者的个体化风险评估能力。
参考文献
[1] Decraecker M, et al.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Which Biomarkers Are Ready for Predicting Response in Advanced HCC? Liver Int. 2026 Jun;46(6):e70684. doi: 10.1111/liv.70684.
[2] Morra R, et al. Prognostic biomarkers for outcomes in patients (pts) with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HCC) treated with first-line immune-based therapy. ESMO Congress 2026. Poster 4330P.
[3] Gordan JD, et al. Systemic Therapy for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SCO Guideline Update. J Clin Oncol. 2024 May 20;42(15):1830-1850. doi: 10.1200/JCO.23.02745.
审批编号:CN-198870 有效期至:202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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