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纪下半叶,落后国家要想实现崛起,最快捷的办法就是走民族主义路线,普鲁士依靠民族主义统一德国,日本依靠民族主义实现富国强兵。然而晚清由于国情限制,未能推行德国或日本式的改良道路,最终落得丧权辱国的境地。不仅如此,晚清最大的错误,是通过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以及出卖东北的采矿权,让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霸主,带来空前的地缘灾难。哪怕清朝覆灭后,民国依然面临日本的威胁,相当于替前朝擦屁股。

17世纪上旬,明朝同时面临后金和农民军的威胁。但明朝的灭亡并非历史必然,崇祯有很多办法能够挽救局势。站在1644年的时点上,如果崇祯能早点下定决心南迁,或许能避开农民军锋芒,在江南重建山河,成为南宋2.0。至于李自成的大顺,由于急于向北京进军,在战略上面临被清军和明军两线包夹的态势,翻盘的可能性很低。

本文假设明朝以半壁江山的形式存在,像南宋那样延续了上百年。虽然是架空文,但不搞机械降神,严格依照历史逻辑进行推演。在这条历史线,主要探究三个问题:

1、在西方殖民者到来前,南明、北清、准噶尔三足鼎立,华夏历史进程会如何演绎?

2、在19世纪下旬,假如中国走上民族主义道路,会给东亚局势带来多大影响?

3、在20世纪上旬,一个提前实现工业化的中国,会让世界格局发生多大改变?

正文

1644年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随后举兵东征,山西、河北的沿途官员纷纷投降,眼看不日即可攻占北京。在这历史节点,紫禁城内展开激烈辩论,一部分官员主张效仿于谦死守,以拖待变;另一部分官员则主张南迁,依托淮河防线抵挡逆贼。在观点的背后,是利益分歧。固守派在北京购置大量田产,故而反对迁都。南迁派大多出身江南地主阶层,故而赞成在南京建立新都。

对崇祯来说,倘若迁都,到了南方很可能会被架空,权力落入东林党手中,重演东晋时期“王马共天下”的旧事。倘若死守,此时北京正闹鼠疫,守军战斗力大打折扣,很难抵挡闯贼突袭。还有个办法就是自己留守北京,让太子去南京。但如果这么做南方军阀势必拥立太子登基,自己沦为孤家寡人,重蹈唐玄宗覆辙。崇祯本就是优柔寡断的性格,理性告诉他南迁是最优选择,但他仍对北京的城防抱有一丝幻想。在反复权衡后,崇祯终于清醒了一次,决定举国南迁。

南迁的诏书颁布后,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很多大臣老泪纵横,恳请皇帝留守京城与贼人死战到底。他们在北京积攒丰厚的不动产,一旦北京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其财富将严重缩水。一些识时务者暗中与闯军联系,试图通过拥立新政权来保住荣华富贵。然而他们越是这样,就越是坚定了崇祯南迁的决心,此时闯军已逼近居庸关,且切断连通南北的京杭运河,留给崇祯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在压力面前,崇祯选择轻装易行,仅带上宗室和亲信大臣,在禁卫军的护送下前往天津,走海路进入山东。此时山东尚未被闯军控制,当地官员依旧效忠明朝。历经两个多月长途跋涉,崇祯终于抵达南京,此时北京早已沦陷。

崇祯南迁后,北京大多数官员选择留守观望,他们期待为新朝效力,继续担任国之“栋梁”。然而李自成举事以来,打出“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试图收买民心。赋税的匮乏与庞大的战争开支产生严重矛盾,为解决经费问题,李自成在北京掀起大规模追赃行动,从地主和官僚身上搜刮出数千万两白银,其数额远超明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

然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却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在南方,残余的明朝势力掌握雄厚的赋税来源,且拥有天然合法性;在北方,满洲人自立国号“大清”,随时准备入关劫掠。在经过权衡后,李自成认为旧明势力立足未稳,暂不构成威胁。当务之急是北上夺取山海关,构建阻挡清军的长城防线。

崇祯南迁前,曾给辽东总兵吴三桂颁布勤王诏书,要求放弃关外土地,全力驰援京师。然而关宁军行至半路时,便已接到北京沦陷的信息,甚至有传言崇祯皇帝已经遇害。这让吴三桂陷入两难,继续救援京师已然没有意义,退守山海关又很难抵挡闯军。起初,吴三桂决定接受大顺的招降,试图以献出山海关为筹码换取成为新朝元老的资格。然而不久后却传来其父吴襄被拷打甚至抄家的消息,吴三桂统领的关宁军大多出身地主阶层,对闯军的流寇作风甚是担忧。就在吴三桂陷入犹豫的时候,盛京那边却伸出橄榄枝,多尔衮许诺:如果吴三桂愿意率众来投,将被晋封为平西王,且获得保留土地和军队的权利。

多尔衮开出的条件远比李自成丰厚,在利益的驱使下,关宁军上下决定剃发称臣,效忠大清。1644年夏季,李自成亲率精锐部队进攻山海关,关宁军抵挡不住,眼看大顺就要取得胜利。就在此时,风沙大作,满洲铁骑突然出现在闯军主力后方,对其发起猛烈冲击。闯军连日作战,遭遇强敌后防线瞬间崩溃。在“一片石战役”中,大顺精锐受到重创,旧明降将趁机叛乱。由于无力维持华北秩序,李自成只能撤离北京,退守陕西。多尔衮则率领八旗军队进驻北京,正式建立清朝。

此时的华夏由三股重要势力支配,分别是由满洲人建立的清朝、由农民军组建的大顺、以及退守东南的旧明。由于崇祯皇帝依然存在,明朝掌握正统旗帜。在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下,多尔衮决定继续追击农民军,试图先统一北方,再图谋南下灭明。在潼关战役中,尽管闯军试图据险防守,但清军却借助红衣大炮轰开了坚固的城墙,闯军遭遇惨败。李自成被迫逃亡,最终死于地主之手。

清军与闯军的激战,给明朝整合长江防线争取宝贵时间。崇祯虽然刚愎自用,但由于合法性不容置疑,能弹压江北各路军阀。以左良玉为代表的军头虽有拥兵自重的野心,但也不敢公开违背朝廷旨意。在南京的统一指挥下,长江—淮河防线初步成型,明军试图借助江淮地区的复杂水网地形阻挡清军南下。

1645年,在平定李自成势力后,清军大举南下,先后攻占徐州、襄阳等战略要地,获得进攻南方的跳板。随后,在满洲兵的监督下,旧明降军向江淮防线发起猛烈冲击。在多尔衮看来,满洲兵人数不超过十万,仅靠这点人数很难完全统一中国。因此他大量任用汉人降将,由旧明降军打头阵充当炮灰,待对面消耗殆尽后再由满洲兵收割胜利果实。然而与本位面不同,由于崇祯皇帝还在,吴三桂很难打出“为君父报仇”的旗帜招揽人心,面对掌握正统叙事的南京政权,旧明降军缺乏作战积极性,很多基层士兵选择开小差。在淮安、盐城等地,清军接连碰壁,折损兵马无数。

由于战事不利,气急败坏的多尔衮选择投入八旗主力,试图以京杭运河为补给线,一鼓作气攻克南京,活捉明朝皇帝。然而八旗军常年骑马作战,对江南水土严重不服。在扬州,清军与明军爆发激战,八旗野战军一度围困明军主力,试图复制松锦会战过程,然而明军依靠水运获得源源不断补给,不断加固防御工事。随着江南气温上升,清军内部爆发瘟疫,战斗力急剧下滑,华北多地亦爆发叛乱。尽管洪承畴、范文程等汉臣劝说继续用兵,但多尔衮还是决定班师回朝,先解决内部叛乱后再南下灭明。

尽管明军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形势依旧严峻。在扬州保卫战中,大量军民阵亡,督师史可法壮烈殉国。清军北撤后,崇祯多疑的性格再次展现出来,对各路将领严加防范,明朝再次陷入内斗。不过迁都南京后,明朝可以更加高效地从江南汲取赋税,再加上很多藩王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被消灭,困扰崇祯多年的财政危机暂时解除。此时华夏形成定都北京的清朝和定都南京的明朝隔淮河对峙的状态,史称“北清”和“南明”。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汉奸孙之獬的建议下,曾推行“剃发令”,试图改变汉人的服饰和样貌。由于兵败扬州,为降低反抗力度,多尔衮被迫推迟剃发政策,仅要求关外汉人剃发,关内汉人则被允许保留旧制服饰和发制。后来,清朝进一步修改政策,允许不同的服饰和发制并存,但汉人只有剃发易服才能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此举引起北方汉人效仿,读书人纷纷留起鼠尾辫以博取功名。

李自成败亡后,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成为最强大的农民军势力。由于正面攻不破明朝的江淮防线,清朝试图通过迂回四川的方式击败明朝。在清军的压迫下,张献忠的大西军不是对手,被迫退出成都。随后,在清军的追击中,张献忠被流矢射死。其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转战,继续组织抵抗,在民族大义面前,李定国选择与南明合作,构建抗清联合阵线。

在后续的战斗中,李定国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多次击败清军,取得“两蹶名王”的战绩。消息传到南京,崇祯大喜,加封李定国为振威将军,鼓励其再接再厉。然而李定国的功绩却引来孙可望的猜忌,在经历一系列内讧后,孙可望选择投降清朝,出卖大量关键情报,西南局势再度变得严峻起来。

南明虽然打赢扬州保卫战,但北清控制襄阳和四川,占领长江中上游。此时多尔衮已经暴毙,掌握权力的顺治帝决定举全国之力建造战船,准备顺流而下消灭南明。在形势压迫下,南明决定招揽郑成功,郑氏家族掌握庞大海上武装,其势力遍布整个东南亚,与西方维持贸易往来。郑成功加盟后,经常通过海运的方式袭击北清后方,吸引清军主力回防。不仅如此,郑氏集团还通过贸易手段从西方购买火器,一定程度上平衡清军的骑兵优势。

依靠郑氏集团带来的水军优势,明朝牢牢控制长江中下游制水权,陆续收复武昌和荆州。明郑水师甚至试图攻占襄阳,但因陆战能力薄弱而失败。在海上,明郑水师收复台湾,驱逐当地的荷兰人,切断了清朝与西方的海上贸易渠道。

在西南方向,李定国退守云南和缅甸边境,积极组建战象和火器部队。在获得南明的财政补贴下,李定国的军队迅速壮大,借助地形条件与清军展开缠斗,多次击败八旗骑兵。由于清军主力被牵制在长江中游,西南防守较为薄弱,李定国趁机发动进攻。在昆明战役中,李定国击败吴三桂率领的关宁军旧部,引发清廷震怒,吴三桂遭到降爵惩罚。此后,李定国以云南为跳板,开启抗清第二战线。清军虽擅长野战,但面对云贵高原亦无可奈何。

顺治之后,清朝由玄烨统治,史称康熙皇帝。康熙上位后,依靠一系列手段铲除权臣,通过设立南书房等方式架空八王议政制度,成为清朝建国以来最有权势的君主。此时明朝的崇祯皇帝已经去世,新继位的皇帝朱慈烺立足不稳,权力落入内阁手中。

由于仅保留南方半壁江山,仅靠人头税无法维持正常财政支出,明朝只能鼓励海外贸易,依靠出口瓷器、茶叶、丝绸等高附加值商品赚钱。除江南外,福建和广东的很多港口城市逐渐兴旺起来。此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衰落,欧洲正值英国与荷兰争霸的时期,新教代替天主教在农村地区传播,对皇权构成挑战。西洋人带来的不仅是宗教,还有近代的科学与思想。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在士大夫阶层中备受欢迎,很多拉丁语和法语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掀起第二次西学东渐浪潮。

17世纪末,南明堪称第二个南宋,二者均依靠贸易来获取外部资源。不仅如此,为对抗满洲铁骑,南明大量仿制西方火器,高价聘请欧洲教官训练炮手。由于台湾问题,南明与荷兰关系陷入紧张,只能跟荷兰的竞争对手英国保持合作。此时英国尚处于崛起阶段,试图夺取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占领马六甲海峡。

康熙皇帝掌握权力后,通过尊重儒学、增加科举录用名额等方式笼络汉人地主阶层,继续维持满蒙联姻的国策,清朝呈蒸蒸日上之势。年轻气盛的康熙致力于消灭南明,统一整个中国。他提拔施琅、姚启圣等汉臣操练水师,负责协同步兵作战。在经过一番筹备后,清朝集结80万大军,兵分三路讨伐南明。其中西路大军以四川为基地,出巴东攻取宜昌;中路大军以河南为跳板,沿汉水围困武昌;东路大军从山东出发,浩浩荡荡杀向南京。

听闻清军南征的消息,南明朝野震动,很多大臣主张效仿吴越纳土归降。在朝会上,都察院御史夏完淳据理力争,与主和派展开舌战。他认为清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很多都是旧明降军组成,其士气和忠诚度未必可靠。只需长期坚守,清军必自乱阵脚。在夏完淳的鼓舞下,明顺宗朱慈烺大量启用主战派官员,决定奋起抵抗。

在东路战场,明军主力与清军沿淮河对峙,谁也不敢贸然出击。然而在中路和西路战场,荆州守将主动投降,导致长江中游防线洞开,清军乘势攻占湖北、湖南大片土地,仅武昌仍在抵抗。清军调集火炮连日攻城,武昌的城墙出现许多缺口,当地百姓自发上前线修补城墙,誓与城池共存亡。

就在明朝危难之际,振威将军李定国率领一支由大西军旧部、云南土著和缅甸雇佣兵组成的杂牌部队,翻越崇山峻岭,突袭北清的四川老巢。在川中盆地,明军与清军爆发遭遇战。在人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李定国假装败退,吸引清军追击。事先埋伏好的骑兵则迂回到清军后方,形成前后包夹之势。此战导致清军损失惨重,康熙被迫下令让一部分军队回防四川,清军在长江中上游发动的攻势得以减缓。李定国将治所从昆明迁往成都,怀揣光复西南之志。

在坚守三个月后,武昌城内的粮草陷入断绝,一些老百姓只能靠啃树皮充饥。但当地军民同仇敌忾,拒绝归顺北清。另一方面,明军水师在九江一带击败清军水师主力,重新夺得制水权,武昌军民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援军和补给。半年后,江陵和宜昌陆续光复。明军水师一路北上,封锁汉水并隔断了襄阳与樊城的联系。

对此情形,康熙暴跳如雷,他责令前线将领加紧攻势。然而在李定国的牵制下,长江中游的清军面临腹背受敌的态势,只能被迫收缩战线。在江淮战场,清军与明军互有攻袭,但均没能获得决定性战果。清军远道而来,每日消耗的钱粮物资都是天文数字。为保障后勤补给,清廷征发上百万民工到前线服役,老百姓苦不堪言。

在收复四川后,李定国在当地招兵买马,并继续从缅甸采购战略物资,组建了一支包括象兵、骑兵、步兵、火器营、藤牌兵在内的混编部队。他利用清军主力被牵制在长江中下游的机会,接连攻占巴县和汉中,获得拱卫整个四川盆地的屏障。就在李定国厉兵秣马,准备效仿诸葛亮北伐,收复关陇的时候。南明的保守派大臣却对李定国起了猜忌之心,他们纷纷弹劾李定国有割据西南的想法,并攻击其农民军背景出身。最终南明停止了对李定国部的财政支持,并以明升暗降的方式让他担任太子少保,要求他解除兵权赴京任职。

来自朝廷的打压让李定国心灰意冷,不久后便离开人世。为表忠心,李定国生前主动放弃行政权,让南京派遣的官员治理地方事务。几十年后,南明追封李定国为“晋王”,这是大明开国以来唯一被封的异性王。在后来的历史书上,李定国和岳飞一样,被尊奉为民族英雄的象征。

在经历八年的战争后,南明和北清财政均已见底,无力支持常年战事,双方只能开启议和。康熙要求明朝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每年支付岁币,双方结为兄弟关系,双方共享中华皇帝的法统,但此举遭到明朝拒绝。在经过多轮协商后,明清达成休战协议,双方以秦岭—淮河为边界,开放互市。

清朝入关后,八旗兵迅速腐化,不得不借助绿营的力量,康熙被迫搁置征服南方的野心。更重要的是,西北方向的准噶尔帝国利用明清战争的机会迅速崛起,统一漠西蒙古诸部。准噶尔帝国信奉伊斯兰教,借助贸易手段从俄国获取火器,实力极大膨胀,成为北清的致命威胁。康熙之所以跟南明签订停火协议,主要是为了集中资源对付准噶尔帝国。

康熙执政后期,清朝与准噶尔多次爆发战争。与历史本位面不同,由于缺乏江南雄厚的财力支撑,仅靠满蒙铁骑只能战术性压制准噶尔势力,但很难取得长期性的战略性成果。在与准噶尔的较量中,清军始终无法击败准噶尔主力,给予其卷土重来的机会。不仅如此,康熙时期黄河屡次发大水,沿岸皆成泽国。由于常年战争,清政府拿不出足够的钱粮赈灾修堤,很多过不下去的农民揭竿而起。但由于打不过满蒙骑兵,这些起义很快就被镇压。

康熙晚年,朝廷腐败横行,国内流民四起,已然不复之前的盛世气象。雍正继位后,大刀阔斧实施改革,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等政策。压在底层人民身上的担子得以减轻,清朝的财政从亏损转向盈余。但雍正时期清朝采取战略收缩策略,致使准噶尔帝国成功统一漠北蒙古,漠南蒙古的很多部族也倒向准噶尔,清朝的边疆形势岌岌可危。

明顺宗后期,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为缓解财政危机,明顺宗试图大幅提高工商税的覆盖范围和税率,但遭到江南官僚集团一致反对。由于经费短缺,南明的皇宫常年得不到修缮,皇室开支一再被精简。自崇祯时代以来,大量藩王死于战火,朱家子孙的话语权大幅下降。明顺宗时期最重要的改革,即削弱宗室成员福利待遇,此举为国库节省上百万两白银开支,曾困扰明朝的宗室问题得到缓解。

另一方面,由西洋人的基督教在南方农村大量传播,对封建统治秩序构成威胁。在经过权衡后,南明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禁教令”,很多传教士被逐出国内,教堂亦被查封。但为保障国库收入,南明并未限制与西方贸易往来。士大夫阶层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拥抱西洋的白银,摒弃蛮夷的歪理。

明顺宗死后,由于没有留下子嗣,朝臣为皇位继承问题争得头破血流。最终内阁决定从旁系中寻找合适人选,新继位的皇帝即为明德宗。明德宗执政后,为掌控权力,执意通过北伐来提升个人威望,朝廷分裂为拥护皇帝的主战派和主张割据的主和派。在仓促准备下,明军兵分两路,同时向开封和徐州进军。然而明军抵达中原境内后,却没有出现想象中“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场景。在经历北清多年统治后,当地百姓早已认可清朝子民的身份,对明朝缺乏认同。在徐州城下,明军遭到清军顽强抵抗,损兵折将。在主和派阻挠下,明军后勤补给始终无法得到保障,最终只能仓皇撤军。

北伐的失败导致主战派声望大跌,明德宗被迫向内阁分享更多权力,南明陷入宋朝那样“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窘境。北伐结束后,明清重新开启谈判。由于北清面临准噶尔威胁,雍正并没有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南明同意设置更高的马匹收购价,并增加茶叶等商品的出口配额,以代替战争赔偿。

在明军北伐的同时期,准噶尔帝国大举南下,接连占领陇西、河套等地,就连关中平原也受到威胁。准噶尔人遣使到南京,希望与南明结盟,共同夹击北清。南明在吸取宋金海上之盟的教训后,拒绝了准噶尔的结盟建议。另一方面,沙俄亦向黑龙江流域渗透,哥萨克武装与当地原住民多次爆发冲突,清廷选择息事宁人的态度。由于共同面临准噶尔帝国威胁,清朝与沙俄暂时维持合作关系,双方签订合约,确立黑龙江流域归清朝管辖。

从17世纪末开始,随着玉米、番薯、土豆等高产作物引入,中国的人口数量大幅增长,北清和南明的人口总量分别增长至1.5亿和2.5亿。由于南明并未推行类似摊丁入亩的政策,人口藏匿问题非常严重,官方统计的在册人口仅8000万人,流失大量税收。与本位面相比,由于南明没有实施“海禁”,在食物短缺的压力下,东南沿海大量人口向东南亚迁移,吕宋岛、婆罗洲、马来亚、暹罗的华人占比迅速提升。人口迁徙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华南地区土客械斗的压力,人口与耕地矛盾减少,以至于南明并没有爆发类似白莲教起义那种级别的内乱。

雍正在位时间虽然短,但通过一系列改革手段为国库积攒大量存银。乾隆继位后,依靠外交手段暂时稳住噶尔帝国,他决定重启对南明的战争,试图把明清边界推进至淮南地区。18世纪中叶,第六次明清战争爆发,清军放弃鲸吞战略,改为步步蚕食。尽管满蒙骑射依然保持相当强悍的战斗力,但此时明军从英法的东印度公司引进了燧发枪,由于效果卓著,这种武器得以大规模装配部队。相比火绳枪,燧发枪射速快、稳定性高。尽管明军并未习得西方的阵列步兵战术,但仅凭燧发枪就能对满蒙骑兵造成巨大杀伤。在第六次明清战争中,清军首次在平原开阔地带被明军击败,主将傅恒中流弹而死。消息传至北京,满朝文武震动,很多官员要求效仿南明引入燧发枪,但被乾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为理由驳回。

尽管南明在热兵器上占据优势,但击退清军后,江南地主阶层强烈反对北伐,他们担心收复北方后会稀释自身政治话语权,而且扩大战争意味着增税,这是他们坚决抵制的。在文官集团施压下,南明没有选择乘胜追击,主动放弃新占领的淮北土地,明清边界重回战前状态。

明德宗为抑制文臣,重用宦官,并派出大量税监去矿场征税,因而被扣上“暴君”的帽子。德宗晚年,朝政愈发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皇帝本人沉迷于丹药,拒绝参与朝政。南明的实际决策权被内阁掌握,与北清对比,南明对底层人民的剥削力度更重。由于士绅阶层有免税权,赋税压力主要落在农民头上。另一方面,西南方向的缅甸迅速崛起,与南明多次爆发冲突。明军一度深入缅甸境内,但因水土不服最终只能撤军。

乾隆后期,北清逐渐衰落。在与准噶尔帝国的战争中,清军败多胜少,西北和蒙古落入准噶尔手中。随着国力下降,北清转向战略收缩,主动缓和与南明的关系。此时南明的北伐派皆已老去,掌权者对收复失地不感兴趣,更倾向于维持现状,明清边境迎来几十年的和平。

19世纪初,南明政府进一步限制西洋文化在境内的传播,西学东渐的浪潮告一段落。由于战争压力下降,南明不再重视仿制西方武器。不过南明仍与西方维持贸易,以弥补税收缺口,广州、厦门、宁波成为东亚最繁荣的港口城市。由于耕地和水资源匮乏,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拖家带口迁徙至东南亚,并与当地土著爆发激烈冲突,一部分华人甚至在东南亚独立建国。南明政府拒绝承认海外华人的身份地位,并将其视为流寇,甚至任由殖民者剿灭。

此时的东亚大陆,呈现南明、北清、准噶尔三足鼎立的态势。南明尽管富庶,但缺乏进取心,更倾向于割据自保。北清则陷入衰落,大量马场被准噶尔人占领,只能依靠外交手段维持平衡。准噶尔帝国则同时与北清和俄罗斯交战,在中亚,准噶尔骑兵多次击败俄军,俘虏大批工匠,使其能组建一支强大的火器部队。到了嘉庆时期,准噶尔帝国占领了河西走廊与关中平原,并在当地修建大量清真寺,西北地区回教徒的比例明显增多。

随着城镇经济发展,南明的市井文化也随之兴起。法国大革命后,南明政府严厉限制外来思想传播,但艺术类却并没有被限制。西方的绘画技巧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流派。南明并没有像北清那样实施文字狱,对本土学术持宽容态度,继朱程理学和阳明心学后,儒学再度迎来创新。知识分子推崇个性解放,反映现实生活的白话文小说和戏剧受到广泛追捧。自宋代之后,中国迎来新一轮文化和艺术的辉煌期。

1840年,英国成为人类首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随着生产效率提升,英国急需庞大的海外市场倾销商品。然而在与南明的贸易中,英国长期处于逆差,大量白银流入江南。为阻止货币外流,英国选择向南明出口鸦片,此举引发南明统治阶层担忧。在经过权衡后,南明实施禁烟运动,销毁大量走私鸦片,由此引发了与英国的战争。

尽管英军远道而来,但其蒸汽战舰能无视风向变动驶入内河,航速和吨位远超明军木帆船,英军火炮口径和射程亦远超南明。尽管明军奋起抵抗,但仍敌不过英军,吴淞口炮台沦陷,英军逼近镇江一带。迫于形势,南明政府只能与英国签署屈辱的《广州条约》,不仅向英国赔偿战争经费,还放弃了关税自主权,并将香港岛租借给英国。

此后十多年里,南明逐渐沦为英国廉价商品倾销地,东南沿海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很多人因找不到生计沦为流民。1851年,广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队伍如雪球般越滚越大,一度占领长沙、武昌等地。在安庆,明军与起义军爆发激战,双方皆伤亡惨重。这场起义持续数年,沿途村庄遭到严重破坏,上亿人口受到波及。起义虽然最终被平息,但南明政府被迫放开地方团练,权力架构迎来重组,江南地主的话语权被削弱,朝政被淮系和湘系官员控制。

在南明爆发内乱的同时期,由于黄河改道等原因,黄泛区连年灾荒,苏北和山东地区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这些农民军自称“捻军”,为了跟满蒙骑兵对抗,捻军打造独特的骡马部队,依靠机动性与清军周旋。为平定叛乱,北清被迫向洋人借款,高价聘请洋枪队协助作战。在中外反动势力联手绞杀下,捻军起义最终被扑灭。

19世纪60年代,在平定内部叛乱后,南明的有识之士决定效仿西洋,开启革新运动。这些官员打着“求富”和“自强”的旗号,在长江中下游创办大量军事和民用工业。与本位面不同,南明的维新运动并没有限制民营企业发展,再加上东南沿海自身的工商业底子,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产业迅速崛起。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到了19世纪末,仅江南地区的纺织品出口量就超过法国本土,为朝廷创造大量外汇。

伴随纺织业的崛起,南明涌现出一批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的财富增长不再取决于耕地数量,而是依赖资本占有。这些新兴资产阶级一部分是地主出身,另一部分则靠白手起家。尽管明朝曾制定重农抑商的政策,但由于资产阶级贡献大量税收,商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甚至能影响政策制定。

维新运动不仅带来物质上的改变,也带来思想上的改变。自60年代以来,起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境内大量传播。在经过权衡后,南明政府决定把汉民族主义塑造为合法性来源。在华北地区,在汉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原本效忠北清的山河四省百姓纷纷觉醒,很多进步人士要求回归大明,促成华夏统一,满清在中原的统治秩序摇摇欲坠。

在国际层面,俄国在输掉克里米亚战争后,选择在中亚和远东谋求扩张。此时的准噶尔帝国走向衰落,曾大杀四方的准噶尔骑兵完全不是俄国火枪兵对手,被迫让出中亚地区。在俄国威逼利诱下,清政府割让黑龙江以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任由当地百姓被屠杀。由于在贸易和地缘上与南明存在矛盾,英法奉行“扶清抑明”的战略,拉拢北清对付南明。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则选择与南明合作,向其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在德国帮助下,南明创办江南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用于拱卫海防。不仅如此,德国还向南明派驻教官,按照普鲁士操典训练新军。

70年代后期,随着后膛枪和克虏伯重炮的普及,南明在军事层面上相对北清取得压倒性优势,举国上下要求开启统一战争。对新兴资产阶级来说,华北蕴藏大量煤炭和铁矿,是重要的原材料产地。对知识分子来说,在汉民族主义号召下,统一华夏是构建合法性的叙事来源。在民意和资本推动下,南明政府决定开启北伐,收复旧明江山。

与百年前的北伐不同,这次明军的行动异常顺利。在汉民族主义号召下,山河四省民众纷纷响应北伐军,北清的绿营军队集体倒戈。面对后膛枪的强大火力,满蒙骑兵被打得丢盔卸甲。在历史大势面前,清朝皇帝选择放弃北京,仓皇逃亡至东北。英法曾试图介入中国统一战争,并以关税为抵押向北清提供贷款,但在汉人北伐军面前,英法组建的洋枪队难以扭转战局。为阻止中国统一,英法甚至扬言要出动海军封锁长江出海口,但清军在华北的抵抗仅维持了半年,英法只能不了了之。

1879年,明军进驻北京,主将李秀成举行祭天仪式,告慰在抗清战争中英勇捐躯的先人。在沦陷两百多年后,华北重回大明版图。然而朝廷却掀起是否迁都的争论,一部分大臣认为应该把首都迁回北京,以彰显正统;另一部分大臣则认为北京受满蒙文化影响较深,不适合作为首都。在经过讨论后,朝廷决定设置南京为首都,北京为陪都,设置六部等机构。

收复华北后,明军打算一鼓作气进入东北,驱逐建奴,收复辽东。然而俄罗斯把东北视为自身势力范围,为阻止明军北上,俄国拉拢英法等国介入,以战争为威胁迫使明军止步山海关。在俄国干预下,北清统治者选择自去帝号,放弃清朝的称谓,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满洲国定都长春,并与俄国结为军事同盟,邀请俄军入驻,事实上沦为俄国保护国。自此之后,汉人与斯拉夫人的矛盾愈发尖锐。

华北光复后,明军选择西出潼关,接连收复被准噶尔帝国占领的陕西与甘肃地区,并推进至嘉峪关一带。在现代火器面前,准噶尔帝国不堪一击,只能遣使求和。至此,除辽东以外的汉地十八省皆回归大明版图。为阻止西北宗教化,朝廷在陕甘地区大力宣扬儒学,重拾华夏正统。

19世纪80年代初,在初步统一华夏后,朝廷就国体问题展开讨论。为适应世界新形势,明朝政府决定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在军事上,中国以德国为参考对象,设置总参谋部和预备役体系,在江南水师的基础上打造东洋舰队,合并福建与广东水师为南洋舰队,并单独设置北洋舰队以拱卫渤海湾。

80年代中期,法国入侵印度支那,并在越南北部与中国爆发冲突。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借助丛林地形围歼法军主力。另一方面,法国远东舰队试图对海南和台湾进行袭扰,但被南洋舰队击退。在英美调停下,中法达成和平协议,中国获得印度支那北部,并在此设置广南省,以河内为省会;法国取得印度支那南部,以西贡为首府。

与法俄关系的破裂进一步巩固了中德关系,在德国帮助下,中国不仅获得建造铁甲舰的技术,还掌握了生产毛瑟步枪和克虏伯重炮的能力。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英国选择扶持日本扮演远东代理人,试图借助日本消耗中国国力。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野心迅速膨胀,制定征服朝鲜和琉球的计划。由于畏惧大明海军实力,日本迟迟不敢动手。直到获得英国支持后,日本利用海外贷款扩充海军,从英法采购新式军舰。1894年,日本借口侨民问题入侵琉球王国,琉球末代国王逃亡至南京,向中国求援。在经过评估后,中国决定效仿万历援朝,出兵援助琉球。

在宫古海峡,南洋舰队和东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激战,日本海军虽然装备英制速射炮,但无法击穿德国设计的复合装甲。不过德式军舰的缺点在于航速慢、射速低,装备的黑火药很难对敌舰造成有效杀伤。宫古海战整整打了两天,中日双方互有伤亡,日军旗舰“松岛”号被击沉,中方多艘铁甲舰亦遭到日本鱼雷艇袭击。从战术来看,双方堪称平局;但从战略来看,中国财政实力比日本更雄厚,一旦战争陷入持久化,中国更容易坚持到最后。

1895年初,北洋舰队也参与到对日作战中。在海军掩护下,中国军队在琉球南部登陆,在经过一番鏖战后,击退了驻守里士城的日军。随后,中国海军挫败了前来增援的日本联合舰队,迫使其退守本土。北洋舰队封锁大隅海峡,切断日本本土与琉球的联系,部署在琉球的三万日军陷入进退两难。

至此,日本已债台高筑,无力维持战争,只能恳请英美出面调停。在南京的朝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围绕对日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主战派认为应一鼓作气登陆九州岛,逼迫日本成为附庸国。主和派则担心对日本太强硬会引发国际干涉,英俄等国可能会介入中日局势。在经过一番权衡后,中国决定接受日本的和谈请求,按照协议内容,日本放弃对琉球的全部领土诉求,从当地撤出所有军队,并向中方支付战争赔偿。

这场战争宣告明治维新走向失败,愤怒的日本民众要求政府下台,一些藩阀掀起叛乱。为支付战争赔款,日本被迫向英法借债,仅利息支出就占财政收入四分之一。战争过后,日本重新审视脱亚入欧的战略,岛内掀起“中华热”,很多青年赴华留学。不仅如此,中日关系触底反弹,原因是俄国见日本衰败,试图占领北海道。出于对俄国的担忧,中国对日政策从遏制转向拉拢,鼓励日本在北海道问题上持强硬态度。

19世纪90年代,中国工商业迎来繁荣时期,轻工业取得长足进步,纺织品甚至能反向出口欧洲。上海则发展为远东第一大城市,被誉为冒险家的天堂。1890年,中国效仿荷兰设立上海金融交易所,以满足实体企业融资需求。但这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投机狂潮,很多人血本无归。90年代末,为与国际社会接轨,南京颁布《中华帝国宪法》,规定国体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国家,内阁是最高决策机构,皇帝的话语权被进一步削弱。尽管成立了帝国议会,但议员的实际权力受限,仅起到象征作用。

90年代最重要的改革在于废除拥有上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改为推广新式教育。此举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很多读书人进京抗议,朝廷不得不延缓科举改制进程,以渐进方式缩减科举录用名额。由于教育资源薄弱,新式学堂仅在城市地区得到推广,农村地区仍以传统私塾为主。

90年代末,俄国的魔爪逐渐伸向朝鲜,试图把朝鲜变成附庸国。朝鲜国王李熙遣使南京,要求恢复与中华的宗藩关系。另一方面,曾经不可一世的准噶尔帝国因皇位争夺问题,分裂成东准噶尔和西准噶尔,前者位于蒙古地区,后者则位于西域。在俄国威胁下,西准噶尔割让巴尔喀什湖周边大片土地,东准噶尔则被迫接受俄国“保护”。

在有识之士看来,伴随俄国在远东扩张,中俄的矛盾走向不可调和,两国之间必有一战。对汉民族主义者来说,辽东自古以来就是华夏版图,然而收复辽东就必须驱逐驻守当地的俄军。1893年,俄国与法国缔结军事同盟协定,随后,中国与德国签署针对俄国的秘密协议,东北亚呈一触即发之势。

然而1898年美西战争的爆发,导致中国只能暂时搁置俄国问题。自崇祯时代以来,大量汉人迁徙至东南亚,垄断了南洋贸易网络。美国战胜西班牙后,要求西班牙割让菲律宾。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还颁布修正案,把《排华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整个菲律宾。菲律宾有数百万华人,与母国保持密切往来。

随着汉民族主义兴起,舆论对海外华人的处境非常关切,很多人认为应赋予东南亚华人中国公民的身份,有议员甚至高呼:“凡日月所照,皆为汉土;江河所至,皆为汉臣。”更重要的是,东南亚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资源是民族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在舆论施压下,中国对美国提出强烈抗议,甚至出动军舰在菲律宾沿海巡航,以保护当地侨民不被驱逐。经过多番交涉,中美达成初步谅解,美方同意修改法案,不再遣返菲律宾本地华人。

自60年代以来,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同时崛起。起初美国奉行门罗主义,对西太平洋事务不感兴趣,出于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与中方维持良好关系。然而美西战争后,随着美国控制菲律宾,中美之间开始出现矛盾,美方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这为两国的后续冲突埋下伏笔。

在解决菲律宾问题后,中国转向对俄交涉,要求俄国从满洲撤军。然而沙皇态度强硬,不断向远东增兵,仅旅顺到哈尔滨铁路沿线就部署了二十万军队。不仅如此,俄国还加快西伯利亚铁路修建,以方便从欧洲向远东调兵。在外交手段无果后,1904年,中国对俄国宣战,中俄战争正式爆发。

在国际层面,英美对中俄均持警惕态度,高举中立旗帜。法国名义上是俄国盟友,但不希望俄国的精力被牵制在远东,仅象征性予以俄国支援。德国则与中国缔结过反俄密约,大量德国军官以观摩身份前往中国。日本则因北海道问题与俄国交恶,更倾向于中国的立场。

清廷北遁后,满洲国逐渐沦为俄国附庸,长春和哈尔滨到处都是俄国移民。然而满洲国的存在,成为中华帝国构建合法性叙事的障碍。毕竟北清统治中原数百年,曾与南明争夺正统地位。在南京看来,伪满洲国乃割据政权,试图倚俄谋独。在和平谈判无果后,武力统一成为唯一选项。

中俄战争打响后,北洋舰队第一时间封锁旅顺口,把俄国太平洋舰队堵死在港内。由德国教官训练的新式陆军则在金州登陆,试图迂回到旅顺俄军后方。中俄军队围绕旅顺要塞展开激烈争夺,尽管汉人士兵英勇拼杀,但面对俄军的机枪阵地,一时竟未能取得进展。

在当地百姓带领下,中国一支小股部队奇袭203高地的俄军,并夺取这个战略制高点。之后,中国军队在此架设火炮,炮轰港内海陆军目标,俄军防御体系就此崩溃,俄太平洋舰队无奈投降。在打赢旅顺战役后,中国军队沿铁路北上,向沈阳进军。双方累计投入上百万兵力,数千门火炮彼此对轰,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陆军会战。由于后勤补给问题,俄军率先撤退,辽东光复。

不甘心的沙皇抽调波罗的海舰队,组建第二太平洋舰队增援远东。但在行驶台湾海峡途中,遭到南洋舰队以逸待劳,俄国主力舰接连被击沉。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沙皇已经丧失全部筹码,只能与中国开启谈判。

在美国调停下,中俄达成协议,俄国从满洲撤军,废除与满洲国军事同盟协议,俄国放弃在南满地区的筑路权和采矿权。由于俄国承担了修建中东铁路的大部分资金,中国允许俄国保留从满洲里到绥芬河铁路线的经营权,并以赎买方式收回哈尔滨到大连铁路的权益。

俄国撤军后,满洲国迎来灭亡倒计时。1905年,中国军队进驻长春,末代皇帝溥仪宣告退位,东北四省成为中华帝国版图。舆论为之鼓舞,《申报》发表社评:“辽东光复,先帝遗愿成真;敌酋授首,大汉民族万岁。”

中俄战争堪称工业革命以来黄种人第一次战胜白种人,受此鼓舞,亚洲各殖民地掀起独立运动。这场战争也给与中国极大的民族自信心,中国发起修约运动,收回关税自主权。关税取代厘金,成为最重要的财政收入项目。

对俄战争胜利后,如何处置朝鲜问题成为新的难题。在旧明时代,朝鲜曾是中华藩属,亦是辽东屏障。但北清入主中原后,朝鲜投靠北虏,成为大明威胁。在经过激烈讨论后,南京决定在朝鲜和琉球实行“撤藩置省”,单独设置朝鲜省,省会汉城,并把琉球群岛并入台湾管辖。

20世纪10年代,欧洲战争阴云密布,同盟国和协约国都希望拉拢中国入局,但遭到南京拒绝。1914年,受萨拉热窝事件推动,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陆军建设曾效仿德国,军方的亲德派要求履行《中德密约》,向俄国宣战。然而文官政府认为德奥以小博大,难成气候,主张恪守中立,等待战局变化。在反复权衡后,中国以《中德密约》为防御性质协定为由,保持局外中立,但暗中仍向德国提供有限支持。

一战爆发后,英国宣布对德国实施海上禁运,中国与德国维持贸易的商船遭到英国扣押,南京为此发出抗议,但遭到伦敦无视。另一方面,随着战争长期化,贸易订单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民族工业迎来黄金期。在收复东北后,中国获得发展重工业所必须的煤铁资源,电力、铁路、机械、造船等产业迅猛崛起。1900年—1920年期间,中国制造业产能占全球比重从9.6%暴涨至18.5%,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美国、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大赢家。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城市实现电气化,一幢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然而在经济成就的背后,贫富差距问题也随之出现。由于教育资源匮乏,全国识字率不超过30%,很多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饥荒年份甚至要靠卖儿卖女为生。对于日子过不下去的底层人来说,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成为无奈选择,上千万人从河北、山东出发,涌入东北寻求出路。

1917年,俄国爆发内乱,沙皇政府垮台。随后,美国向德国宣战,胜利的天秤朝协约国倾斜。出于跟德国的传统友谊,以及维持欧洲均势的诉求,中国并未加入协约国阵营,而是利用英国在远东战略收缩的机会,出兵青藏高原。在近代时期,这片土地曾被准噶尔帝国控制。准噶尔衰落后,青藏地区沦为英国势力范围,成为拱卫英属印度的屏障。然而青藏高原亦是拱卫川陕地区的屏障,对西部边防有战略意义。中国军队进入拉萨,并驱逐由英国扶持的傀儡政权,由南京派遣官员参与治理。

收复青藏高原导致中英矛盾变得尖锐起来,英国担心中国进一步染指英属印度,一部分议员甚至扬言对华宣战。但由于欧战处于关键阶段,英国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默认了中国对青藏高原的治理权。不仅如此,随着华人在东南亚扩张,英国对中国的防范之心越来越重,“中国威胁论”的相关书籍在英美畅销。中国对德国的支持态度也让英国强烈不满,根据问卷调查,大部分英国民众对华持负面看法。

1918年底,受海上封锁影响,德国物资陷入断绝,被迫签订停火协议,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相继瓦解。1919年,英、法、美、意等国召开凡尔赛会议,讨论战后国际秩序划分。尽管中国是远东第一强国,但由于始终没有加入协约国,因此未在邀请之列。在凡尔赛会议上,德国遭受严厉惩罚,不仅割让大片土地,还要支付巨额赔偿。不仅如此,会议还讨论远东问题,英法等国发表《远东局势联合声明》,谴责中国的亲德立场,并刻意炒作青藏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甚至一度召回驻英大使,并将中法关系降低至代办级。

在凡尔赛会议上,英法垄断了会议进程,美国和意大利的诉求均未得到满足,意大利元首愤然退席,美国国会则拒绝批准加入国联的法案。不仅如此,英法虽然邀请中国加入国联,但拒绝给与常任理事国地位,因此遭到中方代表拒绝。最终,国联沦为英法提线木偶,实力强大的中、美、苏、德等国均被排除在外,这为凡尔赛体系崩塌埋下伏笔。

20年代初,远东局势可谓错综复杂。一方面,一战后英国债台高筑,被迫执行战略收缩,试图裁减海军规模。另一方面,中美作为一战最大赢家,掌握全球接近一半的工业产能,却陷入军备竞赛的困境。为缓解矛盾,1921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商讨凡尔赛会议没能处置的远东问题。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美外交代表争得头破血流,双方均认为对方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会威胁自身安全。在经历为期一年的争论后,会议达成《五国海军公约》,规定中、美、英、法、意的主力舰总吨位限额比例分别为5:5:5:1. 5:1.5。由于凡尔赛会议把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屿交由美国托管,条约还规定除台湾和夏威夷外,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屿一律停止新建海军基地,维持现状。

按《广州条约》规定,英国享有租借香港岛99年的权利。在中国施压下,英国被迫放弃租借权,提前归还香港。两年后,中国与葡萄牙举行谈判,收回了自几百年前被葡萄牙窃取的澳门。香港和澳门被并入广东管辖,地方官员由南京委派。

华盛顿会议还就俄国问题展开讨论。尽管中俄在地缘上存在矛盾,但作为君主制国家,南京政府并不希望沙皇制垮台,因此在苏俄内战中更支持白军,然而最终结果却是红军取得胜利。在会议上,中方建议组织多国联军,干预俄国局势,但这项建议遭到英美反对,它们不希望中国在远东扩张,最终俄国问题不了了之。

随着局势缓和,欧洲迎来战后重建浪潮,美国亦迎来柯立芝繁荣,福特发明的流水线得到推广,汽车产业成为美国经济支柱,股市持续上涨。在出口带动下,中国经济景气度明显提升,随着居民收入提升,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支柱,对个人权利提出更多要求。左翼运动高涨,传统文化受到冲击。随着共和思想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废除君主制。为缓和社会矛盾,南京赋予国会更大权力,允许国会在非关键议案上行使否决权。

然而战后经济繁荣并没能持续太久。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继而引发了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各大工业国均受到冲击。不仅如此,这场危机还导致西方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美国颁布《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升进口税率。英国则推出“帝国特惠制”,设置进口配额。由于对华常年处于贸易逆差,英美均对中国商品采取歧视性政策,以“去风险”为借口限制对华贸易。

由于出口受阻,沿海和沿江地区大量工厂倒闭,工人纷纷下岗,引起大范围失业潮,上海、青岛、重庆等大城市出现很多贫民窟。起初南京政府试图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但经济迟迟不见起色。在经过专家讨论后,南京祭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在全国范围内修建铁路、公路和水利设施,以工代赈。1895年,中国铁路里程不到一万公里;1920年,中国铁路里程已经飙升至四万公里;到了1935年,中国铁路里程更是突破十万公里,基本建起“四纵四横”的铁路网络。然而基建突飞猛进的背后,是债务的积累。信贷向公共部门倾斜,对私营部门造成挤出效应。

30年代的中国,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中产阶级萎缩,社会氛围变得保守。社会涌现两股重要思潮,一股是由学生牵头的左翼运动,希望引进布尔什维克主义,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另一股则是保守派主导的右翼运动,主张拥抱汉民族主义路线,致力于颠覆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把殖民者赶出东南亚。由于社会变得两极化,自由派人士越来越不受待见,共和思想沦为边缘学说。

随着内外形势变化,南京政府决定吸收民族主义路线,以巩固执政合法性。按照汉民族主义的观点,东南亚乃至澳洲,本是汉人的应许之地,只不过因为历史原因被白种人窃取。中国有义务解放南洋,将殖民者一个不留地驱逐出去。这一观点不仅被国民接受,亦在东南亚华人社区广泛传播。婆罗洲、马来亚、新加坡的华人举行暴动,要求与祖国统一,遭到殖民地军队镇压。

在欧洲,德国不甘心受到《凡尔赛协议》约束,拥抱德意志民族主义,这与奉行汉民族主义的中国产生交集。出于地缘和意识形态等原因,中德关系迅速走近,中国有丰富资源,德国有先进科技,二者实现互补。装满钨、锑、锡等矿石的船只从上海起航,驶往汉堡;德国军事专家则携带图纸,手把手教中国工程师改进坦克和飞机。为绕开英法管控,德国甚至把一部分武器生产链转移到中国,并在汉口设立秘密训练基地。

由于意识形态对立,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早在20年代,中国因收回中东铁路经营权与苏联爆发局部冲突。直到30年代初,中国才正式承认苏联。另一方面,苏联成立后在东准噶尔策划革命,扶持当地王公上台,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在当地驻扎军队。此举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两国一度断交。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频繁爆发对峙,双方部署百万大军,呈剑拔弩张之势。

由于东南亚汉民族主义兴起,英美对华政策急转直下,有些议员公然发表“黄祸论”观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不甘示弱,纷纷要求突破《五国海军公约》限制,以英美为假想敌大幅扩充海军。在民意推动下,国会高票通过了扩建海军的议案,大连、上海、福州的造船厂同时建造航母,致力于保卫海上生命线。

自明治时期输给中国后,日本陷入政治分裂的境地,藩阀之间互相争斗,天皇沦为傀儡。一战后,在苏联扶持下,关西势力迅速崛起,开启东征进程,传统的封建藩阀接连战败。到了30年代中期,日本本土名义上统一,但北海道由苏联控制。为摆脱苏联影响,日本选择倒向美国,并与美国签订军事同盟协议。

日美同盟虽然初衷是为了对付苏联,但美国在日本驻军的行为对中国产生刺激。中国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发出外交通牒,要求日本废除与美国同盟协议,驱逐驻日美军,此举遭到日本拒绝。不仅如此,日本舆论开启反华宣传,要求中国归还所谓的“冲绳”,中日关系从蜜月期转向敌对期。

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德国依靠闪电战横扫西欧,荷兰、法国相继投降。荷兰与法国在东南亚有大片殖民地,形成势力真空区。在与维希法国政府交涉后,中国以保护华侨为由,派遣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并在当地修建机场。作为回应,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禁止关键金属出口。

英法的衰败让中国进一步坚定了进军东南亚的决心,然而经营东南亚势必要跟美国发生碰撞,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成为中国南下障碍,驻扎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亦对中国构成威胁。在此背景下,中国进一步与德国靠拢。1940年,南京与柏林签订《中德防务协定》,共同抵御来自苏联与美国的军事威胁。

1941年6月,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集结500万兵力,分三路进攻苏联。其中北路向波罗的海三国推进,直指列宁格勒;中路从波兰进入白俄罗斯,目标是莫斯科;南路针对乌克兰,试图夺取苏联的粮食供应基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苏德战争正式爆发。

同年7月,中国依照《中德防务协定》向苏联宣战,中国军队兵分三路,东路军以东北为跳板,越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直指苏联远东地区;中路军北上蒙古,试图切断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线;西路军从甘肃出发,打算收复西域,夺回汉唐故地。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被称为“七月风暴行动”,亦成为东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陆军会战。

在外东北地区,中国集结150万大军,与当地70万苏军进行决战。由于引进了德制坦克和飞机生产线,再加上本土技术改进,中国在武器装备上并不逊色于苏联。反观远东苏军缺乏足够后勤保障,士气低落。历经三个月鏖战后,远东苏军陷入重围,大部分士兵被俘虏。海参崴、伯力、海兰泡、庙街等地被纳入中国版本,黑龙江获得真正的出海口。

在蒙古方向,中国军队接连收复察哈尔、绥远、宁夏等省份,内蒙古回归中国版图。自19世纪末以来,很多关内百姓通过“走西口”的方式迁徙至内蒙地区,汉人早已成为当地主体民族。在外蒙古,受苏联扶持的蒙古军队不堪一击,蒙古领导人仓皇逃往苏联,遭到枪决。到了11月底,中国军队顶着风寒进入贝加尔湖,此处曾是苏武牧羊所在地,实现切断西伯利亚铁路的战略目标。

由于后勤补给问题,西路军进展较为缓慢,依靠公路维持弹药输送。西准噶尔正规军战斗力非常弱,主要依靠游击战等方式坚壁清野。1942年,西路军抵达伊犁河谷,准噶尔帝国正式灭亡。然而后续的剿匪战斗又持续了一年多,造成部分人员伤亡。在收复西域后,中国设置安西省,省会伊犁,并通过移民等方式改变当地民族结构。

与本位面相比,苏联由于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无法从远东抽调兵力。1941年底,莫斯科沦陷,苏联政府被迫撤退至乌拉尔一带继续抵抗。由于铁路枢纽被德国掌控,南北方向的苏军无法互相支援,只能各自为战。1942年,德国发动南线战役,试图攻占斯大林格勒,夺取高加索油田。

中苏战争爆发后,美国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废除《中德防务协定》,停止与苏联的战争,此举遭到南京拒绝。不仅如此,中国要求美国声明《日美同盟协议》不针对中国,且从日本撤军。两国谈判破裂后,美国对中国实施能源禁运,冻结中国资产。随后,英国与荷兰也纷纷跟进。

20世纪40年代,大庆油田并未被勘探,中国仍是贫油国。在外部能源输入被切断的背景下,本土石油供应仅能维持一年。在经过权衡后,中国决定向东南亚进军。1942年初,中国海军封锁马六甲海峡,陆军在婆罗洲登陆,试图接管荷兰在印尼的殖民地。作为回应,英美荷集体向中国宣战,印太战争爆发。

自17世纪以来,华人源源不断从中国迁徙至东南亚,改变了当地的民族结构。战争爆发后,由华人内阁领导的泰国政府倒向中国,并与中国缔结军事同盟协议。随后,中国军队从泰国借道,穿越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抵达柔佛海峡北侧,切断了新加坡淡水补给。另一方面,南洋舰队主动出击,在孟加拉湾击败了前来增援的英国远东舰队。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驻守新加坡的英军只能无奈投降。

同一时期,在当地华侨的配合下,中国军队很快就占领了东印度群岛,大部分荷兰守军不战而降,但仍有少数顽固派炸毁油田设施。为确保石油供应,中国从本土抽调大量工程师,前往南洋修复油井。到1943年,印尼的石油产量恢复至战前水平,基本满足中国军用需求。

另一方面,中国从缅北出兵,攻占曼德勒。南洋舰队则封锁仰光港,切断英军海上退路。缅甸路况非常复杂,为保障后勤补给,中国从后方征调数十万民工抢修公路。丛林作战带来诸多挑战,士兵面临非战斗性减员风险。整个缅甸战役前后历时半年,英军主力部队被悉数歼灭,仅少量人员逃亡至印度。

由于忌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中国最开始并未对菲律宾发动进攻。直到美国对华宣战后,在海军掩护下,中国军队在吕宋岛登陆,受到当地华人踊跃欢迎。驻菲美军士气低迷,仅作象征性抵抗,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仓皇逃离。对菲战役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在华侨帮助下,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

1942年春,中国占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随后,中国军队在达尔文港登陆,与前来增援的澳新军团展开巷战。在珊瑚海域,中国海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爆发决战。中国出动了六艘航母,美国则出动了四艘航母。在夜幕掩护下,中国海军航空兵突入美国海军阵中,击沉美军“约克城号”和“企业号”航母,“大黄蜂号”航母动力受损。美军亦展开报复,中国海军旗舰“霍去病”号航母被多枚鱼雷击中,失去作战能力,只能由拖拽船拖回;“李靖”号航母油库被炸穿,燃起熊熊大火,因损管能力不足只能弃舰。在返航途中,“徐达”号航母遭到美国潜艇偷袭,船舱部分进水。

珊瑚海战成为人类历史规模最大的海战,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高素质的精英飞行员,美国的优势在于损管和情报搜集能力。从产能来看,美国工业产值和造船能力高于中国,但美国面临两线作战难题,仅能分配一半资源给太平洋舰队。中国的造船厂则加班加点,尽一切手段满足海军订单需求。在战术层面,珊瑚海战中美堪称平手;但在战略层面,此战后中国仍掌握西太平洋制海权,美国太平洋舰队只能退守夏威夷。

1942年秋,中国按照民族自决原则,在吕宋、‌占城、婆罗洲、马来亚、苏门答腊的华人聚集区发起公投,使其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澳洲领土过于庞大,尽管中国成功控制达尔文港,但澳大利亚政府拒绝妥协,甚至号召民众深入内陆打游击战。经过评估后,中国放弃了进攻堪培拉和悉尼的计划,决定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修筑防御工事,打造抵御美军的岛链。

在丢掉东南亚和澳洲北部后,美国失去了进攻中国本土的跳板。白宫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本对中国开战。此时的日本只是名义上维持统一,内部四分五裂,西南藩阀对关西政权并不服气,日本政府并不想跟中国撕破脸。在施压未果后,美国以盟友名义强行征用日本军用机场,以日本为跳板对中国实施远程空袭,上海、台湾等地遭到轰炸。

对此结果,中国向日本发出通牒,要求日本结束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未得到满意答复后,东洋舰队出动出击,轰炸横须贺的美军基地。在日本境内,中国与美国爆发激烈空战。为解决飞行员缺口,中国鼓励高校学生参加航空培训,为空军储备人才。日本政府则宣布局外中立,任由中美交火。在北海道问题上,日本同时有求于中美,不愿得罪这两个超级大国。

占领缅甸后,中国试图向印度进军,但由于地形和交通限制,进展并不顺利。在经过一番考量后,中国决定扶持印度反殖民武装,借助印度民族主义推翻英国统治。在中国的资金和武器支持下,印度各地爆发大规模起义,英属印度沦为英国财政包袱。

在接连丢掉莫斯科和远东后,苏联的战力受到严重削弱。不仅如此,北洋舰队封锁了美国援助苏联的太平洋航线,导致苏联获得的外部援助明显减少。1943年,德军攻陷斯大林格勒,打通了前往高加索油田的道路。为防止德国获取石油资源,苏联向高加索输油管道注入水泥。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高加索油田都不能恢复正常使用,德国仍面临能源短缺问题。

德国的军事胜利导致西班牙和土耳其纷纷改变外交战略,对英美苏阵营宣战。西班牙封锁直布罗陀海峡,土耳其则出兵格鲁吉亚。德军辗转南下,攻入伊朗地区,重新扶持亲德国王上台,伊拉克等地爆发阿拉伯人起义,英国在中东的统治秩序摇摇欲坠。

为牵制德军,英美发动北非战役,并在西西里岛登陆。面对获得充分补给的隆美尔军团,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另一方面,英美军队一度攻入南意大利,但被前来支援的德军装甲师击退,双方沿墨西拿海峡对峙。

1944年,苏联丢失了欧洲区域大部分城市,只能退守乌拉尔山脉,其人口损失超过6000万,人口年龄曲线崩溃。中美则进入比拼造舰产能的阶段,双方在西太平洋地区爆发多场海战,但均未取得压倒性优势。此时日本的美军基地被全部肃清,岛国再次陷入分裂,藩阀之间互相征战,日本沦为中美代理人战场。

1944年底,美国迎来选举,由于战事不顺,罗斯福政府黯然下台,新上任的共和党政府主张跟中国媾和,承认东南亚是中国势力范围。但美国同样提出苛刻要求,让中国退出与德国同盟关系,并从澳洲撤军。这些要求遭到中国拒绝。

自二战爆发以来,美国一直在推动“曼哈顿计划”,试图秘密研制原子弹。在情报部门努力下,中国获悉美国正在制造威力巨大的武器,担心其率先应用于战场。在德国科学家帮助下,中国启动原子弹研制计划,并高价从全球各地采购铀矿资源。除航母竞赛外,中美也迎来核竞赛。

到了这种境地,后续走势存在很大悬念。如果美国先于中国造出原子弹,将获得巨大战略优势。但原子弹需要载具进行投掷,如果美国空军不能突破中国防空网,它很难威胁到中国本土城市。相比之下德国更有可能遭受美国核打击,毕竟美国轰炸机可以从英国起飞,向西欧大城市投掷原子弹。但如果没有苏联陆军配合,仅靠原子弹想迫使德国投降不太容易。

如果中国或德国能在之后的几年里制造原子弹,就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在核威慑压力下,中德阵营和英美苏阵营或开启和谈,德国成为欧洲霸主,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获得主导地位,美国则掌握整个美洲的资源,中美德呈现三足鼎立之势,迎来和平竞赛阶段。德国的民族主义政策很难维持长效统治,欧洲或再度迎来分裂,世界呈现中美G2格局。

后记

如果明朝的国祚得以延续,中国历史或许会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南明必须拉拢江北军阀,统战大西军旧部,构建秦岭—淮河防线。其次,只掌握半壁河山的南明或转变汲税方式,重视海洋经济,依靠外贸获取财政资源。再次,南明的文化氛围可能会比清朝宽松很多,西学东渐的浪潮可能会延续下去。

更重要的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作为汉人政权,明朝可能会走上民族主义道路,引进西方工业文明成果,大规模训练现代陆军。凭借远超日本的体量,甲午战败的悲剧或能避免。到了20世纪下半叶,由于欧洲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中国或许能像美国那样隔岸观火,甚至收割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赢家。

从地缘角度,近现代时期德国是中国的天然盟友。二者均不满英法操纵的旧殖民体系,均面临来自俄国的威胁。二战时期,中国有可能与德国联手,共同对抗英美苏。与本位面不同,一个五亿人口的工业化中国,实力不会逊色美国太多,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战的结果可能会充满悬念。

假如中国提前一百年崛起,尽管能避免来自日本的全面入侵,但也会提前面临来自美国的围堵。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在近现代时期大国博弈的参与度可能会明显提升,或许能留下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