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吴桂香,今年五十岁,河南南阳人,娘家在社旗县农村,嫁到邻镇杨庄村,一嫁就是二十八年。我和丈夫王建国有一儿一女,闺女早几年嫁到了襄阳,儿子在东莞的电子厂打工,一年回来一趟。建国是前年秋天查出肝癌的,从查出来到走,只有七个月。他走的那天是个阴天,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一点一点凉下去,我这辈子忘不了那个凉法。人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们做了半辈子伴,说没就没了。我五十岁守了寡,原以为往后的日子就是一个人熬,没想到,熬出来一场大风波,风波的中心,是我,和我那个小叔子,王建军。
先说说我这个小叔子。建军比我小五岁,今年四十五,是建国的亲弟弟。他命也不顺,早年在山西下煤窑,攒了点钱,三十岁那年娶了媳妇,媳妇跟人跑了,留下一个闺女,是他一手拉扯大的。闺女现在在郑州读大专,建军就在县里的工地干活,砌墙,一年到头灰头土脸。建国病着那大半年,是建军跑前跑后:市里医院的号是他凌晨三点去排的,化疗的钱是他先垫的,建国最后走不动路,是建军背上背下。建国临终前,拉着建军的手,又拉着我的手,把我们的手放在一起,说不出话,就那么看着。建军跟他哥说:“哥,你放心,嫂子那边,有我。”
建国走后头一个月,我整个人是懵的。白天不觉得,一到晚上,屋里静得吓人,我摸着枕头那边空着的半边,一夜一夜地睡不着。饭也吃不下,一个月瘦了十来斤。是建军一趟一趟地往我家跑。他住在村东头老宅,隔三差五下了工,骑着他那辆电摩,车筐里放着一把青菜、几个馒头,有时候是两块豆腐。他把东西往灶台上一放,也不进屋坐,就问一句:“嫂子,吃了没?”我要说没吃,他就挽袖子下厨。他做饭不行,炒个白菜能炒糊,但热腾腾地端上来,逼着我吃半碗。
家里男人的活儿,他全包了。水缸没水了,他来挑;房顶漏雨了,他上房补瓦;秋收的时候,我那二亩玉米,是他起早贪黑两天给我收完的;冬天下雪,我一开门,门口的雪已经扫出一条道了。我过意不去,要给他钱,他把脸一沉:“嫂子,你这是打我的脸。”我给他做双棉鞋,他收了,穿在脚上见人就说是嫂子做的。我说建军你别到处说,让人笑话。他嘿嘿一笑:“怕啥,我是小叔子,天经地义。”
话是这么说,可村里的舌头是不认“天经地义”的。先是有人开建军玩笑:“建军,天天往嫂子家跑,比伺候你亲妈还勤。”建军不恼:“我哥托付的,你管得着?”后来玩笑话就变了味儿。村口小卖部是消息的集散地,我去打酱油,几个婆娘正在咬耳朵,见我进去,声音矮下去,眼神却黏在我身上。我出门的时候,听见后头飘来一句:“孤男寡女,一个死了媳妇,一个死了男人……”
我那时候还嘴硬,心里想:身正不怕影子斜。建军是我小叔子,替他哥照应嫂子,这是我们家的事,轮不着外人说三道四。我甚至没跟建军提这些闲话,怕他缩手缩脚,往后不来了。现在想,是我糊涂,村里的闲话,就像开春的草,你不理它,它自己疯长,等你看见,已经漫过脖子了。
到了去年开春,我的身体出了毛病。先是月事不来了,我想,五十岁了,断经了,正常。接着是小肚子一天天发起来,起初我以为是自己发福,五十岁的女人,肚子上长肉,谁不当回事?可那肚子长得不对劲,三四个月的工夫,像揣了个面口袋,裤子都扣不上了。还有点恶心,早上刷牙干呕,饭量却见长。我自己心里也犯嘀咕,可我从头到尾没往那上面想,我嘴上不说,心里是有底的:我是个守规矩的人。
可别人不这么想。四月里赶集,我穿着宽松的褂子去扯布,卖布的婆娘眼神在我肚子上打了三个转,笑得意味深长:“桂香,你这……有喜事啊?”我脸一下子烧起来,说没有的事,我就是长胖了。回村的路上,迎面过来两个邻村的媳妇,老远就盯着我看,走到跟前,热热络络地招呼,眼睛却在我肚子上钉着。当天晚上,“吴桂香怀孕了”这句话,就跟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杨庄村和周围三个村。
各种难听话都出来了。有说算日子的:建国是前年四月下葬的,这肚子显怀,掐指一算,正好半年,啧啧。有说得更有鼻子有眼的:谁谁半夜看见建军的电摩停在我家门口,谁谁听见我家后半夜有动静。最毒的一句是我听人当面学给我的:“哥哥尸骨未寒,弟弟就……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说这话的是村西头的老魏婆娘,她跟我们家早年因为宅基地有过节。我没吵没闹,回家关上门,坐在灶膛前,一坐坐到后半夜,火都没生。
真正把我击倒的,是我婆母。我那老婆婆,七十八了,跟着小姑子过。那天小姑子气冲冲地搀着老太太上门来,一进门,小姑子就把门摔上:“吴桂香,你干的啥好事!你让王家祖宗的脸往哪儿搁!”婆婆坐在椅子上,手抖着,一句话不说,就那么看着我。我跪在婆婆跟前,眼泪往下淌:“娘,我没有。我对天发誓,我对得起建国,对得起王家。”婆婆看着我,看了半天,忽然说了一句:“桂香,你的肚子……是咋回事?”
这句话把我问住了。是啊,我肚子是咋回事?我也想知道。可我百口莫辩,一个五十岁的寡妇,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小叔子天天往家跑,这三件事搁在一起,我自己听了都像真的。我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揣上钱,坐班车去了县医院。我没敢跟任何人说,挂了妇科,医生一摸肚子,眉头就皱起来了,开了B超。B超室里,大夫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问我:“你确定没怀孕?”我说确定。她又问:“什么时候断的经?”我说半年了。她不说话了,出去叫了主任进来。
两个大夫对着屏幕研究了半天,主任问我:“你家谁陪你来的?”我说我自己来的。他把单子写好,跟我说:“别害怕,八成不是坏东西,但得住院,得手术。”我把单子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子宫肌瘤,多发,最大者约儿头大小,另见卵巢囊肿,子宫增大如孕五月。
我拿着那张单子,在医院走廊里站着,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不是害怕病,是我心里那块压了一个月的石头,落地了,我是干净的。我这个肚子,不是怀的孩子,是个瘤子。五个月身孕大的瘤子。大夫说,我这年纪,这瘤子长得又快,加上我一直贫血,得尽快手术,弄不好还得连子宫一块儿拿掉。
手术要签字,要人陪护。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闺女,可她怀着孕,快生了,我不敢让她知道。儿子在东莞,太远。我攥着手机,通讯录翻来翻去,最后还是没脸给建军打电话——他现在跟我沾着,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戳戳,我不能再把他往这浑水里拽。我咬牙交了住院押金,想着请个护工。
可当天晚上,建军还是来了。是小姑子家那边的消息灵通,也不知道谁把“吴桂香自己一个人去县医院查肚子”的话传出去的。建军晚上八点多冲进病房,工装都没换,一身水泥灰,一进门就红着眼吼我:“嫂子!这么大的事你瞒着我?你把我当啥人!”我看着他,这一个多月,他被闲话逼得不敢上门,人瘦了一圈,胡子拉碴。我说:“建军,你听我说,是瘤子,不是别的,我这身子是干净的,你现在来的路上,肯定有人看你了。”
他愣了几秒,忽然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肩膀一耸一耸地哭。哭完了,他站起来,抹了把脸,就一句话:“嫂子,明天我签字,我伺候你。”
手术那天,是建军在手术室外面守着。后来护士跟我说,那几个钟头,他就在门口蹲着,不吃不喝,谁劝都不走。手术很顺,瘤子是良性的,子宫保住了半个,医生说五十岁了,本来建议全切,看病人情绪,保了一部分。我从麻醉里醒过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建军,他凑过来,声音放得轻轻的:“嫂子,好了,良性的,大夫说了,长了个瘤子,切了就干净了。”他特意把“干净”两个字咬得很重,我懂他的意思,他说给这满病房的人听的。
我住院八天,建军伺候了八天。他跟工地请了假,一天三顿从家里做好提来,同病房的病友都以为他是我男人,他也不辩解,就是闷头削苹果。隔壁床的老太太夸他:“你丈夫对你真好。”他手停了一下,说:“她是我嫂子。”老太太“哦”了一声,又看看我,眼神复杂。建军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说:“嫂子,你只管养病,别的有我。”
我出院回家,村里的风向却还没转过来。有人说:切下来的明明是个孩子,瞎编个瘤子糊弄人。说这话的人,你永远叫不醒。我懒得争了,我只做了一件事:我把手术的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复印了三份,一份给了婆婆,让小姑子念给她听;一份托村医王大夫收着,谁问他他给谁看原件;还有一份,我让建军亲手交给了那个传谣传得最凶的老魏婆娘家。建军送去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婶子,医院的章,红戳戳的。往后再编排我嫂子,咱们就上派出所说理。”
老太太听完诊断书,哭了,让小姑子搀着又上门来,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桂香,娘屈了你了。”我说娘,不怪您,换成谁都得犯嘀咕。从那以后,老太太逢人就说:我那儿媳妇,干净着呢,是病,是瘤子,我亲自看的医院证明。老太太在村里辈分高,这话管用,比一百张纸都管用。
倒是建军,病好了以后,反倒不来了。水缸空了他就把水挑满,然后站在院门口喊一声“嫂子,水挑好了”,扭头就走。房顶再漏,他来修,修完工具一收就走,连口水都不喝。我心里明白,这孩子是躲嫌疑,替我躲,也替他自己躲。可我心里不是滋味。这一年里,我慢慢咂摸出一点别的东西来,我不敢深想。他是小叔子,是建国的亲兄弟,我比他大五岁,这两条,哪一条都是山。
去年腊月,儿子从东莞回来过年。娘俩围着火盆说话,儿子跟我说:“妈,我在厂里处了个对象,江西的,明年可能结婚。就是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说你有啥不放心的,我身子骨好好的。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妈,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这一年,我叔对你咋样,村里人嘴里的闲话,我全知道,我也托人打听过,全是屁话。我叔是啥人,我心里有数。妈,你要是……你要是觉得我叔靠得住,我当儿子的,不拦你。我爹要是在天上看,他也不会拦。”
我拿着火钳拨火,半天没说话。我说:“儿啊,这话,打死也不能再说了。你叔是你爹的亲兄弟。娘这一辈子,行得正,你爹的脸面、你们姐弟的脸面,比娘后半辈子暖不暖和要紧。”
儿子没再劝。可我心里那杆秤,从那天起,晃了。
真正的转折在今年三月。建军他闺女,在郑州上大专的那个丫头,给我打了个电话。丫头在电话里哭,说:“婶,我妈走了这么多年,我爸一个人,腰上的老伤一到阴天就疼,他不说,我知道。这一年,村里那些话,把他害苦了,处了个对象,人家一听闲话,散了。婶,我不该说这个话,可我心疼我爸。我爸他心里……”丫头说到这儿,停住了,没往下说。
挂了电话,我在院里坐了一下午。我想起建国临走时,把我的手放进建军手里那一幕。想起这大半年,挑满的水缸,扫开的雪道,病房门口蹲着的那个身影。我想,建国托付的,到底是什么?是让我饿不死冻不着,还是让我往后的日子,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我今年五十了,前头还有几十年,我难道要为了堵住几条舌头,把日子过成一潭死水?
我没有立刻答应什么。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我去镇上找了媒人,按老规矩来,明媒正娶的路数,哪怕是二婚,也得有个中间人,把话摆在明面上说。第二件,我先去见了婆婆,把我的想法跟老太太说了,我说娘,这事我不敢做主,您要是觉得辱没了建国,我立马断了这个念头,我伺候您到老。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哭了,说:“桂香,娘就盼着这句话了。建军那孩子,命苦,心是好的。你们兄妹俩把日子过起来,建国在底下,才闭得上眼。”第三件,我让闺女儿子都回来了一趟,一家人,加上建军和他闺女,坐了一桌,把这话说开了。我儿子端起酒,敬了建军一杯,说:“叔,往后,妈交给你了。”建军端着酒,手抖得厉害,一杯酒洒了半杯,站起来,对着建国的相片,深深鞠了三个躬,说:“哥,弟对不起你,可弟这辈子,会对嫂子好,你看着。”
秋天,我们办了事。没大办,就在镇上的饭店摆了四桌,两边的儿女,至亲的几家。领证那天,我和建军并排坐在民政局的长椅上等叫号,他穿着新买的夹克,紧张得直搓手,我说建军,你放松点,他又搓。工作人员问话的时候,问他,你们是自愿的吗?建军嗓门大得吓人:“自愿!我这辈子就认她!”把工作人员都逗笑了。
如今我跟他过了小半年。日子平常得很,他上工,我做饭,晚上一起看电视,他看他的抗战剧,我看我的家庭剧,遥控器轮着用。他的腰疼,我学会了拔罐;我的贫血,他记着,一个月一趟县医院,复查、抓药,他骑电摩带着我,我坐在后座上,抱着他的腰。村里的闲话,早就散了,人就是这样,你活得笔直了,舌头自己就软了。前几天老魏婆娘还在集上拉着我,非要塞给我两个自家蒸的菜馍。
有人问我,桂香,你和小叔子,当初那些难听话,你恨不恨?我想了很久。恨过。深夜里咬牙切齿地恨过。可后来我想通了:舌头长在别人身上,日子长在自己手里。一句闲话能淹死人,是因为被淹的人自己先慌了、先缩了、先觉得自己脏了。我这五十年,最硬气的就是那一场病——肚子上揣着“说不清”的时候,我没躲,我进了医院,拿回了盖着红章的清白。清白这东西,从来不是别人嘴上给的,是自己一寸一寸挣的。
建国走了快三年了。我有时候夜里醒来,还能想起他手凉下去的那个晚上。我想跟他说:建国,你托付的人,把你嫂子照看得很好;你嫂子呢,也没给你丢人。咱都是快入土的人了,黄泉路上见了,我把这大半年的日子,一五一十讲给你听,你听了,该是放心的。
人这一辈子,年轻时以为靠的是命,中年以为靠的是钱,到了我这个岁数才明白,靠的是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和自己那颗始终没弯过的脊梁。瘤子切了,闲话散了,日子还长着呢。我五十岁上又当了一回新娘,我不害臊。凭本事守寡,凭良心改嫁,凭清白做人——这一辈子,我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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