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长安宫城,两仪殿内,唐太宗李世民面对一份密报久久无言。密报所指并非外敌,也不是边将,而是他的亲生儿子、当朝太子李承乾。
史书记载,李世民“流涕问侍臣”。这句话很短,却把一位帝王的两难写得十分清楚:若按国法处置,父子之情必然断裂;若因亲情宽纵,太子谋反的消息一旦传开,朝廷的秩序也会受到冲击。
李承乾并不是没有受过重视的储君。他八岁被立为太子,少年时期便开始接触政务,身边有房玄龄、魏征等大臣辅导。东宫还设有崇文馆,聚集学者讲论经史。按常理说,这样的成长条件,足以让他成为合格的继承人。
偏偏事情坏在“储君”二字上。
李承乾患有腿疾,行动时略有不便。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担心父亲对自己的评价。与此同时,魏王李泰才华出众,深得李世民喜爱,又招揽文士、扩大声势。朝臣之间的议论,宫廷内部的比较,都让李承乾感到太子之位并不稳固。
有意思的是,李世民对李泰的宠爱,原本未必意味着要废长立幼,却在无形中加重了李承乾的疑惧。一个长期担心被取代的人,很容易把正常的竞争看成逼近自己的危险。
贞观十七年,李承乾曾派人图谋刺杀李泰,事情败露后,他没有选择收手,反而走上了更加冒险的道路。侯君集是玄武门旧将,战功很高,却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得到与功劳相称的地位;汉王李元昌是李世民的弟弟,也卷入其中。几个人打算借机控制宫禁,效仿当年玄武门之变。
“事已至此,不能坐等处置。”这类话或许正是同谋之间相互鼓动的理由。可宫廷政变最怕泄密,纥干承基最终向朝廷告发,计划还没有真正发动,便已经失去了突然性。
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侯君集被处死,李元昌则被赐死。对于李世民来说,处置谋臣并不难,真正刺痛他的,是这个曾经寄予厚望的儿子。
更令人惋惜的,是李承乾留下的三个儿子。
其中一子早年夭折,史籍留下的内容极少,连完整的生卒记载都没有。帝王家族的谱牒看似详密,遇到夭折幼子,却常常只用几个字一笔带过。对这个孩子而言,出生在东宫并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保障。
长子李象当时年纪尚小,李厥也还是幼童。李世民没有把祖父辈的罪责继续加到两个孩子身上,但也不可能让他们留在权力中心。李象被安排为怀州别驾,李厥出任鄂州别驾。
别驾虽有官名,实际更像一种远离京城的安置。职位不算低,却没有多少施展空间。对废太子的儿子而言,能够平安长大,往往已经是朝廷默许的最大限度。
李象这一支后来出现了转机。唐玄宗开元年间,李象的后代李适之进入朝廷,官至宰相。李适之掌权后,曾请求恢复祖父李承乾的名分,并将其迁葬昭陵。开元二十四年,李承乾被追封为恒山愍王,李象也获追赠,祖孙二人的待遇终于有所改变。
但这份迟来的荣誉,并没有让李适之摆脱政治风波。他与李林甫争权失势,被贬为宜春太守,后来饮药而死。李家好不容易走出废太子的阴影,又被卷入朝廷斗争,实在令人叹息。
李厥一支则安静得多。他在地方任职,史料中的记载寥寥无几,后来获得追赠,也没有留下显赫的政治事功。关于他的后代,部分记载并不完整,后世流传的一些附会说法,未必经得起史料核对,不能轻易当成定论。
李承乾的失败,不只是一次谋反案。它包含储位竞争、父子猜疑、皇子结党,也暴露出唐太宗在继承人问题上的迟疑。一个被精心培养的太子,最终因惧怕失去位置而亲手毁掉前程;而他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真正享受到皇孙应有的安稳。帝王家最冷峻的地方,往往不在荣华显赫,而在一场权力变故之后,连年幼孩子的命运也只能随之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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