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期间,蒋系东北“剿总”总司令为上将卫立煌,副总司令中的黄埔生一期分别是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后来又加上了一个从徐州调来的杜聿明,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孙渡属于滇军,万福麟、张作相、马占山都属于东北坐地户,或者当过绿林好汉,或者当过清军,有的全都当过。

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上将总司令为刘峙,副司令中的黄埔一期生只有杜聿明和李延年,孙震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期生,算是刘峙和白崇禧的师兄,刘汝明曾在北洋军中当兵,冯治安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韩德勤在南京江苏陆军小学与顾祝同同学不同期,在南京军官学校和保定军校同期。

老蒋在内战期间排兵布阵,各“剿总”“行辕(也称行营)”基本都是保定系上将当一把手,配一个黄埔一期的中将副总司令卖苦力,比如杜聿明在徐州、东北都当过“剿总”副总司令,他跑来跑去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要说不想立功升官,那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他跟另外两个黄埔一期的中将副总司令一样,搞好了都是有可能晋升上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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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蒋家王朝军衔制度的读者诸君都知道,他们那伙人少将中将不限量,但上将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一个上将死亡、退役、开除军籍,才可能从中将或中将加上将衔挑一个补缺。

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胡宗南是当时(1946年到1949年)“黄埔一期生中唯一的上将”不算错但也不准确,因为胡宗南是“中将加上将衔”,就像宋朝的殿前司都指挥使高俅被称作太尉一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三公——宋徽宗宣和年间的太尉可以说就是高级将领的加衔,节度使、经略安抚使和枢密使、枢密副使都可能获赠太尉。

胡宗南拥兵五十万盘踞西北,素有“西北王”之称,与刘峙、白崇禧、卫立煌、傅作义兵力相当,所以加衔上将挂着三颗将星独霸一方,已经成了其他替老蒋卖命的黄埔一期生“榜样”和奋斗目标。

胡宗南同学已经挂了三颗星,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战争年代,其他“中将副总司令”难免眼红心热,所以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三个黄埔一期的“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在辽沈、淮海两战役中卖力玩儿命,也难免“心中有梦”,梦想成为第二个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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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王朝昏天黑地,军队中派系林立,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正因为派系林立,在上将出缺中将递补的时候,各方争夺激烈,要是资历或“战功”不够而挂三星四星,吐沫星子都能淹死他——能坐到那个位置,大多还是要一点脸的。

白崇禧是1935年4月首批授予的二级上将之一,1945年10月在冯玉祥退役后晋升一级上将;程潜1936年1月授二级上将,1939年5月因朱培德病故而晋升一级上将;卫立煌因程潜晋升一级上将而晋升二级上将;陈诚1939年5月因刘湘病故而晋升二级上将,1947年2月又因张学良退役而晋升一级上将;邓锡侯1947年2月因陈诚晋升一级上将而晋升二级上将;孙连仲1942年2月因杨虎城被剥夺军衔而晋升二级上将;庞炳勋1939年9月因韩复榘被处决而晋升二级上将,薛岳1944年2月因庞炳勋投敌而晋升二级上将;张治中1945年10月因白崇禧晋升一级上将而晋升二级上将。

军衔晋升一开始由“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管,后来归“国防部第一厅”管,少将中将授衔相对比较容易,晋升上将却难于登天,就连“国防部军情局(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死后追赠上将,尽管有老蒋亲笔批示,在“行政院”审核的时候也卡住了(原军统局行动处长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中有记述)。

某个上将萝卜主动离坑或被拔掉,那就是中将们抢破脑袋的出头之日,辽沈、淮海战役期间,卫立煌和刘峙都“表现不佳”,如果他们被褫夺军职或转入预备役,那么当“剿总”副总司令的中将们就有了希望,要不然他们头发熬白了,也捞不到第三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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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峙和卫立煌的三颗星岌岌可危,论资排辈、比较战功的结果,自然是要矬子堆里拔大个,不但很多人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读者诸君也会想到这样两个问题:如果刘峙卫立煌被免职甚至被俘,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这三个中将,有没有机会晋升上将?如果有,谁的可能性更大?

只说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三人而不提梁华盛、陈铁、李延年,是因为后面三人并非本“剿总”实际掌兵者,而杜聿明则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范汉杰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郑洞国镇守着蒋军在东北三大据点之一的长春,也算“方面大员”。

辽沈、淮海战役开打的时候,杜聿明已经只剩下一个肾了,他拖着病体在北平、沈阳、葫芦岛和南京、徐州之间跑来跑去,可不仅仅是为老蒋效忠。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和《淮海战役始末》中都说他对胜利没有信心,但还是在老蒋面前表现得比较听话,甚至有时候还帮着老蒋“对付”卫立煌。

杜聿明在徐州是代替刘峙负责实际指挥,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据杜聿明回忆,老蒋把他强拉到东北,也是画了大饼的:“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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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对卫立煌的不满是公开的,临阵换将的决心也是有的,杜聿明回忆:“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初则属意于廖,后又属意于范,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据范汉杰说:‘南京国防部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原拟要廖耀湘将沈阳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国民党军全权给廖,以后见廖受卫的牵制,不能执行蒋的命令,又拟以我打通沈锦线,撤出东北主力,将权力交给我。’”

范汉杰在锦州负隅顽抗,打到最后也不肯放下武器,归根结底还是被老蒋的迷汤灌糊涂了,他在《锦州战役回忆》中也不否认锦州的重要和危险:“锦州是华北通往东北的门户,是东北的咽喉。锦州的得失,关系东北战场整个国民党军的安危。解放军如果占领锦州,就会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如果范汉杰能守住锦州,那无疑是大功一件,所以他一边对老蒋承诺“死守待援”,一边跟卫立煌较劲,这一点冀热辽边区中将副司令官、锦州指挥所副主任贺奎十分清楚:“范汉杰与卫立煌一开始就是冤家对头,暗中争斗非常激烈。卫与范各有后台老板,各有各的打算,彼此勾心斗角,不相上下,一直僵持到锦州解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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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汉杰主张在锦州兵站分监部必须有一个基数的储存量,不能随到随运,使锦州国民党军的补给不致停顿;卫立煌却命令在锦州兵站分监部的运输补给应随到随运沈阳,已在锦州储存的少数余额,亦须尽快运沈。

范汉杰主张锦州必须增厚兵力,准备必要时打通沈(阳)锦(州)间的交通;卫立煌力驳锦州必须增厚兵力的意见,打通沈锦间的交通运输,应由东北“剿总”负责处理。

范汉杰和卫立煌处处较劲,他如果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就不会向杜聿明递话了——当年华中、徐州、东北三个“剿总”,老蒋都安排了备胎,这就造成了一把手担心后院起火、二把手权欲膨胀的局面,根本就不能同心协力令行禁止,被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不但那些副总司令想看总司令的笑话、夺总司令的兵权,就连黄埔二期的邱清泉、六期的廖耀湘,也想“更进一步”,邱清泉想取代杜聿明,廖耀湘想取代卫立煌,把个人晋升看得比战役胜负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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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峙是公认的无能之将,卫立煌跟老蒋意见不合,辽沈、淮海两战皆败后追责,极有可能会被免职或被开除军籍、褫夺军衔甚至军法从事,卫立煌确实是被老蒋关了起来,《李宗仁回忆录》对此事有明确记载:“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

要不是老蒋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逼宫下野,卫立煌的上将军衔肯定保不住,刘峙“老迈年高”,上将也当不了多久,这就给读者诸君留下了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这三个黄埔一期中将在辽沈、淮海表现得都很卖命,如果他们搞掉了徐州、东北两个“剿总”总司令,哪一个最可能晋升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