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5点52 分,我在狭小的胶囊舱中醒来,看了一眼手机,离闹钟响还剩 3 分钟。我迅速换上泳裤,下床洗漱,整理书包,下楼正好六点,天未大亮。

我离开的不是一个值得留恋的旅馆。一间不足20平的房间,装着8 个胶囊公寓,地面很久没有打扫,散落着一些垃圾;洗手间不能淋浴,而且马桶坏了,只能小便;紧挨着我那个舱的窗户没有窗帘——靠一根竖立的棍子支撑一床薄被勉强遮挡。

夜晚,窗外的噪音极大,一部分来自呼啸而过的货车或跑车,另一部分来自有节奏的空调挡风板,哒哒哒响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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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入住的胶囊公寓,长180厘米,宽90厘米)

老板“义举”

但如果不是胶囊旅馆老板的“义举”,我还住不上这样条件的地方。早在一周之前,我就在携程上预订了这家胶囊公寓,四人间,每晚 348元/晚,本没有怀疑入住会遇到问题,直到抵达公寓前台。

我等候了一会,弄清楚了,原来前面一位上海来的老兄遭遇订单不翼而飞的情况,我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有类似麻烦。毕竟那时已经是晚上 9 点半之后。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前台查询了我的订单,同样找不到。上海老兄最终给携程施压,由平台安排了附近 300 米的家庭旅馆一晚,据说价格高达 1200元/晚。

看着这老兄心满意足离去,我的问题却没那么好解决,心烦。按顺序,旅馆老板先帮我想办法,他先提议西九龙有一个干净公寓,问我愿意去否,我以明天六点半要报到为由拒了。

之后,他提出让我免费住——我让我怀疑是他超卖订单,怕平台下调其排名——并带我来到隔壁另一个房间。

不过,在进入房间之前,他一边按密码锁,一边试探性地安慰我,“这是香港本地工人住的地方,条件比较简陋”,而随着他打开那扇门,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扑鼻而来,我没办法形容具体是什么气味,总之我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这样的难闻的混合气味。

忘了房间具体情况,因为只扫了一眼,大概8或12间胶囊舱分立左右两侧。我退出房门,告诉老板,没办法接受,“要不我还是请携程帮我解决吧”。

按理说,当我提出这个建议,如果他毫无责任,应该会顺水推舟,但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和一旁的前台小哥商量着“是不是 xxx 那里可以住”,然后转身对我说“那里条件不错,不像这里”。

具体什么条件,我已经在开头描绘了,此处不再补充。

差不多时间,携程已经帮我做了退款,老板让前台小哥带我去入住。

武汉黎明

前台小哥是武汉人,内敛却不失热情,一头柔顺的黑发三七开,长得和90年代的黎明有几分像。

他对我专程来参加游泳表示很好奇,因为他从未听说此项赛事,我解释“这是游泳圈层内传播,只有爱好者圈子里才知道”,他很认可,并表示下周香港会有一场 xx 羽毛球赛事,也只有爱好者才清楚。

跟着小哥拐了两个弯,抵达他们位于轩尼诗道的“新”旅馆。这其实是一个装修中的新馆,目前住在一个 30 多岁的男人,他来自顺德大良,看我到了,赶紧掐灭手头的烟,问了好。

他住在下层舱,被子凌乱,舱门口摆在一张折叠桌,上面是半瓶矿泉水盒一盒泡面。看得出来,他像大多数百年前下南洋的华人一样,背井离乡之后并没有得到多么优渥的生活。

前台小哥问他,哪个舱是干净的,他指了两个,我挑了一个临窗的。不过,我还是忍不住闻了闻被子,觉得有点异味,请小哥帮忙更换,他几乎就要犹豫,但马上又答应了。十多分钟后,我已经刷完牙,小哥抱着一捧换洗的三件套,跟着他的还有一个瘦高的南亚裔小伙子,拖着一个大箱子。

此时,时间已经过了十点半,我爬进胶囊舱,换被单枕套。就快换完的时候,老板给前台小哥电话,听对话可以猜到内容,老板想改变主意——向我收钱。小哥有点不好意思,不耐烦地说“我把电话给他,你自己和他说吧”。

我接了电话,温柔而坚定地拒绝了老板,小哥看我的态度坚决,似乎多了一份欣喜,他拿过电话,略带着急的对老板讲“说过了,说过了”——因为老板对自己说过“免费住”表示否认,我则指出老板讲了不止一次,小哥帮我做了证明。

这个电话让我十分生气,我尽量让自己平静,毕竟明天要早起参赛,但脑海里忍不住给类似老板这样的华人小老板这样一个群体,贴上“狡黠”的标签。

事实上,从第二个恶臭方案方案瞬间转向第三个“干净”方案,我就明白了,他一直在试探我的底线,如果我接受第二个方案,就不会有第三个,而有了第三个,他依然还想更进一步,看看能不能撕毁口头协议。

情境试验

这段入住经历强化了我的另一种想象:像我这样一个中年、英文差的大陆文科男,如果在缺乏一定资金的保障,而移民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有一个较长的阶段生活在底层,也不得不和谈不上多有信用的华人(小老板)打交道。

某种程度上,进入香港社会既是移民西方社会境遇的一个投射,甚至鉴于更高物价、居住空间更狭隘,还进一步强化了悲惨程度。

也因此,在维港游之前的这一晚住宿经历,我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情境试验”。

在大陆,我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一员,有不错的学历、体面的工作和完满的家庭,某种程度上,我先后赴港参加维港游的水试和正赛,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印证。

但到了香港,我的中产外衣被撕了下来,为了省下 1000 元,我选择了 500元以下的胶囊公寓——这应该是一种“凤凰男底色”的清晰呈现,结果遇到了突发情况,导致我进入了一种“底层博弈”的微妙场景。

民族主义

好在这样的“试验”,随着清晨六点走出旅馆,便被按下了“退出”键。我迈步走向 2026 年维港游的起点——金紫荆广场报到。我看到排队缓行的附近有一座黑色的纪念碑,上面有江主席的题词。1997 年,江是中国毫无疑问的最高领导人,他亲赴香港并接收了这座包裹这无尽光芒和形态丰富的东方明珠,今年是他诞辰 100 年的年份。

1997 年,维港游已经停办 19 年——上一次举办已经是 1978 年。又过了 14 年的2011 年,维港游才恢复举办。而如果要从维港游的起始年份算起,可以追溯到 1906 年,当时由《The Chinese Mail》主办的首届横渡活动,参与者均为葡、英等西方人士。

罗芸芙在《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的疾病的含义》一书中,揭示了中国人如何在通商口岸率先接受现代卫生观念的过程。在 1906 年的香港,当殖民者举办海峡横渡赛事,这里面也包含了“公共卫生”的指向——在英帝国的统治下,港岛和九龙之间的海域可以进行游泳,体现出干净、繁荣和健康的一面。

一开始,维港游赛事并不接纳华人,到了19202年,华人举办了自己的横渡赛事,地点从红磡到北角,成功横渡者可以获得一枚“神仙牌”。1930 年, 12 岁小姑娘杨秀琼创造了横渡时间的新纪录,可谓大放异彩,为国争了光。

这当然是华人主体性觉醒的体现,背后的主要思潮要归功于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我并未专做什么研究,仅凭记忆,我认为完全可以将“神仙杯”、省港大罢工和李惠堂领导的南华体育会结合起来看,这显示出华人在体育和经济领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使得英国人必须承认,要把香港治理好,必须团结华人、重视华人。

1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首次参加这项赛事,身边的“鬼佬”已经寥寥无几,我数了一下,大概 20 个人里面才有一个“洋人”,真可谓沧海桑田,变化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维港游曾于 1979 至2011 年间停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60、70 年代的维港污染严重,大肠杆菌严重超标,许多人游完后拉肚子。而这一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必须要彻底重构“污水基建”,将两岸直排的污水用深层隧道收集,集中送昂船洲处理。

完成这项壮举,恰恰是在江胡时代。因此,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成了对西方统治者的超越,至少是一种超越式的接力。

今早8 点,当我畅游在这片海域,水质极佳,心情激动又欣喜,我没有 100 年前杨秀琼为国争光的初心,只有参加横渡本身带来的满足。

东西碰撞

受洋流影响,今天的绝大多数参赛者都比预计的要多划了一些距离,甚至又近半参赛者未能抵达终点,甚至直接被禁止下水。于我而言,这固然带来了一些挑战,但我从未想过放弃,我忍受了一开始人挤人的碰触,中途发现偏离方向后又不断校正自己,在漫长的横渡过程中,我甚至一度把自己抽离起来,抛进一个更大的历史地理空间,脑海里思绪飞扬。

在参赛前一周,我做了最后一次泳池训练,把距离定格在 1525 米(每 25 米作为一个计数单位。这是一种刻意为之,只为纪念 1521 年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首次海战——屯门大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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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注意到当年的屯门比今天香港的屯门区要更宽泛,大体包括了大屿山等珠江入海口的大部分区域。屯门海战是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顶级军事力量的首次碰撞,最终中国凭借东道主优势击退了葡萄牙舰队。

不过,后者用500两银子贿赂了驻扎在今澳门地界的军官。由此,澳门成为葡萄牙在南海的据点开始。

明中叶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海上强国深度卷入了东亚的经贸和军事网络。1592-1598期间的壬辰战争,也就是中国第一次参加朝鲜战争,葡萄牙人提供的“红夷大炮”奠定了中日战事的格局。丰臣秀吉或许并未败给中国军队,而是败给吸纳了葡萄牙先进武器的中国军队。

又过了不到半个世纪,东北亚的女真人部落成功收编了一支明朝火器部队,后者由徐光启、利玛窦等人支持建立。从此,整个东亚的军事力量对比出现重大转变,明朝在内部农民起义和外部女真压力下崩溃。

清朝的封闭最终引发了一系列恶果,1842 年香港岛的割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妥妥撕开了一个口子,中国被迫加入英国人主导的全球秩序。

华人崛起

英国人对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的先后占领,贯穿了对香港地位的高度重视和统治上的心态变迁。相对于其他殖民地,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是一个逐步吸纳华人进入上层社会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极其漫长。

有趣的是,英国希望通过占领香港施加对中国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中国人也通过香港这个据点学习并扩大自己的经济地位,并且直到 1979 年设置深圳特区,决定全面学习和拥抱西方,在 1979 到 2009 年三十年内,70% 以上的外资均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

香港对大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香港在回归之前,毕竟作为殖民地存在,但在漫长的 155 年殖民史中,香港华人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换句话来说,早期华人基本全都聚集在香港底层,但到 1880 年前后,伍廷芳律师作为第一位华人立法局成员,首次突破了英国人的“封锁”。到了1920 年代,香港工人用罢工告诉英国人,自己是整个经济体不可或缺的一环。至于上世纪70 年代之后,华商在香港无疑占据了根本性的主导地位。

颇为巧合的是,昨晚临时调整的住宿点,在轩尼诗道上,此道路为 1929 年填海而成,以约翰·波普·轩尼诗(John Pope Hennessy)之名命名,轩尼诗乃第八任港督(1877-1882),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亲华的港督,伍廷芳进入立法局,以及废除公开笞刑,设立保良局(救济被拐的妇女儿童),均为该督推动。不过因为过于亲华,轩尼诗引发了英商群体的不满,后于 1882 年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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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我从轩尼诗道漫步到金紫荆广场,然后纵身一跃跳入海中,并从尖沙咀K11附近起水,可以被视为华人在香港主体性不断变化的过程。

双面香港

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今天的香港,华人占据上层社会主体的同时,也继续构成底层社会的主体,且依然包括一部分勤恳又“狡黠”的华商——他们曾经被英国人管辖,之后受到北京方面的塑造,而在旅游行业,近年来则寄生在携程这样的平台上。他们遵守规则,又试图绕开规则,一百多年来,从未有变。

当然,这只是香港的一面,香港的另一面就是组织专业、秩序井然的维港游,赛事介于香港最繁华的建筑群之间,4000 名参赛队员引发了不小的传播景观,足以显示香港在疫后的活力四射。

甚至就连维港游第四组被“熔断”入水本身,也体现出一种专业、及时的组织和判断能力。考虑第三组有超半数参赛者,受洋流冲击,无法按照既定路线完成任务,给水上救援带来了巨大压力,组委员临时决定取消第四组下水的资格,同时承认退还报名费,以及在下届赛事报名上提供便利。

勤恳、专业是香港给很多人的印象,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尤其如此,而这并非中国文化之传统,恰恰来自于向英国人学习的结果。香港是中国拥抱世界最为成功的城市,不仅根植了法律、金融等制度,也衍生出粤菜、派利是等独特的广东文化。

我去过香港少说几十次了,但从昨晚到今天,我用了 12 个小时的时间,体会了香港两个并不相同的面向,而在这两面之间,蕴藏的是珠江口近 500 年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变迁,是中国与世界碰撞、对抗、博弈、交融和演变的无数个场景和细节。

很幸运,我被分在了第一组,顺利完成了横渡,这令我的朋友圈收获了久违的热闹,而围绕这场横渡展开的准备和一系列经历,也丰富了一个小镇做题家的人生体验,这无疑是值得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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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完赛后留影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