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北京风雪未消,李大钊在城门附近安排陈独秀离开。两人化装成收账的商人,乘骡车绕开盘查,先到天津,再设法转往上海。此行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场面,却牵动着一个新政党的诞生。

陈独秀刚从武汉演讲归来,北洋政府已经注意到他的行踪。李大钊判断,北京暂时难以久留,便亲自护送。路上遇到军警询问,陈独秀北方口音不熟,李大钊承担交涉。两位思想界的领袖,此时更像并肩赶路的同志。

“上海去不去?”陈独秀问。

“先离开北京,到了天津再定。”李大钊答道。

这段经历后来被概括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不过,真正促成两人走到一起的,并不是一次送行,而是多年思想碰撞后的共同选择。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李大钊当时正在日本留学,曾在刊物上发表《青春》。两人早年便通过文章相识,观点并不总是相同,甚至有过公开辩论。可正是这种针锋相对,使彼此看清了对方的学识、胆识与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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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转变,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18年7月,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开始把俄国革命视为不同于法国革命的新型社会变革。同年11月,《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相继问世,他明确宣传劳工阶级和社会主义思想。

这不是简单换一种说法,而是改变观察中国问题的角度。李大钊不再满足于讨论制度修补,而是追问社会结构为何屡次复归旧局。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为系统地介绍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文章篇幅很长,分两期刊出,在青年知识界引起明显反响。

陈独秀的变化,则与五四运动和被捕经历密切相关。1919年6月11日晚,他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李大钊参与营救,并继续通过《每周评论》支持学生运动。陈独秀出狱后,逐渐放弃单纯依靠思想启蒙改变社会的设想,转而寻找更具组织性的革命道路。

1920年初,俄国方面派来的代表与李大钊取得联系,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建议。李大钊没有把自己推到最前面,而是向对方推荐陈独秀。他认为,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拥有广泛影响,具备发动和组织力量,最适合承担这项工作。

据有关回忆,李大钊曾表示:“在中国,能够发动这件事的人,是陈独秀。”这句话的分量,不只在于对友人的信任,也说明早期建党并非个人意气之举,而是对社会影响、组织能力和政治判断的综合考量。

陈独秀到上海后,于1920年5月召集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商议组织问题,随后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8月,上海的临时中央局建立,陈独秀任书记,并着手联系北京、济南、长沙以及海外的进步力量。李大钊则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和培养青年,推动北京早期组织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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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到场。陈独秀身在广东,承担教育和组织工作;李大钊留在北京,正处理教职员联合会的索薪斗争。两人分别推派代表参会,陈公博代表广东,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

缺席,并不等于被排除在建党之外。大会仍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也被视为党的重要领导者。建党前后的实际工作中,李大钊更多承担思想启蒙、理论传播和北方组织建设,陈独秀则在上海负责发起组织、联络各地并推动中央机构形成。

“南陈北李”因此不是简单的地域称呼。它指向两种互相补足的力量: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带入中国思想界,陈独秀把分散的信仰转化为有纪律的组织。一个重在播种,一个长于聚拢,最终汇入1921年夏天上海石库门的一次会议。正因为这两人此前已经完成了大量铺垫,他们缺席“一大”,反而更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非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