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哥华中餐馆打工那两个月,我闻到酱油和漂白水混在一起的味道,就想买机票回国。
窗外倒是挺像宣传片:雨把街灯泡得发亮,行人牵着狗,公交车安安静静靠站。我的工作地点在街角,玻璃上贴着“正宗家乡味”,玻璃后头我正踮着脚,拿一把刮刀铲冻在垃圾桶盖上的鸡皮。
那玩意儿怎么冻上去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铲开以后,里头还有前一晚没倒干净的汤汁,酸味一下顶进鼻子。二十来个小时以前,我拖着箱子下飞机,还觉得这座城的空气闻着像洗过的衣服。
人这张嘴,有时真该管住。
我到温哥华那晚,天黑得比预想中早。机场出来,雨不大,细得像有人不停往脸上喷凉水,路边一排车停得整整齐齐,司机也不按喇叭。看着挺舒坦。
麻烦是从翻手机开始的。房东发来的地址在列治文,我拖着箱子在站牌边研究怎么换车,手指冻得划不动屏幕。车来了,我才发现自己连票怎么刷都没搞清楚,后面有人等着上车,我只好先退出来,装作要再看一眼路线。
公交走了,尾灯在湿地上拖出两道红影。我站在那儿,看手机电量一点点往下掉,突然特别想念国内机场那种粗暴的明白:网约车上车点、地铁口、便利店,箭头恨不得怼到你眼睛前面。
当然,那晚也怪我没准备周全。可人在陌生地方犯蠢的时候,城市越安静,越显得自己像个没人认领的行李。
房间是出发前在网上找的。图片里有一扇大窗,白色床罩铺得平平整整,厨房台面干净得像没人做过饭。消息里说“交通方便,生活便利”,我拎箱子走了十来分钟,鞋边就湿透了。
房东开门时穿着拖鞋,先指给我看进屋要把鞋放哪儿,再指给我看冰箱里属于我的那一格。房间在半地下,窗户倒是有,正对着一截潮湿的木栅栏;照片里的大窗究竟是怎么拍出来的,我后来想了好几回,还是想不明白。
床边贴着一张纸:晚上十点后洗澡尽量快些,洗衣机按指定时段用,不要在房间里吃味道重的食物。纸角卷了,摸上去有点黏。我掀开床罩,床垫边缘一道浅灰色的旧痕,没敢细看。
房租不便宜,至少对还没拿到收入的我来说不便宜。房东倒没凶我,钥匙、网络密码都给得清楚。她说这几年房子难找,能租到算不错了。
我点头,没跟她争,毕竟箱子已经放进来了。
到店里以后,跟同事一聊,才知道有人住得更远,两个人合用一间屋,单程通勤一个多小时。那天我回去,盯着栅栏缝里那一点路灯,觉得自己的委屈好像该收起来一点。可床单还是潮的,脱鞋时袜子还是凉的。
这两件事能同时成立。
餐馆老板是中国人,店里菜单中英两版,墙上挂了几张放大的菜照。照片里的锅包肉颜色漂亮,实际出餐前得在热灯底下等,等久了,我端盘子时能闻到糖醋汁里那点发闷的甜味。
我找这份工,是想着住两个月,挣点生活费,也看看一座城市在游客地图外面什么样。店里缺人,叫我来试工。我进去前还在门口把外套抻了抻,进去后没人看我穿什么,领班指着抹布、菜单和收银台,说你先跟着做。
头一天下午,鞋底就被厨房地上的水和油糊住了。每走一步都有轻微的“啵”一声,像脚在跟地板讨价还价。我在座位区收盘子,后厨有人喊缺碗,前台又叫我去接电话,一个英语地址我听了三遍,还是把街名记错了。
最尴尬的是端汤。我两只手捧着托盘,热气往眼镜上扑,客人笑着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跟着笑。回到厨房才反应过来,人家是问这汤里有没有花生。
那晚我拿着菜单,把过敏原那几处翻来覆去看。不是怕被笑。端错一碗汤,真有人要遭罪。
店里也不是人人都凶。一个年轻服务生看我手忙脚乱,路过时顺手把我桌上的空杯收了,没说什么。我想道谢时,她已经去接下一桌了。
忙起来以后,人的好意也很短,一伸手就没了。
还有账本。入职那会儿,说好时薪、排班,其他细节我问得不够细,怕显得自己事多。头一回结算前,我把每天几点进店、几点走都记在手机里,休息有没有扣,也记。
老板没当着面赖过我的账。有一回我对工时有疑问,他把记录拿出来,我们对了半天。我少记了一次提早下班,他也漏了一段我留下来打扫的时间,改完,钱补上了。
听起来挺平常吧?当时我盯着那张纸,后背却都是汗。
因为我见过隔壁店一个来试工的小伙,做完一天,问什么时候结钱,对方说还得看适不适合。那小伙在门口站了一阵,脸红得厉害,声音却越说越小。我没进去插嘴,也不知道他后来拿到没有。
这事我记着,记了两个月。
温哥华街上有许多写在纸上的规矩,公交时刻、垃圾分类、员工休息,贴得明明白白。进了小店,规矩得靠人一条一条问,问得不好意思也得问。有人有底气追,有人忙着交下个月房租,就把那句“算了”咽回去了。
这话说出来不体面,可那时我就是后面那种人。
上班第三周,我开始对后厨那扇门有点发怵。
门上有块小圆窗,推开之前能看见里面人影晃动,锅铲敲锅沿,排风机轰轰响。推开之后,热气糊脸,辣椒呛喉咙,洗碗池那边的水声像一直有人在拍手。我进去拿一叠碗,常常忘了自己来干吗。
后厨大姐姓刘,辽宁人,大家叫她刘姐。她个子不高,围裙下摆总是湿的,左手拇指贴着一块胶布,说话又快又直。我第一次跟她搭手,切葱切得粗细不齐,她看了一眼,说:“你这葱是拿眼神儿切的啊?”
我当时臊得不行,心想完了,接下来两个月有得挨骂。没想到她把刀拿过去,切了几下,叫我看刀怎么贴着指节走。她说慢点,别装快手,切着自己耽误她做菜。
话不好听,手倒是真教。
她每天差不多同一时间进来,先摸一下灶边昨晚擦没擦干净,再问今天哪几样菜要预备。老板催得急,她对老板也没多客气。有一回打包单一口气吐出老长一截,纸边扫到汤盆,她骂了句“这机器比人还能吃”,把单子撕下来,一张一张用磁铁吸到铁架上。
我后来最信任的就是她排单时那个背影。她没说过“放心”,也没空说。
真正让我想撂挑子的,是一个雨天的晚市。窗外天色灰得像没到下午,外卖单子却一直进,骑手在门口踩得地垫全是水。我负责打包,盯着纸条核对菜,手套里全是汗。
一份餐错了。客人点的是不放某样配料的炒饭,我按平常那份装进去,封口贴都压好了。送出去没多久,电话打回来,前台那姑娘听了两句,脸色就变了,赶紧跟厨房说重做。
我想解释当时单子怎么叠在一起,话到嘴边又觉得多余。错就是错。老板压着声音问我看没看备注,我说看漏了,他看我一眼,转身去处理电话。
那一眼没多凶,我却恨不得把整个人塞进米饭保温桶。
刘姐把锅重新烧热,没骂我,只说:“单子拿过来。”我递过去,纸都捏软了。她瞄一眼,先问前台客人有没有碰口、有没有身体不舒服。
听到还没有,她才说重新打,快点送。
锅铲碰到锅底,哐哐两声。我站旁边等着装盒,耳朵里全是外面骑手催单和前台道歉的声音。那份饭做好,她把勺子往我手里一放:“盯着点儿。
这不是少给人一双筷子。”
我那晚回住处,拿洗手液搓手指,搓到指节发白,还是觉得鼻子里有炒饭的油味。床边窗户上挂着雨,水珠往下一道一道爬。我想了挺久,要不明天别去了。
第二天我照样去了。哪有什么硬气,房租不等人。
上午没客人,我在门口搬饮料,巷子里一辆货车倒车,报警声一下一下响,湿纸箱贴着我的手腕,凉得人一激灵。老板在里面算前一天的损耗,刘姐蹲在菜筐边挑青椒,把软的拣出去,说中午员工餐用掉,别往客人盘里放。
这也许就是我后来能待满两个月的原因。坏事是真的,仔细做事的人也是真的。他们挤在同一间厨房里,没法替别人互相抵消。
那天收工晚,一群人都饿了,刘姐把边角料炒了盘饭,又添了一个蛋。她先叫洗碗的大叔盛,大叔说给我多舀点,我赶紧摆手,刘姐把勺子一横:“行了,你俩搁这儿让啥呢,饭都凉了。”
我们站着吃,墙上挂钟走得很响。饭一般,锅底有一点焦。我吃完还想刮那层焦的,没好意思。
看病那回,是我对这座城火气最大的时候。
我搬一箱冻货,手腕拧了一下。起初还能动,晚上握杯子时开始疼,疼得我睡觉都得把手搁在枕头上。第二天我跟老板说先去看看,店里正缺人,他皱眉问能不能干到午市结束。
我说行,说完就后悔了。
诊所门口是干净的,玻璃擦得亮,进去一股消毒液和咖啡混在一起的味道。前台姑娘说话很耐心,问我有没有预约、有没有相关医疗保险。我把自己带来的文件翻了一遍,具体怎么走她又解释了一次,我听懂大半,剩下的靠手机查。
我不敢在这里装懂。短住、工作身份、保险怎么接上,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那时就是没提前弄明白。明白得晚,手腕疼也不会替我慢一点。
那天等了多久,我记不准了,只记得候诊椅硬,空调口一直往我脖子吹风,窗外一个人牵着狗来回走。轮到我,诊室里的人问得仔细,也告诉我出现什么情况需要再处理。没人敷衍我。
可我出来时看着时间和要付的钱,还是想骂。慢也可以是认真,慢落到我这种按小时算收入的人身上,就有点肉疼。两边都没错,账单照样在那儿。
国内有些毛病,我在国内也骂。网上抢号抢到凌晨,医生忙得抬头看你一眼都费劲,就医不因为快而自动轻松。
可真在外面待久一点,我也重新想起国内那些被我用顺手了的东西。半夜想找点吃的,手机一开有人接单;要走远路,车次和换乘能查得很清楚。前两年我嫌手机里按钮太多,去哪儿都得扫码。
出去以后才发现,许多琐碎的等候被压掉了,人确实省下不少力气。
温哥华的公交到站也能查,店里同事还教我用软件看车走到哪儿。我有次只看了预计到达,没留意线路后半段的时段安排,雨里等了半天才知道晚间那班车不按我想的路线走。站台灯照着一小块湿地,鞋里灌了水,我想发火,又找不到一个该替我挨骂的人。
有人管日子怎么过得快,有人更在意其他事。两边日子都得花钱,都有顾不过来的人。我那时不想评价谁高明,只想把湿袜子脱了。
还有一次,快下班时店里进来个男人,穿着干净的工作外套,点了两样菜,一直盯着手机。菜上去不久,他叫我过去,语速很快,说其中一道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我问他具体哪里不对,他拿筷子拨了拨,不肯多讲,只说叫老板来。老板出来和他聊,我去收旁边的桌,听见“退款”那个词,手上的盘子差点碰翻水杯。
那道菜后来撤了。到底是做得不对,还是客人记错味道,我不知道。我把盘子端回厨房,刘姐尝了一小口,咂了下嘴,说今天盐确实重了点。
她转身拿布擦掉盘边的汁,连着我的紧张也给擦没了似的。
客人走时没闹,老板把单子夹起来,叫我下回别在堂食那边跟客人掰扯,先把问题带回来。做生意这些磨人的地方,在菜单上一个字也看不到。
我一开始老觉得,出了国,就该遇见点完全不同的人。搞半天,开店的烦、吃饭的挑、打工的怕担责,哪儿都有。只不过换了语言,换了货币,吵起来照样是那张桌、那盘菜。
刘姐也有急眼的时候。有天我把一桶洗好的菜放错了位置,挡着她拿东西,她扭头喊:“你站这儿干哈呢?往旁边挪挪!”
我刚好前一晚没睡够,听了就不舒服,故意把桶往边上推得很响。
她看出来了,没在忙时跟我讲道理。过了饭点,她把两瓶水搁到台上,问我:“你今儿咋的了?”我说没咋的。
她拧瓶盖,笑了:“那你跟桶较啥劲?”
我也笑了,笑得挺尴尬。她说她嗓门一直这样,店里机器响,不喊听不着。我说我知道。
说是知道,心里那股火倒是慢慢下去了。
她来加拿大很多年,家里那些事没跟我细讲。我只知道她有时休息会给国内打视频,对着手机那头说话嗓门更大,问这周吃什么了、天冷多穿点,问完就匆匆挂。有次她看新闻看得出神,手机屏幕暗了,她才想起来手里还攥着一根没摘完的豆角。
这些都不是我该替她编成什么故事的东西。我只看见她忙完以后会揉一揉腰,揉完继续站起来,把保鲜膜拉开,扣在盆沿上。
这个城市当然不只有我那间半地下房和那间餐馆。休息日我去海边走过,云低,树高,水面冷得像整块铁;也见过有人坐在长椅上读书,读累了抬头看一阵天,没人催。
我坐没十分钟就开始算第二天几点上班、房租还差多少。旁边有人缓缓跑过去,我说不清是羡慕他,还是单纯嫉妒他那双看起来很干的鞋。
以前在国内,我也爱拿“松弛”说事。看见别人工作日喝咖啡,会觉得这日子有盼头。等自己在这里拿时薪,休一天就少一天钱,才发现很多姿势拍下来都松弛,账单来了照样坐不稳。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被账单赶着跑。店里一个常客,每周同一天来吃面,慢吞吞地看报纸,吃完还跟服务生聊两句天气。他没碍着我,甚至有时会把空碗往里推,方便我收。
我端着他那只还温着的碗,想起自己上一次不着急地吃完一顿饭是什么时候,想不起来。
我猜有人会适应这里的慢,有人会被它磨烦。我属于后者,至少那两个月是。
让我破防的那句东北话,发生在快走之前。不是在什么大雪夜,也没谁抱着我哭。那天收工,我在后巷拎厨余,袋口扎得松,汤水从底下渗出来,沿着裤腿溅了两点。
我已经连续几天没好好睡。手腕还没完全舒服,房东发消息提醒我搬走前得把房间打扫干净,我妈在国内问我回程机票买了没,我一直没回。手机在围裙兜里振,我腾不出手,越振越烦。
垃圾桶盖翻上去时碰到墙,咣当一声。我把袋子扔进去,袋底又破了点,桶沿挂着菜叶和汤汁。臭。
带一点发酵后的甜。巷口有车驶过,轮胎碾水的声音贴着墙跑过来,我站在那儿,忽然觉得自己两个月就忙着往各种桶里塞东西。
刘姐出来找我,手上端着一只旧饭盒。她看了看桶,再看我手里那段破袋子,皱眉说:“你瞅你,能不能寻思个招儿,先拿纸垫一下。”我说知道了,低头去捡掉在地上的菜叶。
她没走,也没帮我捡。等我把桶沿擦完,她把饭盒往我手里一塞,说晚上做的排骨多了,拿回去热热。“人搁外头,别老硬挺着。
锅里有热乎的,就先吃口热乎的。”
她说得很东北,“搁”字一出来,我眼眶就紧了。我老家也有人这么说话。以前在家听见,只觉得火炕旁边尽是些没完没了的碎念,出门久了,那口音从排风机和车声里钻出来,竟让我一句话都接不上。
我怕她看见,假装去摸饭盒盖紧没紧。盖子温的,边上沾了一小粒饭。我摸了两次,才说谢谢。
她摆手:“谢啥,多出来的。”转头回厨房去了。
我在巷子里站了一会儿,排骨味从盖子缝里往外冒,跟垃圾桶的酸臭混在一起。说出来怪难听的,那一下我是真的想哭。
回房间后,我把饭盒放进微波炉。转盘走得不顺,转一圈顿一下,灯把排骨照得油亮。我坐在桌边等,听上面那层楼有人走动,木地板吱呀两声,又安静了。
加热好以后,第一口有点烫,肉炖得不算软,我拿筷子剔骨头,剔到一半眼泪就掉碗里了。也没哭多久,哭多了鼻子堵,饭就不好吃了。
我后来琢磨了一下,让我难受的可能不是刘姐对我多好。两个月里她照样会嫌我慢,会催我把台面擦干净。她给我的只是一盒剩下的排骨,一句叫我别硬挺着的话。
可那阵子我收到的信息全是几点到、做完没、钱够不够、什么时候走,没人问我有没有吃口热乎的。我自己也没问。她偏偏在后巷问了,还是用我小时候听惯的那种腔调。
第二天我把饭盒洗干净带回去,盖子沟里卡着一点油,我拿牙刷刷了半天。刘姐接过去,随手放在架子上,问我机票定了没有。我说定了。
她点点头:“那挺好,回去歇两天。”
我本来还想说点什么,打包机响了。她转身扯单子,我也戴上手套。话没说成。
临走那天,天难得亮了一点。店门口的玻璃从里面擦过,外头仍有一层水印,我以前总对着那几道印子来回擦,后来知道是玻璃外面的。
老板跟我结清了钱,还问我路上有没有人接。我说有,其实没有,到了机场自己走就行。原先我怕跟他说话,走时倒没那么怕了。
他还是忙,边跟我说边看了一眼新吐出来的单子。
刘姐在后厨,我没进去打扰。出门前她瞥见我背包,隔着那扇小圆窗冲我抬了下下巴。我也抬了下手。
她的声音没穿过那扇门,机器还在轰。
在公交上,我把湿外套搭在膝盖上,车窗里映着自己没睡够的脸。我想起刚来那晚,同样拖着箱子,同样不确定该在哪站下。这回认得路了,也知道那家店的后巷垃圾桶哪只盖子关不严。
我不会因为一盒排骨就说这座城好,也没法因为那两个月的狼狈说它烂透了。房间的潮气、诊所那张账单、我犯过的错,都还在;刘姐那句“别老硬挺着”,也还在。
车到站,我拽着箱子下去,轮子卡进人行道砖缝,怎么拉都拉不出来。我蹲下去,把它往回提了一把。就这么点事,提出来了,接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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