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最近，在加拿大的工作与生活渐趋稳定。手头这份物业经理的差事其实有不少鲜活的素材，但眼下时机尚不成熟——写得太浅不痛不痒，写得太深又怕被热心的华人朋友“开了盒儿”。为了避嫌，暂且不表。
可公号已荒草丛生许久，北美漫长的冬夜又总得找点乐子消磨。思来想去，不如把眼光投向来时路，写写我过去在中国的那些职场经历。
之前在《我为什么润》里提过，毕业12年，我在北京和郑州一共待过24家公司，平均一年换两家。网媒、纸媒、电视我都干过，科技、地产、金融、制造、餐饮也挨个趟了一遍，后来还自己注册公司折腾过自媒体……
这24段经历里，有的行当我很喜欢，奈何行业天花板太低；有的听起来光鲜亮丽，实则不过是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有的待遇相当不错，情绪价值拉满，可天天鞍前马后处理琐事，终非长久之计；还有的，入职几天后就看透了草台班子的“原形”，趁早跑路……
索性，我把这些荒诞又真实的过往串起来，开个新坑，就叫《郑在囧途：子蒙职场奇遇记》。不按时间线死磕，想到哪回写哪回。今天这第一回，咱们就从“央视临时工”讲起。
【一场“作死”之后，我去了梅地亚中心】
时间拨回2013年9月。那会儿，我刚又经历了一次“被离职”——直接导火索，是我在某主管单位背景极其深厚的“假港媒”里，做了一篇关于苏联《真理报》的专题。真是年少轻狂，“不作死就不会死”。
失业后的日常无非是刷招聘网站。某天，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社会招聘启事跳进了我的视线，岗位是“新闻编辑”，后面括号里备注着三个字：项目制。
行家都懂，这三个字翻译过来就是：不仅没有事业编，甚至不是台里的正式企业聘用合同，说白了就是“临时工”。但“中央电视台”这五个字的招牌，对当时的我依然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去之前我就门儿清，那里是一台精密的宣传机器，进去了也无非是在流水线上打螺丝。可人总有股好奇心，总想钻进机器内部，亲眼看看齿轮是怎么咬合运转的；顺便，也给自己的履历镀一层金，满足一下年轻时那点虚荣心。
简历投出去，凭着过往的媒体履历，我顺利拿到了笔试通知。
那天，我按时来到央视旁边的梅地亚中心。大厅里竖着“中视北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招聘考试”的易拉宝，考生排起了长队。
最大的会议室被改造成了考场，黑压压坐了快两百号人。桌面上摆着《考试流程》和机读答题卡：整整240分钟，四个小时的马拉松，先考150分钟的“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光选择题就有100道，外加两道主观题），紧接着是90分钟的“新闻业务测试”。
不出意外的通过笔试，面试采用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模式。
七八个人一组被带进小会议室。正中间坐着一位五六十岁的领导，气场十足，据说是新闻中心主任级别的人物。
开场先由旁边的几位考官问些常规问题，最后主任亲自出马，抛出了一个紧扣当时热点的专业题：“如果让你们模仿《你幸福吗？》那样的街采策划，你们会问什么问题？”
同屋的考生顿时七嘴八舌，有的往民生上靠，有的往中国梦上引。轮到我时，我清了清嗓子，说：“我会问——你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
话音刚落，全场大笑。在那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下，在座的都是媒体圈里摸爬滚打的人，谁都听得懂我这句反问背后的潜台词，空气里瞬间弥漫起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那位主任也乐了，但随即收住笑容，一脸严肃地纠正我：“应该改成，你觉得中国的希望在哪？”
一字之差，高下立判，也算是给我上了入行前的第一课。
面试结束回家等信儿期间，我顺道去面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编辑岗，对方很快发来Offer，月薪7500元。我正准备点头，中视北方的电话打进来了，通知我被央视录取，让我填报入职信息。我顺嘴问了句薪资，好家伙，到手居然还不如前者高。
但人年轻的时候，账往往不是这么算的。我想着趁年轻多见见世面，多攒点别人够不着的人生体验，何必计较眼下这一两千块的得失？于是，我推掉了《中国新闻周刊》，一头扎进了复兴路11号。
【二、老台初体验与“京骂”洗礼】
入职那天，我才算彻底摸清了央视庞大用工体系的门道。
我们这批五六十个新人，合同是和央视旗下的劳务派遣公司“中视北方”签的。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倒也坦诚，直接给我们交了底：新闻中心编辑部承担了频道从老台往光华路“大裤衩”搬迁的重大任务，台里要抽调大量精干力量去新台调试设备、录制样片，人手严重吃紧，这才急招一批项目制人员来填补两边的排班空缺。
后来我才了解到，单单一个新闻中心编辑部就有两百多号人，真正拥有事业编的不过十几位，清一色是五六十岁的老资历；挑大梁的中轻年骨干，大多签在规格高一些的“中视汇才”；摄像、后期等技术工种，则归属“中视科华”；而像我这样刚进来的，则是处在鄙视链最底端的“中视北方”项目制临时工。
每天进出老台，我都要在门口的传达室，用身份证换取《进楼证》。每次穿过门口的武警岗哨和安检门，那种“体制外边缘人”的荒诞感便油然而生。
随后，我们参加了“新进员工入职培训”。大概两周的统一培训分两块：一块是业务概览，资深制片人给我们立规矩、讲纪律；另一块是硬核的视频编辑实操——镜头转换、景别切换、“前一后十”的留白规范、遮罩制作、包装加字幕，以及怎么在资料库里扒空镜头、怎么给主持人写口播稿。
不得不承认，台里的业务骨干确实是科班出身、功底过硬。有位讲故事极厉害的制片人老师，课堂上随口讲了一段自家两代人的往事，硬是把台下一半的学员讲哭了。
有意思的是，这位老师如今依然活跃在自媒体一线，凭着做爱国饭的高超技艺，把流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培训结束，到了分组环节。一位制片人找我聊，看我履历丰富，语重心长地给我指了条“明路”：“小郑啊，你要是想搞点创新，可以去午夜组。虽然熬夜辛苦点，但自由发挥的空间大。”
我信以为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顺利分进了负责《午夜新闻》和凌晨《新闻直播间》的午夜组。
刚进组里的头两周，新鲜感足以抵消熬夜的疲惫。第一次在导播室盯着满墙闪烁的监视器屏幕，第一次在直播间里逐字核对字幕条，甚至趁着没人的空档，溜进《新闻联播》的演播室摆拍留念。
当然，进入由武警把守的直播区，也是需要开条子的。
新人上手哪有不挨骂的。有一次我独立剪一条新闻简讯，出了点技术纰漏，一位京籍制片人当场就炸了。这位仁兄鹰钩鼻、小眼睛，嗓门大得惊人，直接拿最地道的“国骂”和“京骂”伺候，整间偌大的新闻共享机房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好在咱脸皮够厚，低头默不作声，乖乖点头认错。
不过，这位仁兄人还不错，也属于典型的“对事不对人”。凌晨下班走出台门，只要顺路，他总会招呼同事上车。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那辆宝马3系轿跑，在凌晨与黎明的北京二环路上轰鸣着呼啸而过，在匝道急转弯时划出的那道漂亮弧线。
【三、午夜组的日常：“夜总会”与剧组的盒饭】
熬过了最初的新鲜期，午夜组的作息很快变成了一种机械的循环。
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大家陆续晃悠到组里开编前会。每天组里都会给大家点外卖，五六个人，五六个菜，一人一碗米饭，边吃边聊。
开会时，当班主编会先传达一番上级精神和当天的报道重点。正事说完，剩下的时间便是漫无边际的闲聊。
屋里这些混了多年的“老油子”，聊得最多的无非是奢侈品、车子房子、旅游健身和娱乐八卦。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几乎从未在探讨过时政、历史、文化，或是新闻专业本身。这与我此前待过的思想学术网站那种激扬文字的氛围，简直是两个星球。
或许是大家在体制里待久了，都学会了深藏不露；又或许，他们早就看透了一切，彻底把这份工作当成了一门糊口的纯技术手艺——不问西东，只管把螺丝拧紧。
吃完饭，各自上机。打开“索贝新闻共享系统”，主编已经把当晚《午夜新闻》和凌晨整点《新闻直播间》的串联单排好了，哪条片子排第几、给多少秒、用“女口”（女播音员口播）还是“男导盘”，一目了然。责任编辑再把任务拆解，分派到我们这些编辑手里。
客观地说，午夜组的活儿不算重。白天各路记者跑回来的新闻已经播过一轮了，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炒冷饭”——把长片子重新压缩提炼、换个导语、重新找人配音。即便赶上突发新闻，半夜三更也顶多写几句简短的口播稿。
找配音是夜班里少有的乐趣。我们可以直接去播音组找当班主持人录干声。运气好的时候，能撞上海霞这样的“国脸”。我找她配过两次音，工作间隙还用郑州家乡话跟她“喷”过几句，可得劲。
在同一楼层进进出出，撞见大咖更是家常便饭：在洗手间跟白岩松并排“放水”，在楼梯上跟水均益擦肩而过。若是放在青涩的学生时代，我怕是早冲上去求合影了；可真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反而觉得没那个必要了。
对于我这个政治学出身的人来说，每天上班最有意思的环节，莫过于看系统里的“报道提示”。在台里，传达这些宣传口径和指导意见的会议，有个颇具江湖气的内部代号——“夜总会”。每天编前会，主编都会特意叮嘱一句：“都看看今天‘夜总会’的通知啊。”
透过这些密密麻麻的提示，你能最直观地看到舆论的阀门是如何被精准拧紧或放松的：
- 赶上那年菲律宾风灾救援，提示写着：“好的不报，出现问题的才报”；
- 遇上院士贿选的传闻，要求“不报道相关暗箱操作信息”；
- 发生青岛“11·22”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燃事故，指令明确：“不滚动报道伤亡损失情况，不深究事故原因和责任”；
- 索契冬奥会开幕在即，基调定为“如何巧妙策应俄罗斯”；
- 到了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克里米亚公投决议时，口径精细到了标点符号：“俄方会投反对票，我方会投弃权票，但不要公开说策应俄罗斯，不要提中俄结盟或被孤立，也不要涉及公投的合法性问题”；
- 就连过年娱乐也没落下——当年冯小刚执导马年春晚，提示里特意强调：“不要过分强调冯小刚的作用，不突出个人，要强调这是集体智慧，不是‘冯氏幽默’。”
说到春晚，我们新闻共享机房的楼下，正是圆楼的一号演播大厅。那段日子，每天上下班都能撞见春晚剧组在走廊里穿梭、排练。
由此还衍生出了一项我和同事的“夜班福利”。半夜时分，肚子饿得咕咕叫，食堂和外卖早停了，我就拉着一位同组哥们儿，摸到一号演播大厅外的休息区。那里经常散落一些剧组吃剩的盒饭——如果没人认领，天亮就会被保洁当垃圾收走。
本着“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崇高道德，外加一点点“占小便宜”的朴素私欲，我俩成了剧组盒饭的常客。别说，剧组的伙食确实不错，荤素搭配，虽然半夜三更有点凉，但比起饿着肚子熬到天亮，已经算是顶级夜宵了。
【四、走进“大裤衩”：最顶尖的硬件，与遥遥无期的搬迁】
在老台摸爬滚打了一个月，业务流程摸熟了，我也等来了当初招聘时的重头戏——进驻“大裤衩”，参与新台的设备调试与样片录制。
“大裤衩”是民间的戏称，台里的官方叫法是“央视总部大楼”，内部为了方便，统称“新台”，以区别于复兴路11号的“老台”。
当年这座大楼因为造型前卫，没少挨网友的骂。但平心而论，由库哈斯领衔设计的这座建筑，在建筑史上绝对算得上经典——不仅入选过《时代》周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还拿过全球最佳高层建筑奖。
真正走进去，你才会被里面的现代感震撼。如果说老台像一座略显局促、充满年代感的机关大院，那新台简直就是一座科技感爆棚的未来之城。
音频设备、采编软硬件全线对标世界一流；后勤保障更是豪横，标准的球馆、健身房一应俱全，光食堂就开了四个——中心大食堂、清真食堂、西餐厅以及各色风味小食堂和咖啡厅，把打工人的胃安排得明明白白。
入驻新台的第一天，我们跟着工作人员参加大楼导览。沿着裙楼一路向上，直到登上38层的观景平台。
隔着巨大的玻璃幕墙往下俯瞰，东三环的车水马龙瞬间缩成了玩具模型。那一刻，我脑子里突然蹦出郝云的那句歌词：“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
新台的新闻中心演播室设计得极有现代感，编辑区和直播间之间只隔着一道通透的玻璃幕墙，活像高档餐厅里的“明档厨房”，颇有几分全球主流大台的派头。
摄像用的轨道和摇臂丝滑精准，演播室大屏支持3D和全息互动，就连主播台上的提词器，都从老式的手动按钮升级成了高科技脚踏板。
那段时间，编辑部领导还找来大量BBC、CNN、NBC和NHK的新闻样片，组织大家观摩学习，研究欧美日电视台的包装技巧和现代叙事方式，琢磨着怎么把新闻画面做得更炫、更有冲击力。
当然，这些宏大的视觉革命都是主编和责编们操心的事。作为临时工的我，依然老老实实地坐在工位上写稿、剪片、加字幕、调配音。
不过，新台测试期间倒是圆了我一个学生时代的梦。有次演播室调试机位，缺个坐主播台的人，责编随手一指，让我上去客串了一把“新闻主播”。
我往主持人座位上一坐，面对着镜头和提词器里标准的“9字稿”正襟危坐地播报新闻。刚开始心里直打鼓，导播在耳机里喊我切侧机位，我紧张得压根没听清，眼神直勾勾盯着正面镜头不放，在场的工作人员瞬间笑作一团。
就这样，每周在老台值两天夜班、在新台录几天样片，双线作战又持续了两个月。在我们这批人的配合下，新台的各档新闻样片顺利出炉。
可样片录完了，新闻中心究竟什么时候正式搬进新台？却成了一个谁也说不准的谜。
后来外界流传出一个说法：某天，一位大大大领导去老台的新闻演播室和直播间视察，环顾四周后随口夸了一句：“我还是喜欢这里的环境和气氛。”就这一句话，让新台的搬迁计划彻底搁浅。
【五、拒绝被流水线磨平青春】
在老台与新台之间来回折腾了整整六个月，我开始认真盘算离开的事了。
原因很现实，也很清醒。
首先，体制的壁垒比想象中更坚固。搬迁遥遥无期，而我手里这份“中视北方项目制临时工”的合同，想要跨过门槛转成“中视汇才”的正式企聘，难度堪比登天。
（后来听说，2013年和我同期进午夜组的六个年轻人，熬到最后的只剩一两个人，大概是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拿到了正式合同。）
但我不想熬了。每天按照一成不变的模板、框框和口径，像一颗标准件一样在流水线上重复同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在拿大好青春换取廉价的安全感。
更何况，当时的待遇实在让人提不起精神——每个月到手的纯收入只有区区6000块钱，在北京连体面生活都勉强。
（有意思的是，在我离职半年后，中视北方的人事居然主动联系我，给我补发了一笔大几千块的绩效补助。不得不说，国企在这方面，还算是厚道。）
其次，我当初进央视的“初心”已经圆满完成了。我不过是想掀开帘子的一角，看看这台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究竟是如何精密运转的。六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岗位上能看到的、该摸清的门道，我已经了解得七七八八；而那些更核心的运作逻辑，以我“当日有效进楼证”的身份，永远也不可能触及。
至于当初那位制片人画下的“午夜组有更多创新和自由空间”的大饼，在经历了180个昼夜之后，我彻底看清了——在一条高度标准化的流水线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自由发挥”。
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打包走人的，还有一个最温暖也最现实的理由：那时“队友”恰好研究生毕业，我们商量好了，一起告别北京，回郑州开启新的生活。
就这样，我告别了复兴路上那个黎明前的北京，也告别了“央视人”这个听起来很美的头衔。
《郑在囧途·子蒙职场奇遇记》的第一站，到此画上句号。下一回，咱们聊聊回郑州之后，我是如何在另一片江湖里继续“瞎折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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