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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吸烟被视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政府限制烟草产业,似乎天经地义。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政府曾大力扶持烟草产业:在国内补贴烟农,在海外帮助烟草公司开拓市场。烟草帝国的崛起,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后来,随着吸烟危害逐渐得到确认,反烟运动不断壮大,政府也开始加强管控。然而,禁烟范围扩大了,吸烟率下降了,大型烟草公司却依然站稳了脚跟。为什么反烟运动取得了一场场胜利,却始终没有真正动摇烟草巨头的商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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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一部资本主义政治史》的作者萨拉 米洛夫,把目光投向了美国政府角色的变化。早些时候,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保护烟农这样的生产者;后来,它越来越强调市场竞争和个人责任,把吸烟带来的疾病和损失更多归结为个人选择。沿着这条线索,本书追问的是:在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烟草带来的风险,最终由谁承担?

一、帝国崛起

一、帝国崛起

19世纪时,美国人主要还是抽烟斗、嚼烟叶。直到1884年,一位名叫邦萨克的发明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卷烟机,把卷烟的价格打下来,卷烟才开始在美国逐渐普及。

但直到20世纪初,卷烟仍然是一个小众产品。吸烟仍然被很多人视为堕落、不道德的行为,不少州都立法禁售烟草。那卷烟到底是怎么征服全美国的呢?答案是借助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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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军方开始把卷烟作为军需品,大量配给给前线士兵。卷烟从“道德威胁产品”,变成了男子气概和爱国精神的象征。战争结束后,数百万带着烟瘾的老兵回到国内,成了烟草公司最忠实的顾客。

不过,产业繁荣的背后,并不是所有人都受益。几大烟草公司的买手早已私下划分了势力范围,他们互不竞价,而是默契地用极低的价格收割农民,烟农几乎没有任何议价权。

虽然经济上斗不过,但烟农们也有自己的筹码。他们手里有选票,而代表他们的南方议员在国会里势力不小。这些议员们为了巩固选票,千方百计地推动政府成为烟草产业的保护者和参与者。1933年,这些议员开始借着罗斯福“新政”的东风,为烟农争取特殊保护。罗斯福新政中有一项关键举措——颁布《农业调整法》,其中补贴对象就包括烟草。

到了二战期间,香烟再次成为军粮标配,战后又带动了一波消费狂潮。但因为化肥和农药的广泛使用,烟叶产量还是逐年递增,国内市场根本消化不了。美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开拓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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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四年里,美国向欧洲输送了约130亿美元物资,其中竟有10亿美元的美国烟草。195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农业贸易发展与援助法》,允许缺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用本国货币直接购买美国“剩余农产品”——而烟草再次被列入其中。

一个由资本、政治和农业深度捆绑的烟草帝国,就这样在美国建成了。

二、权利革命

二、权利革命

到20世纪50年代,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几乎同时发表,得出了一个再也无法被忽视的结论: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强烈的因果关系。

1954年1月,烟草公司在全美各大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致吸烟者的坦率声明》,宣称关于肺癌的指控缺乏确凿证据,并表示将出资成立烟草工业研究委员会,资助独立的科学家去查明真相。

但作者指出,这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怀疑陷阱”。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证明清白”,而是“制造争议”。只要让公众觉得“科学界还有分歧”“定论尚未形成”,他们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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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健康危机,美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暧昧。烟草创造了庞大就业链,贡献了巨额税收,更是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这让政府在监管时畏首畏尾。直到1964年,美国卫生局才正式发布了《吸烟与健康报告》,以官方身份确认吸烟的危害。

面对日益汹涌的健康指控,烟草业迅速转换策略,祭出了一面新的盾牌:个人选择。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成年人有权利选择对自己有害的行为。它把“公共健康危机”置换成了“个人自由意志”。

1971年,新泽西州一位名叫克拉拉·古因的家庭主妇决定不再忍耐。她的女儿对烟味严重过敏,可那时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弥漫着烟雾。古因联合了六位同样不吸烟的女性朋友,成立了反吸烟污染组织。她们借用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话语:不吸烟者为什么不能争取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利?你可以选择伤害自己,但无权让我也跟着吸二手烟。

既然联邦政府被烟草相关利益集团牢牢把持,难以撼动,那就转向地方。她们深入社区,游说市议会,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推动公共场所禁烟立法。此外,反吸烟组织还开始向企业主和政府兜售一套“成本-收益”分析:吸烟员工病假更长、效率更低、抬高设备维护成本,并会显著推高公司的整体医疗保险费用。原本作为烟草业盟友的商业界开始倒戈,越来越多的企业自发推行工作场所禁烟政策。

但作者指出:当非吸烟者高呼“吸烟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时,他们实际上正把一项复杂的社会健康问题,悄然转化为纯粹的个人责任问题。

三、谁赢了战争?

三、谁赢了战争?

在里根时代,减税、去监管、削减社会福利,成了那个时代的“三板斧”。他任命的卫生局局长库普,却成了烟草公司头疼的对手。

库普深知,通过国会立法来全面禁烟是不现实的,所以他选择直接向美国社会喊话。他向企业主灌输这样一个观念:禁烟不仅对健康有益,更对你们的资产负债表有益。理性的雇主应该自发地在工作场所实施禁烟,而不是等待政府下令。

这种反烟方式,将公共卫生的监管责任,从联邦政府转移到了私营企业和个人身上。政府变成了一个信息提供者。它的潜台词是:我们已经把危害告诉你了,如果你还在吸烟,那就是你自己的失败。

与此同时,保护烟农的“新政体系”,也迎来了末日。1982年,国会通过了《无净成本烟草法案》,项目必须自负盈亏。以后如果有烟草卖不出去,损失必须由烟农自己承担。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多个州的检察长联合起诉烟草公司。吸烟导致的疾病让州政府的医疗补助体系不堪重负,烟草公司必须赔偿。1998年,双方达成“主和解协议”,烟草公司同意在未来25年内,向各州支付2060亿美元。

这笔钱分摊到25年,每年不到100亿美元。烟草巨头只需要把每包香烟的价格提高几十美分,就能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很多州并没有把钱花在戒烟宣传或预防吸烟危害上,而是用来修路、填补财政赤字,甚至减税。州政府的财政收入开始依赖烟草公司的利润——因为只有烟草公司活得好,才有钱继续支付赔偿金。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美国烟草公司开始大量使用廉价的进口烟叶。2004年,联邦烟草配额制度被正式终止。失去了政府保护伞的美国小烟农,纷纷破产,土地被大农场兼并。而摆脱了配额束缚的烟草巨头,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

此后,美国的吸烟率确实下降了,但吸烟越来越集中在低收入、低学历的蓝领阶层。吸烟逐渐从一项需要社会共同应对的公共卫生议题,转变为一个纯粹的个人选择问题。而这套意识形态,正是烟草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极力推广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烟草公司虽然输了一场场具体的战斗,却赢得了这场关于“谁该为风险买单”的战争。美国政府的责任范围在不断收缩,而个人承担风险的边界却在持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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