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省考面试候考区，走廊尽头靠窗的位置，陈默第四次核对了一遍准考证上的照片。

陈默在体制外已经考了六年，从二十七岁考到三十三岁。七年里，陈默进过五次面试，三次笔试第一，复试被翻盘，第二被逆袭，第三名补录没轮到陈默，甚至有一年因为零点二分的差距，连面试名单都没进。今年是陈默最后一次考，年龄到了，再上不了岸，陈默就永远错过这扇门。

“陈默！”

工作人员喊号，陈默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踩过走廊里那截忽明忽暗的日光灯，推门进了考场。

对面坐了七个考官，中间那位年纪最大，头发灰白，低头在看陈默的报名表。按流程，陈默先自我介绍，回答结构化问题，分析社会现象，处理突发事件。

这些题陈默倒背如流。练了六年，连考官可能出现的微表情陈默都研究过。

陈默语速不快不慢，声音稳得像练过千百遍的录音。

答到第三题时，陈默瞥见左数第二位女考官低头打了个哈欠，然后对面那位灰白头发的考官轻轻翻过陈默的报名表——翻到了背面。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陈默知道，有些事已经定了。

面试结束，陈默在考场外的小卖部门口站了十分钟。手机震了，林晓问陈默：“怎么样？”

陈默没回，蹲在马路牙子上，盯着来来往往的车牌号发愣。这个场景陈默太熟悉了。七年，陈默经常这样，从考场出来，蹲在外面，心里堵着一口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其实六年前陈默第一次考公，只是回老家过年时被陈默父亲提了一嘴：“你表姐在税务局，一年到手十五六万，稳定。”那时候陈默在外企做项目，年薪二十出头，觉得自己跟“考公”两个字八竿子打不着。

但那年年底陈默父亲胃出血住院，陈默母亲打电话说：“你回来吧，离家近一点至少有个照应。”

陈默辞了职，回家，开始备考。

回来才知道，考公这件事，跟陈默想象的不一样。陈默没进过培训机构，全是自己关在屋里看网课刷题。第一年，笔试高出分数线十二分，以为自己稳了，结果面试场上一紧张，逻辑全断，稀里糊涂说完，出来大脑一片空白。最后差两分。

第二年陈默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真题刷了三遍，错题本厚得像字典，陈默连上厕所都在背时政热点。出分那天，陈默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行测八十二点六，申论六十八。

总分比第一年高了七分。结果那年岗位报录比一比四百多，陈默笔试排名第十一，招一个人。

第三年，陈默开始慌了。换了岗位，报了区里的街道办。笔试第一，面试被一个应届生翻盘。那个小孩二流大学毕业，考完跟没事人一样。陈默查了那人的成绩，面试高陈默将近六分。

“没缘分。”陈默一个在党校当老师的同学这样安慰陈默。

后来这个词就像长在了陈默身上。吃饭的时候，亲戚问陈默考得怎么样，陈默说“看结果吧”；陈默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偶尔回头说：“尽力就好。”

但没人知道陈默“尽力”到什么程度。陈默每天在桌前坐十四个小时，颈椎已经出了明显的问题，经常头痛到吃布洛芬。睡眠也开始变差——倒不是焦虑的那种，而是体力透支之后的虚脱感。

最厉害的时候，陈默觉得自己就像一台一直空转的机器，轰鸣着转，但什么都没往前推。

每次出成绩的当天晚上，陈默都会出去走很远的路。有一次走到凌晨两点，路过一家24小时便利店，陈默买了一瓶冰红茶，坐在店门口的塑料椅子上，看了很久街对面的路灯。

陈默心里很清楚，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像陈默这样的人——考了三年五年，甚至还有考了八年的“职业考编人”。他们彼此不认识，但命运是同一个形状。

谁都不敢停下。因为一旦停下，就意味着过去这几年全部作废。你付出了时间、精力、面子、家人的期待，还有那些你本来能做别的事的机会成本——这些东西不是白纸，你翻篇之后还能重新拿来用，它们是硬成本。考公人的深渊，不是“考不上”本身，而是你输不起已经投进去的本。

第四年，陈默终于进了一次体检环节，心想着总算熬出头了，结果查出窦性心动过速，复检两次，因为紧张，一次比一次快。岗位作废。那阵子陈默每天晚上把手贴在胸口，感受心跳的节奏。

“你太紧张了。”体检医生当时看了陈默一眼，没多说，但那个眼神像针一样扎进陈默心里。

第五年，陈默换了专业限制更窄的岗位，终于笔试、面试、体检、全部走完，卡在拟录用公示前一天——有个细节材料不符合要求，申诉过一次，还是没通过。

那时陈默父亲已经出院了，坐在客厅里看新闻，听陈默讲完，沉默了很久，说：“要不就算了，回企业也行。”

陈默没说话。

陈默不是不想回企业，陈默是回不去了。在外企那几年攒下的项目经验早就过了保质期，三十多岁的人，没有新项目，没有人脉，没有应届生身份，简历投出去，HR根本不会看。

陈默这几年唯一会的东西，就是做题，就是怎么在有限时间里把一篇申论写到阅卷人心坎里。

做题是有套路的，陈默越来越熟练，可命运没有套路。

第六年，也就是今年，陈默给自己定了一个真正的死线，今年考不上，就彻底放弃。这一年陈默反而没那么焦虑了，白天帮人代课，晚上刷题，周末上网课。不熬夜了，不跟任何人讲，也不再发朋友圈。

然后陈默收到了面试通知。

第七个年头，坐在候考区的时候，陈默忽然不紧张了。陈默看着其他考生，有人背资料，有人来回踱步，一个穿黑西装的中年男人坐在角落刷手机，屏幕上全是搞笑视频。陈默心里想，凭什么陈默考不上呢？陈默想了很久，没想明白。

面试进行到第七分钟，陈默答完最后一题。

灰白头发的主考官点了点头，说：“可以了。”

陈默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刮出一声短促的尖响。陈默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咳嗽，然后就没了。

陈默在大厅等到下午六点，结果出来了。

综合成绩第二。招一个。

第七年，陈默最后一场，差了零点八分。

陈默走出考点的时候没蹲在路边，也没走远路，只是站在门口，把手里那张准考证叠起来，塞进上衣内侧口袋。手机又震了，陈默接起来，是陈默母亲。

“考完了？”

“嗯。还没出呢。”

“那回来吃饭吧。”

“好。”

那天晚上陈默坐在饭桌前，简单地吃着饭，没有提成绩。客厅里开着电视，陈默父亲哼了一句戏曲，换台，又换台，最后停在新闻频道，主持人正在说某地招聘公职人员的新闻。陈默放下碗筷，说了句：“今年可能还是不行。”

陈默父亲没看陈默，过了很久说：“那以后就别考了。”

“嗯。”

陈默应了，声音很轻，带着一种终于认下来的松懈。

但陈默心里知道，其实陈默早就输给了另一个东西。陈默不是输给题目，也不是输给对手——陈默输给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命”。有些人坐在考场上，像坐自己家客厅；陈默走进考场，像走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路。

一个月后，陈默去了一家环保企业报到，做行政。工资不高，但胜在离家近。办公桌在二楼靠窗的位置，窗外是一棵老梧桐树，风一吹就沙沙响。

陈默有时候会想起那些在考场上没做完的题，想起那个灰白头发的考官，想起那个应届生翻盘的成绩单，想起凌晨两点的便利店和那瓶冰红茶。

但大部分时候，陈默什么都不想。

考完第七年的那个星期天，陈默去了一趟市图书馆，把复习资料还了。还书的路上，陈默迎面撞见一个年轻男孩，怀里抱着一摞行测教材，从图书馆走出来，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陈默跟年轻男孩擦肩而过，没说话。

走了两步，陈默停下来，回了一次头。

那个男孩也停下来，在门口站了半天，才低头把书紧紧抱在怀里，转身又走进了图书馆。

陈默看了两三秒，然后转身，继续往前走。陈默没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