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二十,师范毕业,背着铺盖卷,坐了四个钟头班车,又走十八里山路。到青杠岭天已经擦黑,学校就一排土坯房,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后头隔出两小间宿舍。村支书兼校长老吴拎着马灯把我领进去,指指左边:“你住这。”又敲敲那面墙:“那边住何老师,何婉,民办的,比你早来四年。”

我放铺盖的手顿了一下。墙是杉木板钉的,没刨光,缝宽的地方能漏进灯影,咳嗽一声隔壁听得见。

老吴看出我尴尬,说:“就这条件,山里没别处。清清白白住着,怕啥。”

我嘴上说不怕,当晚脱了鞋躺下,连翻身都侧着劲。木板冻脚,山风从瓦缝里钻,我听见那边何老师那边火柴“嚓”一声,灯灭了,又“嚓”一声,点着了,是她也在不自在。

头半个月,我俩几乎不说话。白天她教一二年级,我教三四年级,二十几个娃挤一间屋,复式班,我讲段落大意,她那边带娃数小棒。放学后娃跑光,学校空得吓人,就剩墙两边两个活人。

她瘦,辫子挽在脑后,总穿那件蓝布褂,袖口补过。做饭在屋檐下支个泥灶,她煮苞谷糁,我劈柴。头回她端碗过来,说:“年轻后生,别光吃咸菜。”碗底沉着两个煎土豆。我推,她把碗往石台一搁:“不吃明早批作业手抖,娃吃亏。”转身走了。

我端回屋,隔着板子听见她那边吸鼻子。不是哭,是冷。

夜里开始有动静。山里静,木板不隔声。她翻个身,床架“吱呀”;我咳嗽半声,她那边停一下。有回我发烧,额头烫,哼了两声,没想声张。过了几分钟,板子“叩叩”两下,她声音哑:“水不?”

我“嗯”一声。

门没锁,她端个搪瓷缸过来,姜汤,表面飘两粒花椒。我接的时候碰着她指尖,凉的,我缩手比她快。她没看我,说:“明早别起早,我带早读。”带上门,木板又响一声。

第二天我照样六点起。她站在教室门口,看我端着缸子,眼圈有点红,没问好没说谢,只说:“药味重,捂捂汗。”

日子就这么过。春天她手背裂口子,粉笔灰一沾就疼。我托赶场的人从乡上捎了盒雪花膏,放她办公桌抽屉。她翻出来,拿在手里转了半圈,晚上隔着墙说:“多少钱?”

我说:“两毛,处理货。”

她沉默挺久,说:“下回别买。我嫁过人,不是姑娘。”

我愣住。

她没接着说。后来零零碎碎才知道,她原先在邻县,男人是矿上的,八一年塌方没了,赔了三百块,婆家嫌她没生养,把她退回来了。她考过民转公,分数够,名额给了支书他侄女。她没闹,收拾铺盖来青杠岭。

我那会儿年轻,听这些只觉得心里堵。可我也没资格说“我懂”。我家兄弟三个,我吃商品粮算好的,她连商品粮边都摸不着。

夏天漏雨。她那头床靠墙,雨斜着打进来,木板胀了,水顺着缝滴我枕边。我半夜起来,搬了脸盆接,又抱自己铺盖挪过去,敲她墙:“我那边也漏,你床挪中间。”

她不开门,隔着板子说:“你一个大小伙,装啥。明儿娃看见咋说。”

我说:“娃才不管,娃只管乘法口诀背没背。”

她半天冒一句:“你嘴贫。”

可天亮我看见她把床往中间挪了,脸盆在她墙角接着水,我那边盆空着。

流言是秋天起来的。

村里接娃的婶子们,眼神先变。有回我帮何婉挑水,桶绳勒红我手,她站井台边递我块布擦。卖豆腐的婆子路过,跟人嘀咕:“俩老师,夜里就一层板。”

老吴找我谈话:“小宋,不是我多心。上面查师德,群众眼睛也毒。要不你搬村部去住?”

我说:“搬了娃晚自习谁看,天黑路我俩谁送?”

老吴叹气:“那你们……别让人逮着话柄。”

何婉那边也听见了。她当晚隔着墙说:“要不我走。我去茅坪教学点,那边缺人。”

我说:“你走了,一年级那帮娃谁教拼音。你忍心让石头他弟把‘b’念成‘d’?”

她没声了。

可她开始避我。吃饭错开时间,我劈的柴她不碰,我挑的水她另起一桶自己担。夜里她那边静得过分,连咳嗽都捂被子里。

我憋着火,有晚敲墙:“又不是咱俩愿意住一块,墙是公家的,板缝是风撕的,你躲我,倒像咱真有啥。”

她声音闷:“不是躲你。是躲我自己。”

我一下没话了。

冬天来得猛。十二月那晚,风把瓦掀了半片,雪灌进屋。我听见她那边“哗”一声,接着是闷哼。我踹了鞋过去,推她门,门闩着,我肩膀扛开。

她缩床角,被上全是雪,脚盆翻了。我拽她出来,她手冰得打颤,我把自己棉袄裹她身上,拖到办公室火塘边。烧柴,烤了半宿。

她靠墙坐着,头发沾雪,忽然说:“我男人走那年,也这么扛门。可他没扛开。”

我添柴,没接。

她靠着我肩头睡过去。我腿麻,一动没动。火光里看她眼角那道细纹,想:她才二十六,命怎么就紧成这样。

天亮老吴带人修房,把木板墙拆了,垒半截砖。说安全,也说说不清的都隔开。

砖墙砌好那晚,我躺下,忽然不习惯。太静了。听不见她翻页,听不见她轻轻叹气,听不见她夜里憋住的那声咳。

我敲敲新墙,闷的,像敲自己胸口。

她那边没回应。

开春,上面调令下来,我转去乡中心校。铺盖卷还是来时那个,多了一双布鞋,她放我门口的,鞋垫是她纳的,鞋口锁了边。

她没送我,在教室里带娃念“春天来了”。我路过窗根,听见她声音比平时亮,念到“小草从土里钻出来”,钻字咬得重。

我站了一会儿,没进门。

后来十年,我娶了镇上供销社的姑娘,生儿子,教语文教到退休。她留在青杠岭,听说九几年民转公终于转上,九八年学校撤并,她去柳坪带学前班,再后来没消息。

有回学生石头——就是当年把“b”念成“d”那个——在省城碰见我,说:“宋老师,何老师现在柳湾,开个小卖部,还教娃写字。”

我去年回去一趟。老土房塌了,原址是晒场。砖墙痕迹都认不出。柳湾小卖部门口黑板写着“今日字:信、稳、勤”。她头发白大半,腰弯了,见我端着搪瓷缸,还是当年那种。

她笑:“宋老师,墙没啦,你咋还站门口。”

我说:“来买盒雪花膏。”

她从柜台摸一瓶给我,还是两毛那种味儿。

我接过,放口袋。她低头继续教娃握笔,我站会儿,转身走。

山风一过,松树哗啦响,像谁在翻一摞旧作业本。我摸出那盒雪花膏,盖子上锈了,闻着还是姜汤味儿混着粉笔灰。

回程班车晃,我靠着窗,听见隔壁抱娃的媳妇刷手机,外放声挺大。我下意识侧过身,怕翻身响。

可墙是铁的,厚,什么也听不见。

我妈打电话问,山里苦不苦。我说不苦。她不信。

其实苦。可那年杉木板薄,风一吹,两边人都醒着,谁也没碰谁,谁也没说破。就那么隔着一层板,把最软的那点东西,替对方捂了一程。

晒场边有截烂木板,我捡了一块,黄了,松油早干透。带回家压在书桌玻璃下。

晚上老婆在客厅看电视,儿子打游戏。我坐书房,看那块木头。

有时候半夜醒了,我还习惯往墙那边听一听。

什么都没有。

只有暖气片轻微响了一声。

我把雪花膏拧开,抹了点手背,关灯,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