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二十四岁。
我在城南那条老街上开了间裁缝铺,说是铺子,其实就是我租的一个临街小隔间,前面挂样板衣裳,后面支一块案板裁布料,再往里头拉一道布帘,帘子后头搁一张行军床,晚上困了就在那儿眯一会儿。铺子隔壁是老王家的卤味摊,每天下午三点准时飘过来一股八角桂皮的味儿,混着猪头肉在锅里咕嘟咕嘟翻腾的油香,直往人鼻子里钻。我手上踩着缝纫机,肚子就跟着那味儿一块儿叫唤。
那年头做衣裳的人还多,改裤脚、换拉链、把男人的旧西装改小给半大小子穿,活儿不愁。就是挣得薄,一条裤脚五毛钱,换个拉链一块二,忙到天黑,手指头被针扎得全是眼儿,也攒不下几个大子儿。
那天下午,天阴着,铅灰色的云压得低,老街上的梧桐叶子被风掀得哗哗响,眼看要落雨。我正给一件的确良衬衫锁扣眼,手摇着缝纫机,嘎嗒嘎嗒的声音填满了整个小铺子。这时候门口光线一暗,有人进来了。
我抬头一看,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身板挺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脚上蹬一双黑布鞋,鞋面上沾着些泥点子。他手里拎着一个灰扑扑的布袋子,站在门口那截门槛上,也不往里迈,拿眼珠子四下里打量了一圈,才开口:“同志,做衣裳吗?”
那嗓门儿不高,带着点沙哑,说话的时候右手不自觉地捏着布袋子的提手,拇指来回搓那根带子。
我停下缝纫机:“做啥样的?”
他这才进来,把布袋子往案板上一搁,解开系口的细绳,从里头抖落出一块藏青色的毛料,料子倒是不错,厚实,纹理也细。他拿手把料子抻平了,掌心在上头来回抚了两遍,说:“我想做件中山装,照这个料子。”
我拿尺子给他量肩宽,绕到他背后,他站得笔挺,脖子梗着,我让他放松,他就讪讪地笑了一下,肩膀往下塌了塌。量到腰围的时候,他忽然说:“别量太紧,我那口子……以前量衣裳爱往紧了量,穿了勒得慌。”
我拿粉片在布料上画线,嘴里应着:“放心,我手松。”
他那边站着不走,也不坐,两只手一会儿插兜里,一会儿又掏出来,末了从兜里摸出半包皱巴巴的大前门,抽出一根点上。烟飘过来,混着外头卤味的香气,我竟然从那烟味里闻出一点他身上的肥皂味儿,就是那种老式的灯塔肥皂,洗完了衣裳手上一层干涩的香。
他抽了两口烟,忽然问我:“小师傅,你这儿做活,几天取?”
“五天。”
“那成。”他把烟在门槛上蹭灭了,那半截烟没舍得扔,又塞回烟盒里。临出门,他回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样板衣裳,那是件女式罩衫,我拿来当样子的。“这衣裳做得挺细致。”他说这话的时候,用手在耳根子上挠了挠,眼睛没看我,看的是那件罩衫的袖口。
我心里觉得这人有点意思。
过了三天,他又来了,说是路过。我正给一条裤子撬边,他就倚着门框看我干活。我让他坐,他摆摆手,说站着舒坦。然后就那么看着我,也不说话,看我穿针引线,手指头翻来翻去。我被他看得有点不自在,手上就出了点差,针脚歪了半寸。他倒是不客气,凑过来拿指头点着那歪的地方:“这儿,歪了。”
我脸一热,赶紧拆了重来。他在旁边嘿嘿笑了两声,那声音闷在喉咙里,像老茶壶盖子被水汽顶得噗噗响。
那天他待了有小半个钟头,说的都是闲话。说他姓赵,在城西的农机站上班,管仓库。说他家老婆子三年前没了,闺女嫁到了外省,一年回来一趟。说他一个人吃饭没意思,煮一锅面条吃三顿,顿顿热剩的。说到最后,他从布袋子里掏出一个报纸包,打开是两块卤猪蹄,还微微冒着热气:“老王家的,刚出锅,你尝尝。”
我推辞,他直接把报纸包往案板上一放,油星子立刻洇透了报纸边角。“吃吧,我特意多买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手在裤缝上蹭了蹭。
我掰了一块猪蹄啃,他就在旁边看着,嘴角咧着,露出一颗镶了银边的门牙。那天他走的时候,我把做好的中山装递给他,他试了试,肩膀那儿正好,就是袖子他觉得短了点。我说可以放长,他忙说不用不用,撸起来当工作服穿,干活利索。
后来他来得就勤了。有时候拎两根菜瓜,有时候带一兜子青椒,说是农机站后面的空地自己种的,吃不完。有一回下大雨,他扛着一把豁了口的油布伞跑进来,裤腿湿到膝盖,从怀里掏出一包还热着的糖炒栗子,说怕我下午犯饿。我当时正在给一个姑娘赶嫁衣,忙得抬不起头,他就坐在旁边给我剥栗子,剥一颗往我手边的铁皮盒里搁一颗,壳剥得干干净净,连里头那层薄皮都搓掉了。
我嘴上不说,心里那杆秤开始晃了。
真正让我动心思,是有天傍晚收工,隔壁老王收摊,推着三轮车从门口过,跟我打招呼:“云绣,还忙呢?”老赵正好在铺子里帮我绕线团,老王一嗓子,他手一抖,线团子骨碌碌滚到地上。他弯腰去捡,耳朵根子红透了。老王瞅瞅他,又瞅瞅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蹬着三轮走了。
老赵把线团子搁回桌上,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最后憋出一句:“那个……我明儿还来。”
说完拔腿就走,差点被门槛绊一跤。
我扶着缝纫机笑了半天,笑完了,手上绕的线疙瘩怎么解都解不开。
秋末的时候,他有一回喝了点酒来的。傍晚的太阳黄澄澄地照进来,把他脸上的褶子照得一条一条清清楚楚。他站在案板前,手指头敲着案板边儿,敲了半天,忽然说:“云绣,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挺没劲的?五十多了,房子是单位分的,存款就那么点儿,闺女也不在身边。”
我说:“您有您的日子,咋算没劲?”
他往前凑了半步,酒气混着肥皂味儿一块儿扑过来:“我寻思着,要是……要是你不嫌我岁数大,咱俩搭伙过日子呗。”
话说得磕磕绊绊,像缝纫机跳了线。
我手里正拿着一把剪刀,听他这么一说,剪刀往案板上一拍:“赵德贵,你早干嘛去了?我等你这句话,从穿衬衫等到穿棉袄!”
他愣在那儿,眼睛眨巴了半天,忽然咧开嘴笑了,笑得满脸褶子,连那颗银牙都露出来了,手在裤兜里摸了半天,摸出两块水果糖,是那种老式橘子瓣糖,纸都粘在糖上了,他拿指甲抠了半天,抠出一块递给我:“吃糖,吃糖。”
我接过来含在嘴里,甜得直齁嗓子,心里却头一回觉得这间小铺子暖和得有点过分。
打那以后他更来得勤了。冬天屋里生炉子,他每天早上先来给我把炉子捅开,添上煤球,等屋里暖和了才去上班。下班回来顺路买两个烧饼,一人一个,就着搪瓷缸里的热水吃。有一回我赶活到夜里十点,他也陪着到十点,困得靠在布帘子边上打盹儿,脑袋一点一点的,手里还攥着我那块搭在膝盖上的棉布,怕我冻着。
过年的时候他闺女从外省回来,他领着来铺子里。姑娘三十出头,大眼睛随她爸,站在门口打量了我半天,忽然说:“我爸说你手艺好,我瞅着也是。”然后从包里掏出一条围巾,红黑格子的,往我脖子上一绕:“给你的,别嫌弃。”
老赵在旁边搓着手,笑得比那天给我糖还欢实。
我扯着围巾穗子,鼻子有点酸。那年冬天风大,老街上的梧桐枝子刮得嗖嗖叫,可我脖子上那条围巾,从入冬一直围到开春,暖和得很。
转过年来开春,他把农机站那间宿舍退了,搬到我铺子后面的小院里。搬家那天就两个纸箱子,一箱子衣裳,一箱子锅碗瓢盆,外加一个用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相框,是他老婆子的遗像。他把相框擦干净,端端正正搁在堂屋柜子上,回头跟我说:“搁这儿你不忌讳吧?”
我说:“不忌讳。她是你前头的,我是你后头的,咱俩一块儿惦记她。”
老赵拿袖子抹了一把脸,说是风大迷了眼,可那天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哪来的风?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我白天做活,他在农机站下班回来就帮我锁边撬裤脚,手上笨,扎着了就嘿嘿一笑。到了晚上,我给他烧一壶热水泡脚,他把脚往盆里一伸,舒服得直叹气:“云绣,你说我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
我说:“是你那两块猪蹄修来的。”
他就嘿嘿嘿地笑,笑得盆里的水都晃荡。
后来我跟老街上的几个姐妹唠嗑,说起这事儿。卖豆腐的张姐拍着大腿说:“你可别犯傻,五十多的老头子了,你图他啥?”我说:“图他给我剥栗子剥得干净。”张姐拿指头戳我脑门:“你就这点出息!”可没过俩月,她自己跟粮站一个老实巴交的会计好上了,那会计比她还大八岁。
所以说嘛,女人别害臊,甭管你多大岁数,也甭管那男人多大岁数,有些话该说就说,有些事儿该应就应。男人看着硬邦邦的,心里头那点软乎地方,全在你这儿搁着呢。你拿热乎气儿烘一烘,他就化了。这是我在那间裁缝铺里踩了三年缝纫机,缝了无数条裤脚、换了不知道多少个拉链头,才琢磨明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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