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教室只有四平米,玻璃门外面就是走廊。唐黎蹲在地上,把积木一块一块往孩子面前推,嘴里念着“红色,红色,这是红色”,孩子眼睛盯着窗外,没看她。
她已经在这间屋里待了四十分钟。膝盖蹲麻了,嗓子也干了,孩子始终不肯开口。
这是她来“启航”的第四个月。入职那天,老板王瑞瑞在晨会上说了一句话,唐黎记到现在:“咱们是能力提升机构,不是托儿所。孩子练出来就可以走,越快越好。因为什么?因为从赚钱和孩子的人生来比,金钱跟孩子人生一比,一文不值。”
说这话的时候,王瑞瑞站在白板前面,手里捏着一支马克笔,语气是兴奋的,像宣布什么了不起的宣言。
“所以咱们要最快的速度,把孩子提出来,把品牌打出来。”他把马克笔往桌上一丢,目光扫过底下七八个老师,“安全核心——永远不许动手打,这是铁律。”
当时没人说话,唐黎也没说话。她只觉得“孩子的人生一文不值”这话有点奇怪,但在那种场合,她没来得及细想。
沈老师就是在她来之前被带走的。前台小周告诉她,去年有一个孩子的爸爸找了人,沈老师被堵在中心门口,孩子的妈妈指着他骂了十几分钟,孩子站在一边,低着头,全程没说话。
后来中心赔了钱,沈老师走了,再后来听说那孩子转去了另一家机构,训练中断了三个月,家长又把他送了回来。
“没办法,”小周说,“咱们这里一个月的课费,别家做不出这个价。”
王瑞瑞对“安全”的态度很明确,但他对“提能力”的态度更明确。每周五下午的例会上,他要求每个老师报数据:这周孩子能发几个音节,能连续执行几个动作指令,能坐住多长时间。
数字不涨,他脸色就沉:“家长花了钱,是要看到变化的。你自己孩子你怎么教,你就怎么教。”
有一次他女儿的班主任找他,说他女儿课堂上总走神,王瑞瑞回来在例会上把这事讲了半分钟,然后说:“我女儿都这样,你想想咱们这儿来的那些孩子。”
唐黎没有当场反驳。但那天晚上,她回到家,婆婆说三岁的儿子晚饭没吃几口,在客厅玩玩具时突然闹起来,怎么哄都不行。婆婆说:“这孩子脾气越来越坏,是不是你们那个中心教坏了?”
唐黎把孩子接过来,孩子小胳膊抱着她的脖子,把脸埋在她肩窝里,过了一会,她摸到他耳朵根是湿的。
“他可能是想你了。”婆婆站在厨房门口,顿了顿,又说,“你白天教别人家孩子,晚上回家多抱抱他。”
唐黎把儿子搂紧了一点。她想起下午那个孩子——六岁,姓何,不太爱说话,但特别怕小房间。每次唐黎把他领进去,他都要站在门口过几秒才肯迈进一只脚。他妈妈在走廊凳子上坐着,眼睛一直盯着手机。
何家妈妈专门叮嘱过:“我们何何就是来得晚,前两年一直没重视,现在一年级跟不上,老师总打电话。你们王总说三个月能见效,我先交一个季度的钱。”唐黎算过,何何一个月的课费,相当于她半个月工资。
她不敢请假,不敢迟到。婆婆有点高血压,孩子偶尔感冒发烧,她只能用中午的一个半小时跑回家看一眼再赶回来。有一回孩子烧到三十九度,她下午有四个连堂课,一个都没推掉。
晚上回到家,婆婆脸色不太好看,说:“你这份工资,再干下去,自己孩子都要不认识妈了。”
唐黎没接话。她把孩子抱去卧室,量了体温,又喂了药,母子俩蜷在一起睡到天亮。
周五例会上,王瑞瑞公布了一个新规定:一对一教室的门一律虚掩,不许锁。“不是不信任你们,”他说,“是怕有情绪的时候不好收场。大教室还能有人拉一把,一对一的小屋子,门一关,谁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女老师更要注意。”
底下几个老师面面相觑。坐在唐黎旁边的梁子低声说了一句:“什么意思?防贼呢?”
王瑞瑞像没听见,继续说:“我们是做品牌的,口碑坏了就全完了。”
第二天下午,唐黎在何何的课堂上遇到了她有史以来最难熬的四十分钟。何何那天的情绪特别差,从进门开始就坐在椅子上踢腿,把桌上的积木全扫到地上。
地上有他刚才踢翻的水杯,水洒了一地。唐黎蹲下去捡,他踢翻了一把小凳子,又去推窗台的绿植,花盆差点掉下来。
唐黎伸手去拦,手腕被他咬了一口。
疼。她没忍住,倒吸一口气,松了手。何何退到墙角,胸口一起一伏的,像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较劲。唐黎站在原地,手背上的牙印慢慢渗出血来,她蹲下来,没动。
“你不想上课就坐一会。”她说,声音有点哑,“我把地上收拾干净。”
何何没说话,墙角的阴影里他低着脑袋。
唐黎把积木一块块捡回框里,擦干地上的水,又把小凳子扶起来。她做完这些,膝盖已经酸得不行了。忽然她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很小的声音,闷闷的:“我想我妈了。”
唐黎回头。他站在墙角,两只手攥着衣角,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她走过去蹲下来,问他:“你妈在外面等你呢。”
“我妈不看我。”他说,“她就看手机。”
唐黎没有再说话。
她想起自己儿子,想起他说不清“妈妈”两个字的那段时间,她带他去市儿童医院做评估那天,医生问她:“母亲节那天她落泪了吗?”她当时说不出话。
晚上下班,唐黎去门卫拿孩子奶奶捎来的粥。路过王瑞瑞办公室门口,她听见他在打电话:“何家那个课我盯着呢,老师是新人,但人还算稳。你放心,四个月,他要是没进步,我全退你。”
唐黎在走廊里站了片刻,那间办公室的玻璃门映出她的脸,她没看出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
后来何何的情况确实有变化。他能坐得住二十分钟了,偶尔会主动搭积木,有一次他在课间跑过来拉着唐黎的手,指着他搭好的那座小房子,说了两个字:“高的。”唐黎笑了一下,他妈妈在旁边愣了两秒,然后眼眶红了一下。
转变的第三天,何何妈妈带了一袋榴莲放在前台,说是给老师们尝个鲜。王瑞瑞看到了,在例会上特意把这事提了一遍,说:“看到了吗?这就是品牌。”他没有提何何的变化,也没有提唐黎被咬的那一口。
周五晚上,唐黎把最后一盒教具收进柜子,锁好门,准备去坐最后一班公交。在门口,她远远看见一个穿黑色羽绒服的背影正蹲在台阶上,是那个刚下课的小孩,何何。
他在等妈妈来接。他妈妈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低头看手机,屏幕亮着,不知道在看什么。风很大,何何缩着肩膀,手里的保温杯盖子拧开又拧上。她看见他拧了几次,也没喝。
他妈妈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上车吧。”何何站起来,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向停在路边的车。
唐黎看着那个背影,忽然想起来自己的儿子昨天问她:“妈妈,为什么要上班?”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去玩玩具了。
她站在冬夜的风里,等公交来,没有想清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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