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提起“十八岁的小姑娘跟六十岁老头过日子”,嘴皮子一碰,总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猥琐笑意,仿佛屋门一关,里头全是什么见不得光的香艳和见钱眼开的算计。
可真正的日子,连半钱银子的暖气都没有,只剩下干瘪的皮肉和透骨的凉。
那是刚去老周家第二个月的夏夜。老周在县农机站退了休,镇上这套八十年代盖的砖房闷得像个蒸笼。我洗完澡,身上套着我妈从集市地摊上扯布做的粉色棉绸睡衣,肥肥大大,遮到小腿肚。
我从屋里出来,穿过狭窄的走廊去灶屋倒水。
老周正坐在客厅那把磨掉漆的竹藤椅上,身上是一件洗得领口发卷的白色跨栏背心,松垮的肚皮耷拉在灰布短裤上,露出一双青筋暴突、布满老人斑的瘦腿。茶几上的老十四寸彩电正滋滋啦啦放着天气预报,蓝幽幽的光打在他脸上,眼眶深陷,颧骨高耸。
我端着瓷茶缸从他眼皮子底下走过去接热水,水倒满了,又端着茶缸顺着原路折返回去。
两趟,前后不过一分钟。我低着头,脚底下的塑料拖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轻微的擦擦声。
老周的眼皮甚至都没往我身上瞟一下,干瘪的嘴唇吧嗒了两下,喉咙里像卡着一口老痰,嗓音尖利得像生锈的铁片刮过锅底:“倒个水,把走廊灯一直开着干什么?那灯泡是四十瓦的,照着空气不用电钱啊?顺手带灭能折了你的手?”
我攥着滚烫的茶缸柄,手心被烫得发麻,站在昏暗的走廊口,低低应了一声:“知道了。”
随手摁掉开关,眼前骤然黑透,只剩客厅电视机荧幕上忽明忽暗的冷光。
这就是外人嘴里所谓“老夫少妻”的真实模样。
没有宠溺,没有风流,甚至连正眼相看的欲念都没有。他看我,像看一个走廊上多耗了他两分钱电费的物件,冰冷、挑剔,带着时刻防备被占便宜的警惕。
我叫陈玉,那年虚岁十八,连去民政局领红本子的法定年纪都没到。
我和老周之间,根本谈不上什么明媒正娶的婚姻。那桩荒唐的事,由头全落在我死去的父亲身上。
我十七岁那年,父亲查出尿毒症,在县医院断断续续透析了三年,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掏得精光,最后还欠下了整整八万块钱的医疗外债。债主都是村里的本家亲戚,父亲刚咽气入土,催账的便天天堵在门槛上砸碗摔盆。
我妈是个哭起来就站不起身的软弱妇人,除了抹眼泪就是叹命苦。
后来,隔壁村的媒人领着老周进了我们家破败的院子。
老周原先是农机站的干部,发妻早逝,一儿一女早就成了家,大儿子周伟在县城当公务员。老周退休后一个人住在镇上的老家属院,年纪大了,腿脚开始犯风湿,想要找个年轻结实、知根知底的农村丫头伺候饮食起居。
八万块钱。
老周用旧报纸包着,整整齐齐码在油布桌上,分文不少。我妈当着老周的面,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哭着说只要我肯去镇上跟老周过,我爹欠下的八万块饥荒就能一把抹平,我也不用跟着去矿上打黑工。
我们没去民政局,也没法去。村里摆了三桌寡淡的饭菜,请了几个管事的长辈吃了顿饭,老周雇了一辆带雨棚的农用三轮车,就把我和两包换洗衣裳拉进了镇上的家属院。
在外人眼里,我是老周的“小媳妇”;可在老周眼里,我是他拿八万块买回来的长工,还是个随时可能偷拿他家底的外人。
老周的生活规律得像一台快要生锈的钟表。
每天清晨六点准时起床,用冷水擦一把脸,然后坐在餐桌前,摸出他那副厚重的老花镜戴上,开始数药丸子。降压药三片、活血丹两粒、维生素一片,他用干枯发黑的手指头在桌面上划拉着,一颗一颗点,生怕我拿面粉丸子给他换了。
吃完药,他会背着手在屋里走一圈,检查水龙头有没有拧死,冰箱门有没有关紧,客厅大立柜上那把黄铜锁有没有被人动过。
大立柜锁着老周一辈子的秘密和积蓄。
他的退休金其实不少,每月有三千两百块,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上足够过得体面滋润。但这笔钱我连个影子都见不着。每个月二十五号社保打款,老周的存折早就交给了县城的大儿子周伟保管。
老周每次在客厅看电视,只要七点的新闻联播一开始,整个人就像被抽了魂,直愣愣地盯着那方寸大的荧幕。他手里握着一杯泡得发黑的浓茶,偶尔咳嗽两声,痰盂被踩得哐当作响。
我就坐在灶屋的小马扎上,着水龙头底下那根细细的水流,就着昏暗的灯光,一遍又一遍地用丝瓜瓤擦洗老周吃完午饭留下的油腻铁锅。
我身上还穿着那件宽大的粉色棉绸睡衣,胸口和腰身空空荡荡,风一吹,贴在皮肉上,只觉得透骨的寒意从脚底板一路往上窜。在这个家里,我必须时刻屏住呼吸,轻手轻脚,连多呼吸一口空气,都像是在浪费老周的家底。
每个月的一号,是老周雷打不动给我“发银子”的日子。
与其说是伙食费,不如说是一笔交代给长工的公款。一千五百块钱,整整齐齐的十五张百元钞票,老周会当着我的面,沾着唾沫星子一张一张数两遍。数完了,递到我手里,顺带推过来一个硬皮红塑料笔记本和一支没帽的圆珠笔。
“一分一厘都要记清。”老周戴着那副老花镜,镜片后面那双浑浊发黄的眼珠子斜斜地刮着我,“菜市场小摊贩不开发票,你就把哪天下乡买的、哪个摊位称的、每斤几毛几分,全给我拿圆珠笔画在纸上。月底对不上账,下个月就从你嘴里扣。”
在老周这里,没有“差不多”这三个字。
每天早晨七点,我挎着洗褪色的竹篮子去镇菜市场,跟那帮上了年纪的碎嘴老娘们挤在一起。她们拿斜眼瞅我,背地里嚼舌根,说这小姑娘年纪轻轻跟个能当她爷爷的老头,图的肯定是老头的楼房和退休金。
我听在耳朵里,低下头,只能把一分一毛掐得死紧。
为了两毛钱一斤的差价,我能顺着泥泞的菜市街从东头走到西头。买一把空心菜两块钱,买三个土豆一块六,两块五毛钱的嫩豆腐,我都得死皮赖脸找摊主撕一张巴掌大的手撕收据。没有收据的,我就当场从裤兜里掏出笔头,按在膝盖上一笔一划记在本子上。
每天吃完晚饭,老周的第一件事不是看电视,而是把那个算盘或者小小的塑料计算器搬到茶几上。
滴滴答答的按键声,在沉寂的屋子里响得刺耳。
“这茄子怎么买了两块八一斤?”老周捏着一张油乎乎的小票,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枯瘦的手指重重戳在账本上,“昨天街口老张头推车卖的才两块二,你多花了六毛。六毛钱能买火柴两盒,你当钱是大风刮来的?”
我站在旁边,两手攥着围裙下摆,小声解释:“老张头的茄子都蔫了,里面全生了黑虫,掐一把全是烂汤子……”
“烂了削掉皮不能吃?”老周把老花镜往下一拉,眼皮耷拉着,语气冷得像冻猪肉,“庄稼地里出来的丫头,进城几天就学得娇气了?由着你这么大手大脚,这一千五百块撑不到二十号。余下的钱呢?今天找回来的零钱,拿出来。”
我从裤兜里摸出几枚被手心汗水浸得发黏的钢镚,还有两张皱巴巴的五角纸币,整整齐齐码在茶几边缘。
老周伸出干枯得像树皮一样的手,把那几个钢镚拢进掌心,哗啦啦晃荡了两下,当着我的面,拉开茶几抽屉扔了进去,随后“咔哒”一声,把抽屉锁死,钥匙重新塞进贴身的布背心内兜里。
从头到尾,他没问过我身上有没有一分钱零花,也没问过我大夏天脚上那双磨破了后脚跟的塑料拖鞋合不合脚。
在这间八十年代的砖瓦套房里,老周是防守森严的城池,而我是一条随时被搜身查验的看门狗。
真正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是老周的大儿子周伟回来的日子。
周伟在县城管委会当科员,每次带着媳妇和十岁的大胖儿子回来,总开着一辆擦得锃亮的黑色桑塔纳。车门一响,老周那张常年板着的死人脸瞬间就能笑出褶子来,一路小跑着去迎,腰都弓下去半截。
周伟进屋,眼皮从来不往我脸上落。
他穿着烫得笔挺的白色短袖衬衫,黑皮鞋踩在擦得泛光的水泥地上,随手把沾了雨水的皮包往我怀里一扔,嗓门洪亮地冲屋里喊:“爸,今天单位忙,顺道拐回来看你一眼。怎么屋里一股子发霉的油烟味?那谁,把窗户全推开,赶紧把买的排骨炖上,小宝下午还要赶回县城学奥数!”
那声“那谁”,叫得自然极了。
在他眼里,我连个名字都不配有。我是他爹用八万块钱买来的三年保姆,还是个出身卑贱、时刻觊觎他们家财产的假想敌。
我系上围裙扎进灶屋,切肉、洗菜、呛油烟。大夏天厨房里连个摇头小电扇都没有,汗水顺着眼角往嘴里淌,咸得发苦。
隔着薄薄的木门,堂屋里的欢声笑语和碗筷碰撞声清清楚楚传进来。周伟翘着二郎腿坐在主座上,一边用牙签剔牙,一边大声同老周说话。
“爸,上个月你退休金发下来,我直接给你存了定期,折子放在我单位抽屉里,安全。”周伟抿了一口浓茶,眼神似有若无地往厨房门帘上飘,“现在的外地人精得很,乡下丫头心思更活。你平时一个人在家,可得把房本、印章收严实了。这老家属院虽然破,但听城建规划说,过两年指不定要划进拆迁片区。真要是按人头或者面积赔下来,至少值个四五十万。这房子是当年我妈在农机站和你一起分下来的工龄房,根正苗红是我们老周家的底子,一寸土也不能落到外姓人嘴里。”
老周吸溜着热茶,连连点头:“那还用你说?存折全交给你,我放一百个心。平时买菜我都一笔一笔核着算盘呢,她摸不着一个子儿。”
周伟的媳妇坐在一旁剥橘子,尖酸的声音像针一样往门缝里扎:“爸,不是我说你,当初拿八万块去乡下买什么人情?送养老院一个月才几百块?找这么个年轻姑娘在家里晃悠,街坊四邻看见了戳脊梁骨,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当儿女的图清闲,由着你老不正经呢。”
一桌子人嘻嘻哈哈笑成一团,十岁的周小宝抓着油乎乎的鸡腿骨头,朝厨房门口狠狠啐了一口肉沫。
我站在灶台前,手里攥着铁锅铲,滚烫的菜油溅在手背上,烫起了一个透明的水泡,我连手都没抖一下。
八万块钱。
我妈跪在泥地里的眼泪,我爹烂在床上的躯壳,换来的就是这间屋子里人尽可夫的嫌恶与戒备。
等到下午两点,一家三口打着饱嗝拍拍屁股坐上桑塔纳回城,留下一桌子狼藉的残羹冷炙和一水池的油腻碗筷。老周站在走廊尽头,看着车屁股扬起的尘土,脸上的笑意一点点收敛干净,转过身来,又恢复了那副阴沉刻薄的面相。
他踱步到餐桌前,低头看了看盘子里剩下的几块红烧肉,拿起筷子拨拉了两下,冷声吩咐我:“把这些剩菜收进橱柜,晚上热一热还能吃一顿。倒了就是作孽。”
那天晚上,我洗完最后一只碗,腰酸得几乎直不起来。
十二点刚过,镇上的夜风吹得窗框咯吱作响。我从逼仄的偏厦小房间出来,摸黑去过道尽头的茅房解手。
经过老周那间主卧时,门虚掩着一条缝,里面透出一丝暗红色的光。那是老周床头常年点着的供神小长明灯。
我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
透过门缝,我看见六十岁的老周正背对着门口,佝偻着身子坐在大立柜前的矮凳上。
那口朱红色的大立柜是老周第一任妻子当年的陪嫁,柜门正中央焊着一个粗糙的铁搭扣,上面挂着一把巴掌大的老式黄铜挂锁,锁头被磨得锃光瓦亮。
老周正吃力地弯着腰,手里捏着一串贴身藏着的铁钥匙,把锁孔插开。随着“咔嗒”一声极轻微的金属脆响,老周拉开柜门,从厚厚的旧棉被夹层里,掏出一个铁皮茶叶罐。
他把罐子里的东西倒在膝盖上。
借着昏暗的红光,我看得真切,那是两本泛黄的存折、用橡皮筋扎着的一叠大团结和百元大钞,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硬质牛皮纸——那是房产证。
老周伸出枯树枝一样的食指,沾着唾沫,一张一张地数着那些纸币。数完了一遍,又重新理平,连褶皱都要用指甲细细划平整。他的动作极慢、极专注,像一头老兽在深夜里独自舔舐自己深埋地下的骨头。
数完了钱,他把东西一件一件塞回铁皮罐,严丝合缝地扣好,塞回棉被深处。
锁上铜锁的那一刻,他似乎听到了走廊外轻微的呼吸声。
老周猛地回过头来。
门缝里,那张布满老年斑的瘦脸骤然拉紧,浑浊的眼珠子里没有一丝睡意,反而迸射出一种近乎野兽般的警惕和阴鸷。他死死盯向门缝外黑漆漆的阴影,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暴凸起来,五指还紧紧扣在大立柜的锁鼻上。
“谁在外面?!”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一股咬牙切齿的森寒。
我僵在阴影里,后背紧紧贴着冰冷的水泥墙面,心跳声在空旷死寂的走廊里擂得像战鼓。
“我……去茅房。”我咽下一口发苦的唾沫,硬着嗓子答了一句。
门内的呼吸声骤然粗重了几分,随后是拖鞋擦地的声响。老周走到门边,没有开灯,只是反手“砰”的一声,将主卧的房门彻底阖严,紧接着,是插销从里面狠狠推上的金属撞击声。
“咔嚓。”
那一记声响,清脆得像是斩断了人世间最后一点温软的念想。
我独自站在没有光亮的走廊里,夏夜的风穿堂而过,吹得我身上的粉色棉绸睡衣空荡荡地晃悠。我摸了摸自己的脸,皮肉是凉的,手指也是凉的。
在这个锁头层层叠叠的屋檐底下,谁都活得像个惊弓之鸟。老周防我,像防一个半夜会割他喉咙摸他存折的强盗;而我在这间房子里多走的每一步、多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像是在向他借高利贷。
天还没亮的时候,老周就起来了。
他没有照常去拿药瓶,而是搬了个小马扎,直挺挺坐在堂屋的正中央,手里攥着那个算盘,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从偏厦出来。
天边刚泛起一层青灰色的微光,照得他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冻土。
“今天起,伙食费减到一千二。”
老周没抬头,干瘪的嘴唇皮动了动,吐出一句毫无温度的断言:“周伟说了,两个人吃饭,用不着买什么排骨精肉。以后买菜,烂叶子摘干净了称,多一分钱,我都不给你平账。”
入冬那阵子,老周的痛风彻底发了。
先是右脚大脚趾红肿得像个烂柿子,碰一下就杀猪般惨叫,没过三天,膝盖和大腿根全肿成了紫黑色,整个人瘫在床上动弹不得。
人一动不了,吃喝拉撒全漏在被窝里。那间原本就泛着霉味的北向大屋,一夜之间被浓烈的尿骚味和草药腥气熏得下不去脚。
老周痛得满头大汗,嘴里不停地骂娘,骂完老天爷骂死去的原配,最后全撒在我头上,嫌水烫了、粥凉了、翻身慢了扯着他的烂皮肉。
我给他大儿子周伟打电话。周伟在电话那头压低嗓门,官腔打得十足:“小陈啊,我最近局里年终考核,走不开。你是家里人,又是拿了我家八万块彩礼的,老头子就托付给你了,该擦该洗别嫌脏,年轻人多吃点苦不算亏。”
儿媳妇更是连电话都懒得接。整整一个月,周伟只在周日下午露过两回面,手里拎着单位工会发的一箱快烂掉的红富士,进门连口罩都不摘,站在堂屋隔着门帘往里瞅一眼,扔下两盒止痛片,跟躲瘟神一样,踩着油门就跑。
屋里只剩下我和瘫在床上的老周。
他那点威风和刻薄,全被一泡泡屎尿浸烂了。可即便我每天端着滚烫的水给他擦洗溃烂的屁股,半夜闭着眼睛把冰凉的接尿壶塞进被窝,老周那双浑浊的眼珠子,依然死死盯着床头大立柜上的黄铜锁。
有一回他烧得胡言乱语,手在半空中乱抓,抓到我的手腕,枯柴般的手指死命掐进我的肉里,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存折……那是老周家的……你一个子儿……也休想……”
我面无表情地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塞回被窝,转身端起沉甸甸的夜壶,倒进院子角落的化粪池。
伺候到第二个月头,老周能勉强歪在床头喝稀饭了。
周伟挑了个阳光惨淡的礼拜六上门,这次他没空着手,夹着个黑色的公文包,进屋就把主卧的门踢得半掩上。
我在厨房里熬白菜,听见里头嘀嘀咕咕咬耳朵。没一会儿,周伟拉开门帘,冲着厨房喊:“小陈,你过来一下,趁着今天老头子清醒,咱们把有些事落在纸面上。”
我擦了擦手走进去。
炕桌上摆着两张白纸,上面打印着密密麻麻的小楷字,最顶头一行黑体字格外刺眼——《自愿照料生活起居及放弃财产声明》。
周伟指尖敲着桌面,语气里透着公事公办的傲慢:“你也知道,你跟我爸没领证,按法律说不算夫妻。但老头子岁数大了,万一哪天蹬腿,有些账得提前算清楚。这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周家的房产、老院子的拆迁份额、我爸单位的丧葬抚恤金,以及他名下的所有存款,全归我继承。你在周家吃住一年,当初给的八万块抵清所有开销,往后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不能以任何理由向我们家要一分钱赔偿,签字按手印吧。”
他说得轻巧,像是赏了我一碗安生饭。
我没看那张纸,只是转过头,看着靠在迎枕上的老周。
老周低着头,两只枯瘦的手死死抠着棉被的毛边,指甲缝里全是黑灰。他没有看周伟,更不敢抬头看我,只是把干瘪的身子往被窝深处缩了缩,把脸完全扭向了冰冷泛黄的水泥墙壁。
那是一个极其明显的姿态——默许、防备,甚至带着一种甩脱包袱后的窃喜。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墙角挂钟的秒针走动声。走廊那盏十瓦的声控灯没有亮,白晃晃的冬日天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缝照进来,把屋里所有人的算计照得一清二楚。
八万块钱。
我爹烂在泥土里的骨头,我妈在村口磕下的响头,还有我这一年里无数个提心吊胆的黑夜、端屎倒尿的晨昏。
在这个靠黄铜锁和记账本维持的屋子里,我从来不是什么妻子,甚至连个正经保姆都不如,我只是一头被八万块钱栓在磨盘上的牲口。
我突然不想流泪了,甚至觉得心里那块悬了一整年的石头,轰然砸在地上,碎成了粉末。
“我不签。”我轻声说。
周伟眉毛一立,声音拔高了:“陈玉,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八万块买你一年,你还嫌亏?你信不信我明天去派出所告你骗婚?!”
“你随便告。”我迎着周伟的目光看过去,十八岁以来,我第一次把脊梁骨挺得这么直,“办酒没领证,钱是你爹自愿给我妈送去的,白纸黑字写的是借款抵偿。至于这一年,我没花过你们周家一分闲钱。”
我转身走出主卧,回到那间阴暗的偏厦。
我拉开抽屉,拿出那个磨破了边角的红塑料皮笔记本,还有那个装菜钱的破铁盒。
走回主卧时,周伟正站在床前咬牙切齿,老周依旧把脸死死贴着墙面。
我把笔记本和一把毛票扔在炕桌上。
“上个月伙食费减成了一千二。买米买面、买白菜萝卜、买老头子换洗的草纸和止痛膏药,一共花了一千一百五十七块五毛。小票和菜摊的白条全夹在里面,每一笔我都用圆珠笔勾了账。”
我伸出两根手指,把铁盒里剩下的钱推到周伟跟前。
“这里还剩四十二块五毛,分文不少。院门钥匙在桌上。”
老周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似乎想转过头来喊一声什么,可嘴唇哆嗦了半天,最终一个字也没吐出来。
也许他是想问今天中午谁给他熬稀饭,也许他是想防着我走之前有没有顺走他的铁皮茶叶罐。
我没给他开口的机会。
我回到偏厦,只花了十分钟就收拾完了自己的东西。来的时候是一个洗得发白的化肥编织袋,走的时候依然是它。里面装着两套换洗的粗布衣服,还有那件被老周嫌弃费电的粉色棉绸睡衣。
我穿上厚布棉袄,背起编织袋,迈步走出堂屋。
穿过那条昏暗狭窄的走廊时,我脚底下的布鞋踩在水泥地上,没有刻意放轻脚步,发出了沉闷结实的响声。头顶那盏被油烟熏黑的十瓦电灯泡,“啪”的一声,被震亮了。
橘黄色的微光照在斑驳的墙皮上,冷冷清清,再也没有人缩在门缝后恶狠狠地骂我浪费电。
走出家属院的铁栅栏大门,冬天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但空气是透亮的,没有煤烟味,没有草药味,更没有那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腐朽尿骚气。
我揣着口袋里唯一属于我自己的三十块零钱,那是来镇上之前我妈塞给我的路费底子。我走到镇口的客运站,买了一张去县城的大巴车票。
车子开动的时候,破旧的中巴车剧烈颠簸着,把那个灰扑扑的小镇一点点甩在车窗后面。
半个月后,经一个同乡表姐的介绍,我进了县城南郊的一家大型制衣厂。
车间里永远回荡着平缝机密密麻麻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里漂浮着白色的棉絮。我当学徒工,每天坐在流水线前踩缝纫机,踩得双腿发麻、十指布满针眼。
按件计酬,一件棉袄两毛八分钱,多劳多得。
月末发工资那天,我捏着信封里厚厚的一叠毛票和几十块整钞,总共三百六十块钱。没有算盘核对,没有小票查验,更没有人在深夜里用黄铜锁死死防着我。
我拿着属于我自己的钱,在厂门口的国营饭馆里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连汤带水全吃了个精光。
热气扑在脸上,把眼眶熏得发热,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咽下去的每一口粮食,都堂堂正正,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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