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吉林梅河口,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第184师发起攻击。战斗打响前,前线收到了一道不同寻常的命令:不接受该师起义,必须彻底消灭。
这道命令听起来有些反常。解放战争中,争取敌军成建制起义,往往能减少伤亡、扩大力量。高树勋起义、海城起义,都是通过政治争取改变战局的例子。可面对184师,林彪却没有留下谈判余地。
事情要从一年以前说起。
1946年5月,国民党军第60军第184师驻守海城、大石桥和鞍山一带。这个师的官兵大多来自云南,前身是滇军部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台儿庄外围的禹王山与日军激战,伤亡很大。
滇军并非徒有其名。云南地方部队长期经营,武器装备和山地作战经验都不差。抗战中,第60军在禹王山、武汉等地承担过硬仗。但蒋介石既要使用滇军,又始终防着滇军,甚至借抗战和内战不断削弱云南地方势力。
抗战胜利后,第60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对许多滇军官兵来说,他们刚从抗日战场下来,转眼却要同国内军队作战,心里的抵触可想而知。第184师师长潘朔端尤其清楚,蒋介石把他们推到东北,并不是为了让滇军建立功劳。
1946年春,第184师被拆开部署。551团守鞍山,550团守大石桥,师部和552团驻海城。部队分散之后,彼此难以照应,师部内部又有国民党方面派来的军官和人员监视,官兵的不满逐渐积累。
5月,东北民主联军向鞍山方向发动进攻,551团遭到重创。潘朔端急电求援,得到的却是“原地坚守”的命令。所谓增援迟迟不见,师部很快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又被当成了消耗品。
据有关记载,东北民主联军方面曾设法向潘朔端传递信件,劝其认清形势。潘朔端与部下商议后,决定在海城举行起义。有人问:“真要走这一步吗?”潘朔端回答:“再替他们守下去,部队只会白白牺牲。”
5月30日,海城起义发生。不过,起义并没有覆盖全师。海城的师部、552团等部参加了行动,大石桥的550团则没有响应,鞍山的551团此前已经损失惨重。因此,这次行动更准确地说,是第184师的部分起义。
起义部队随后被改编,人员得到补充,番号也作了调整。为了表示接纳,部分军官获得晋升,部队转移到东北腹地接受整训。问题也由此出现:身份变了,旧有观念却没有马上改变。
一些旧军官原本就把军队看成个人地位和待遇的依托,面对官兵平等、统一供给等制度,心里并不适应。整训中若只讲大道理,却没有处理军官之间的利益纠葛,思想上的裂缝反而会越积越深。
550团团长杨朝伦就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他因部队作战失利被俘,后来仍被留在起义部队中,并担任副职。杨朝伦始终认为自己本应升任师长,对新的安排不满,对整训也缺乏认同。
1946年秋,部队向临江一带转移。10月底,在石人车站附近登车时,杨朝伦等人借机制造混乱,假传命令,带走一批原184师官兵。有人是主动跟随,也有人是在裹挟下离队。最后,杨朝伦等人率数百名骨干重新投向国民党军。
这次叛逃改变了东北民主联军对184师的判断。此前的海城起义说明,滇军官兵中确实有人愿意脱离蒋介石;但后来的叛逃又说明,单靠改编和口头教育,无法迅速消除旧军队的派系关系与个人依附。
杨朝伦回到国民党方面后,得到杜聿明利用。补充兵员后,第184师番号重新出现,并被部署到梅河口。此时的184师已经不是海城起义时的那支部队,潘朔端等起义骨干不在其中,留下的多是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抱有敌意的旧军官。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进攻梅河口。杜聿明一再命令该师死守,杨朝伦也没有再次起义的打算。林彪判断,这支部队既无谈判诚意,又可能凭借熟悉情况制造新的麻烦,于是下令不接受起义,直接歼灭。
梅河口战斗中,第184师遭到重创,东北民主联军也付出了伤亡。杨朝伦却再次突围,逃回沈阳。此后,他又多次参与重建184师,使这个番号在辽西、天津和云南先后出现。
1949年云南局势变化后,卢汉发动起义,杨朝伦只能再次随部改变立场。1950年,因参与破坏活动,杨朝伦被潘朔端下令处决。那个曾经反复重建、反复溃散的184师,至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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