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北京电影院里,《小兵张嘎》正在热映,安吉斯饰演的张嘎机灵勇敢,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少有人知道,银幕上这个少年英雄的母亲,现实中也是一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战士,她就是乌兰。
1922年9月15日,乌兰出生在今辽宁朝阳一带的蒙古族贫苦家庭。她从小性格要强,干农活、爬树、骑马,样样都不肯落在人后。男孩子敢做的事,她也敢试。
“九一八”事变后,年幼的乌兰随家人流落北平。颠沛生活没有磨掉她的锐气,反而让她早早懂得,个人的安稳与民族的命运,根本分不开。
在北平求学期间,她先后进入学校和东北职业学校、通州女师学习。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后,她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读书会、歌咏队,传递传单。对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来说,这些举动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捕,但她没有退缩。
1937年春,乌兰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二年,她进入地下爆破组,同时被安排到天津裕元纱厂做女工。白天,她在工头眼中是沉默本分的纺织女工;下班后,她又成了联络工人、传递消息的地下人员。
她的掩护身份并不固定。有时穿得像富家小姐,有时又打扮成普通穷姑娘。不到一年里,她参与袭击日本人的洋行、公司、桥梁、铁路和军用运输设施。危险往往藏在最平常的动作中,稍有差错,便可能暴露。
1938年3月8日下午,乌兰和同伴走进天津田野洋行。她们装作挑选人造丝料,另一名同伴站在柜台前遮挡视线。乌兰把买来的布料搭在手臂上,趁着转身的机会,将一枚定时炸弹藏入货物底部。
她们离开约两个小时后,洋行发生爆炸。火光冲起,日方随即加紧搜捕。地下爆破小组很快受到破坏,组织命令乌兰立即撤离天津。这个刚满16岁的姑娘,就这样踏上了前往延安的道路。
她绕道香港、深圳抵达广州,再转赴延安。战争没有给她留下太多喘息时间。日本投降后,乌兰来到热辽前线,面对的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而是一支人数少、纪律松弛、信心动摇的地方武装。
当时,武工队只有二三十人,国民党军队和沁布道尔济部属却有千余人。乌兰没有急着摆出领导架子,而是逐个找队员谈话,分析敌我形势,说明群众为什么支持这支队伍。队员的心气慢慢稳了下来,队伍也由此重新恢复战斗力。
1946年2月,武工队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十一支队,乌兰担任政委。她既讲政策,也抓训练,亲自教战士骑马、射击,还推广“旋上”战术:马跑起来后再上马,既能迅速脱离危险,也能减少遭到偷袭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乌兰并不只是会带兵。卓东一带的“老梁队”有两百多人,盘踞莲花山多年,熟悉山中道路,来去极快,地方武装屡次围剿都没有奏效。乌兰走访受害群众,摸清土匪活动规律,又利用他们熟悉的暗号将其诱出,最终将这股势力歼灭。
1946年8月,悍匪头目“打一面”带八十多人投诚,乌兰亲自负责接收。谁知这批人进入部队后,一面散布流言,一面暗中向沁布道尔济传递消息,企图摸清后方虚实。
乌兰没有仓促动手,而是把“打一面”请到司令部。桌上摆出他通敌的书信后,她平静地问:“这些信,你自己念,还是让别人替你念?”对方恼羞成怒,刚拔出枪,乌兰的双枪已经对准了他。随后,她没有简单处置那八十多人,而是逐班谈话、区别对待,稳定了大多数人的情绪。
她的威信,也来自处理矛盾时的分寸。支队长王景阳年近四十五岁,性情耿直,文化不高,乌兰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一次酒后,王景阳冲到她面前辱骂。乌兰骑马离开后,在军分区政委陈文彪劝导下冷静下来,回去为王景阳松绑,只说了一句:“共同斗争的目标是王爷。”
1949年5月,乌兰按照组织安排离开部队,转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任、区党委委员、区人民政府委员和区经委副主任。她常到厂矿、草原和蒙古包中了解情况,工作方式始终带着前线留下的干练。
1980年,乌兰调到全国总工会任书记处书记。1987年4月5日,她因病去世,享年65岁。银幕上的张嘎只有一个少年形象,而他的母亲乌兰,确实在战火与复杂斗争中走过了另一条更为险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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