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存义,今年六十二,吴忠人,在城北开了大半辈子面馆。我家住农机厂家属院,三楼,两室一厅,住了快三十年了。我对门那户,姓周,叫周德兰,比我大八岁,今年七十了。她一个人住,老伴儿前年走的,儿子在银川上班,不常回来。她那人话不多,见了面点个头,笑一下,就过去了。我搬来三十年,跟她做邻居三十年,头二十几年我只知道她在县医院当护士,退了休在家养花。后来有一回她家水管漏了,我拎着扳手过去帮她修,修完了她留我喝了杯茶,聊了几句,我才知道她打过越战。

她说那话的时候轻描淡写的,就跟说昨天买了啥菜一样。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掉了。我说周姐你打过仗?她说打过,七九年,卫生兵。我说你咋从来没说过?她说有啥好说的,都过去了。

打那儿以后,我跟她熟了,有时候收了摊去她家坐坐,帮她搬个花盆、换个灯泡、修个凳子腿。她也不白让我干,每回都给我泡杯茶,有时候端一碗她自己做的醪糟,有时候给我拿几个她蒸的枣馍。她那人,嘴严,不爱说自己的事。可我那人你也知道,好打听,三问两问的,慢慢就把她那些事问出来了。

周德兰是七六年当的兵。那会儿她十八,在吴忠插队落户,赶上部队来招女兵,招的是卫生员,她报了名。她爹是农机厂的老工人,说闺女你去吧,当兵光荣。她妈不乐意,说闺女家家的,当啥兵。她爹说,你懂啥,部队管吃管穿,比在乡下插队强。她妈就不吭声了。

新兵连三个月,在兰州军区的一个卫生训练队。她说那三个月比插队还苦。插队是干农活,累身子不累心;卫生队是学本事,累心也累身子。白天上课学解剖、学药理、学包扎,晚上背汤头歌诀,背不下来不让睡觉。她说她那时候笨,背东西慢,人家背三遍就会了,她得背十遍。她晚上拿手电筒在被窝里背,背着背着睡着了,手电筒烫了脸,醒过来接着背。

七七年分到部队医院,干了两年,到了七九年,打仗了。她说那会儿也没想啥,上级命令下来,让抽调卫生兵上前线,她报了名。我问她怕不怕?她说怕。她说不怕那是假的,她才二十一,还没处过对象,她怕死,怕残废,怕回不来。可她说那时候年轻,觉得打仗是国家的事,轮到你头上你就得上,你不去别人也得去。

她是七九年二月上的前线。坐闷罐车到广西,从广西出境,进入越南境内。她说她那个医疗队跟着一个步兵团行动,团指挥所后头设了个包扎所,离前沿阵地大概两三里地。她说她头一回听见炮声的时候,腿发软,蹲在地上站不起来。旁边的老军医踹了她一脚,说站起来,伤员马上下来了,你蹲着咋包扎?她站起来了,从那以后就再没蹲过。

她说头一天晚上送下来二十多个伤员,有炸伤腿的、有打穿肚子的、有眼睛瞎了的。她跟另外两个卫生员一人管七八个,止血、包扎、打针、喂药,忙得脚不沾地。有个小战士,十八九岁,跟她差不多大,腿被弹片削掉了一大块肉,骨头都露出来了。她给他包扎的时候,他咬着牙不吭声,眼泪哗哗往下淌。她说你哭出来吧,哭出来好受。他说我不哭,我是解放军。她给他包完了,他抓着她的手说,姐,你别走,你陪我说会儿话。她陪他说了半个钟头,等药劲上来了他睡着了,她才走。第二天早上,那个小战士没醒过来。

她说那话的时候坐在阳台藤椅上,手里攥着一串佛珠,那是她后来信的,慢慢拨着。我没接话,她也没再说。

她在前线待了四个月。四个月里头她经手的伤员,她说记不清有多少了,反正每天都有,多的时候一天几十个,少的时候一天几个。她说她最怕的不是死人,是活人哭。有个兵,才十七,脚被地雷炸没了,醒过来发现自己少了一只脚,嚎啕大哭,喊妈。她蹲在旁边给他换药,听他喊妈,她眼泪也掉下来了。她说她那时候想她妈了。她说她走的时候她妈给她缝了个红布包,里头搁了把家乡的黄土,说带着,保平安。那个红布包她一直揣在怀里,晚上睡觉搁在枕头底下。有一回炮弹落在包扎所旁边,气浪把她掀翻了,红布包掉出来,土撒了一地。她趴在地上拿手捧,捧了半天捧不回来。

她说后来她就不哭了。她说人哭多了就不哭了。你哭一回两回,心里头疼;哭十回八回,心就木了。她说她最后那两个月,再送下来伤员,她不哭了,她手快得很,止血包扎上药,一气呵成。她说这不是她变冷血了,是她知道哭没用,你哭完了他还得疼,你还不如手快一点,让他少疼一会儿。

七九年秋天她撤回来了。部队给她记了个三等功,发了枚奖章。她把奖章搁在箱子里,从来不带不挂。我有一回问她,周姐你那奖章呢?她说搁着呢。我说你咋不挂出来?她说挂啥,又不是我一个人立的功,那些没回来的,谁给他们挂?

她转业分到县医院当护士,一干就是三十五年。她说她在医院干了三十五年,扎过的针、换过的药、伺候过的病人,数不清了。她说她在前线练出来的手艺,在医院里用了半辈子。病人血管细扎不进去,护士长喊她,她过去一针就扎进去了。病人疼得嗷嗷叫,她过去拿手摁住,跟人家唠两句,人家就不叫了。院长说周德兰你手上有功夫,她说那是拿命换来的功夫。

她退休那年五十五,医院要返聘她,她不干。她说她干了三十五年护士,扎了三十五年的针,她想歇歇。退休以后她养花,阳台上摆了十几盆,有月季、有茉莉、有吊兰、还有一盆她叫不上名的。她天天早上起来浇花、剪枝、换土,干完了坐阳台上喝茶。她老伴儿那时候还在,俩人一块儿浇花,浇完了老头去买菜,她在家做饭。前年她老伴儿走了,心梗,走得快,没受罪。她办完了丧事,回来接着浇花。

我问她想不想老头?她说想。她说她跟老头过了四十年,老头那人闷,不会说话,可她从越南回来那年,老头在火车站等了她一整天,手里拎着一兜子苹果。她说她看见他的时候,他蹲在站台柱子底下,苹果搁在脚边,人睡着了。她走过去踢了他一脚,说杨德贵你醒醒。他醒过来,看见她,说回来了?她说回来了。他说那走吧,回家吃饭。她说就这?他说那你还要咋的?她笑了,说回家吃饭。

她说她这辈子经的事多,可晚上做梦梦见的,不是战场上的事,是医院里的事。她说她梦见她给病人扎针,扎了半天扎不进去,急得满头汗。她说她梦见她值夜班,走廊里黑咕隆咚的,她挨个病房查房,查完了坐在护士站写记录,写着写着天就亮了。她说她从来不梦见打仗,可有一回梦见了那个十七岁的小战士,就是脚被炸没了那个。她说他在梦里冲她笑,说姐,我脚长出来了。她醒了以后坐床上哭了半天。

今年开春,她病了一场,肺炎,住了半个月院。我去看她,她躺病床上,手上扎着针,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她看见我来了,说存义你来了。我说周姐你咋样?她说没事,肺炎,挂几天水就好了。我说你一个人住院谁伺候你?她说医院有护士。我说护士能跟你自个儿人比?她说我干了一辈子护士,我伺候了半辈子人,如今让人伺候伺候我,应该的。

她儿子从银川赶回来了,伺候了她几天。她儿子姓杨,叫杨帆,三十多了,在银川上班。那孩子我见过几回,跟他妈一样,话不多,可人实在。他伺候他妈那几天,端屎端尿、喂饭擦身子,一样没落下。我跟他唠了两句,他说马叔,我妈这辈子不容易。我说你妈打过仗你知道不?他说知道,我妈跟我说过。我说你妈咋说的?他说我妈说,她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打仗的时候救人,和和平的时候也救人。都一样。

周德兰出院以后,身子骨不如以前了,走路慢了,上楼得歇两回。可她还是天天浇花,天天喝茶,天天坐阳台上晒太阳。我有时候收了摊去她家坐坐,她给我泡杯茶,跟我说两句话。她说存义,你那个面馆别开了,你六十二了,该歇歇了。我说你七十了还浇花呢,我六十二咋不能开面馆?她说那不一样,我浇花不累,你揉面累。我说我不揉面我干啥?她说你学我,养花。我说我不会养。她说我教你。

她真教我了。上个月她给我端了一盆吊兰来,说这个好养,你搁阳台上,隔几天浇回水,别搁太阳底下暴晒。我端回去了,搁在面馆后头窗台上。浇了半个月,叶子黄了。我端回去问她,这咋黄了?她看了看,说浇多了,水大了。我说那咋办?她说你拿出去晒晒,少浇水。我拿出去晒了几天,又缓过来了。她说你看,养花不难,你上心就行。

我爷活着的时候说,都是从各处来的水,能归到一条正渠里,清清亮亮走一遭。周德兰这条水,从吴忠流到越南,从越南流到县医院,从县医院流到阳台上那十几盆花里头。淌了七十年,清清亮亮的,没浑过。她打过仗,救过人,扎过针,养过花。她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打仗的时候救人,和平的时候也救人。她说都一样。我寻思着,是不一样。打仗的时候救人是拿命换命,和平的时候救人是拿心换心。可她说都一样,那就都一样。清清亮亮的,往前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