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五傍晚,我三十二岁,下班回到城南那间月租一千八的出租屋。屋里暖气不足,我把外套搭在椅背上,蹲下来把周启明留下的两箱书和衣服往纸箱里装。

书是他前两年考建造师买的,没见他翻过几回;衣服是几件外套和两条牛仔裤,他去年冬天来住过两晚,临走时说下次来再穿。箱子码到一半,手机在茶几上震了一下。

是周启明发来的:腊月二十九到,票买好了。你把房子续上,今年把证领了。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一个月前我在电话里跟他说,今年两家家长再不见一面,这婚就别拖了。他当时在那头翻了个身,说你别闹,我这边项目收尾,忙完就回去。

我那阵子把这句话翻来覆去想,想不出自己到底在闹什么。他在邻市做装修项目,四年里换过三回工作,工资时有时无,我们异地两年,见家长和婚期一直往后推。

我不是没替他找过理由:项目赶工、老板压款、他从小就不会说软话。可这两年,房租是我交,他来回路费是我出,他开口借的钱,我也没让他打条。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电话,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先解释自己为什么不高兴。我点开记账APP,一笔一笔往下翻。四年来,转给周启明的钱一共一万五,没有一笔回来过。

最早一笔是他说项目垫钱,后来是房租、路费、他换工作那段时间的生活费。我把每一笔的日期和事由标在备忘录里,又把转账截图按时间排好,存进一个叫“启明”的相册。做完这些,我给他回了一句:东西我收好,你来拿。房子我不续了。

发出去我就把手机扣在桌上。屋里静了一会儿,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没有像从前那样,先把“是不是我要求太高”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

第二天中午我没回店里,绕到建材城后面那条街,进了阿琴的窗帘店。她正踩着梯子给客户量窗,见我进来,把卷尺往腰上一别,先给我倒了杯热水。

我把想退租的事说了,又说箱子都打好了,可一想到要一个人搬,心里发虚。阿琴没替我骂人,也没说“早该分了”,她只问了三件事:房子写的谁的名字?钱怎么算?他回来住哪儿?

我说房子是我租的,房租一直我交;钱的事我昨晚翻了,四年来一万五,没打条;他回来住哪儿,我没想过。阿琴点点头,说箱子先放她店里,她那间小库房空着,钥匙给我一把。

然后她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串钥匙,说建材城后面有个单间,她认识房东,月租一千二,水电另算,问我要不要先去看看。

那间房在一栋老楼的三层,楼道里堆着邻居的杂物,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窗户对着一堵灰墙。可它是我一个人的,不用再等谁的项目收尾,也不用再替谁解释为什么房租一直我交。

我当场交了定金,约好腊月二十八搬。阿琴从里屋拖出一辆小推车,说她下午没约,帮我拉一趟,晚上请我吃饺子。她没替我做决定,只把我一个人搬不动的那一段,接了过去。

腊月二十七晚上,我正往箱子里塞最后几件衣服,母亲的电话打进来。她先问店里忙不忙,又问周启明过年回不回来拜年。我说妈,我跟他分了。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静得我能听见她那边电视的声音。她开口第一句不是问为什么,是三十二了,你还挑什么?挑到什么时候?

我把手机从右手换到左手。从前她这么说,我会急着解释,说他项目忙,说他对我挺好,说再等等。那天我没解释,只说今年他不来了。

母亲又念叨了几句,说你这孩子就是轴,可末了还是松了口:年三十回来吃饭,家里的饭总得吃。我说好,年三十回去。挂了电话我坐在床沿发了会儿呆,原来“让妈放心”这句话,我已经很久没敢再拿来当理由了。

腊月二十八一早,我把旧屋的钥匙交还给房东。她问了句今年不续租了?我说不续了。她点点头,没多问。箱子先拉去阿琴店里,剩下的行李我自己拖进那间小单间。

屋里还空着,我把床先铺好,把那本记着转账的备忘录又核对了一遍。晚上我给周启明发消息:东西在阿琴店里,地址发你,腊月二十九来拿。

他隔了一阵回了三个字:你至于吗。我没解释,也没问他住哪儿。旧屋的钥匙交出去那一刻,我心里那块悬了很久的东西,先落了一半。

腊月二十九上午九点多,周启明按地址找来。他穿一件旧羽绒服,头发比视频里长了些,进门先扫了一圈,看见门口那两箱书和衣服,脚步顿了一下。

他先问,你是不是有人了?我说没有。他又说,我回来就是跟你领证的,你把房子退了,你让我住哪儿?我说你住哪儿,我管不着。他声音一下子高起来,说我大老远回来,你就给我看这个?

阿琴从里屋出来,靠在门边,没插话,也没让他往里屋走。周启明把箱子踢了一脚,说你至于吗,不就是没及时回消息。我说不是消息的事。

他说那是什么事,你说。我把手机里的转账截图和备忘录摊在柜台上,一笔一笔指给他看:四年来一万五,没有一笔回来过。他看了两眼,说那是你自愿给的,我又没逼你。我说自愿给的是感情,借的要写清楚。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一声,说行,你现在跟我算账了。我说不是现在,是一直没算。他把手机往柜台上一拍,说你真行,我在外面累死累活,回来你跟我算这个。

我说你累不累,我没看见;我这两年怎么过的,你也没问过。他张了张嘴,没接上话。阿琴从抽屉里抽出纸笔,推过去,说写吧,写清楚。

欠条是周启明自己写的。他写得慢,笔尖在纸上停了好几回。内容是我口述的:今欠林岚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整,腊月三十前先还五千,余款三个月内还清。

他写完把纸推过来,我核对了一遍日期和金额,让他签上名字和日期。他签完把笔一放,说你别后悔。我说我不后悔。他搬起箱子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没再说话。

门关上后,店里静了好一会儿。阿琴给我倒了杯热水,说手别抖了,水都洒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捏着手机,指节发白。我没有追出去,也没有在他走后立刻给他发消息。那间小单间还空着一半,可我知道今晚睡哪儿。

年三十下午,我回母亲家。她在厨房包饺子,见我进门,先上下打量了一眼,说瘦了。我说店里忙,年底都这样。她没再追问,只把我原来那间屋的被子铺好,又端出一盘刚炸好的丸子。

吃饭时她还是念叨,说三十二了还折腾,说你看隔壁家姑娘,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没跟她争,也没把欠条掏出来给她看。有些账,我自己认就行。

手机搁在桌边,周启明发来最后一条消息:你真行。我看了几秒,没有回复。吃完饭我把欠条折好,收进我原来那间屋的抽屉最里面;又打开手机,把那个叫“启明”的相册移进隐藏文件夹。

备忘录里那笔一万五的清单,我也核对了一遍。五千还没到账,母亲也没有完全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我不再像从前那样,把他回不回消息、他高不高兴,当成判断自己对不对的标准。

晚上我坐公交回小单间。楼道里的灯坏了一盏,我摸出手机照亮,开门,开灯。屋里还是那几样东西,可它是我的。我把窗帘拉上,把手机倒扣在桌上。

窗外远处有零星的烟花,我没去看。明天照常开门,照常接待客户,照常把日子一笔一笔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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