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1日,陕北瓦窑堡,董健吾带着一封密信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信来自宋庆龄,另一封则由张学良托付,内容都指向同一件事:在民族危机加深之际,重新打通国共之间的联系。
董健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专业,后来担任牧师,能讲英语,熟悉上海租界环境,也认识不少军政人物。有人说他“身份太杂”,毛泽东后来称他为“党内一怪”,恰恰是因为这个人总能在不同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927年,上海局势骤变。宋子文曾登门劝他为蒋介石效力,许诺仕途前程,董健吾只回了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久,他接受浦化人的邀请,前往西安任职,并逐渐接触到地下工作。
在冯玉祥部队中,董健吾以牧师身份活动,既做宗教工作,也向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因此被称为“红牧师”。身份暴露后,冯玉祥曾劝他离开西安。董健吾却没有走远路,而是取道武汉返回上海。1929年,他进入中共中央特科,接受陈赓领导,以教堂和古玩店作为掩护传递情报。
上海滩风声紧。白鑫叛变后,掌握大量机密,董健吾凭借社会关系摸清了白鑫的藏身线索,并及时报告组织。1929年11月12日,白鑫在法租界范公馆门前被特科人员击毙。这个行动之后,董健吾在隐蔽战线上承担的任务更加危险。
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机关面临严重威胁。董健吾察觉同伴失约,立即离开汉口返回上海。周恩来见到他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以为你回不来了。”随后,董健吾又冒险转移尚未处理的机密文件,尽量减少组织损失。
他的另一项工作,牵涉毛泽东的三个孩子。
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处境危险。孩子们先被送往上海的大同幼稚园,幼稚园遭到破坏后,三个孩子流落街头。毛岸龙后来失踪,毛岸英、毛岸青则被董健吾的家人找到。
董健吾无法长期公开抚养他们,便将两个孩子送到前妻黄慧英家中照料,并按月补贴生活费。后来经济来源中断,两个孩子还曾到街头卖报。一次,毛岸青因在墙上写下进步口号遭到巡捕殴打,此后留下了严重的脑部疾病。
董健吾没有把这段经历当成资本。毛岸英后来写信给他,提到“在最困难的时候”的照顾,董健吾也很少向外人谈及此事。1936年,在组织安排下,毛岸英、毛岸青经张学良协助前往苏联求学。
同年,宋庆龄又把一项重要任务交给董健吾。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希望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但当时沿途关卡重重。董健吾化名“王牧师”,护送斯诺经西安进入苏区。斯诺后来出版的报道,让外界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
护送斯诺只是表面任务。董健吾还带着宋庆龄的信,前往瓦窑堡联络中共中央,并把张学良希望共同抗日的密信转交出去。大雪封路时,他找到张学良,提出借用飞机前往陕北。张学良问:“你可知道,这件事可能带来什么后果?”董健吾答道:“正因为知道,才必须有人去。”
1936年2月21日,他抵达瓦窑堡,向秦邦宪、林伯渠说明来意,随后将信件交出。3月,他带着中共中央复信返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这次往来,为后来国共再次接触提供了重要渠道。
新中国成立前,董健吾还曾深入日伪控制区开展工作,并参与促成苏州和平交接。1949年4月27日,人民解放军进入苏州,古城没有陷入激烈战火,这其中也有他的奔走和策反。
遗憾的是,战争年代建立的复杂关系,后来却给他带来麻烦。1955年,董健吾因潘汉年案件受到牵连,虽因证据不足获释,名誉和生活仍受到影响。特殊年代中,他再次遭受冲击,身体每况愈下。
1970年10月,斯诺访问中国,向毛泽东询问“王牧师”的下落。调查后,毛泽东才确认,昔日护送斯诺的人正是董健吾,也是曾经照料自己孩子的人。他感慨道:“此人真是党内一怪,赶快请他出山。”
此时董健吾已病重,无法再承担工作。1970年12月12日,他在上海去世。临终前,他反复念叨:“知我罪我,自有公论。”1978年9月,李维汉出面证明其革命经历,董健吾的名誉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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