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石景山,新凤霞站在一张八仙桌上唱《刘巧儿》。台下是工人,周围没有宽敞舞台,听众却很安静。唱到“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时,人群里突然有人喊:“向巧儿学习,反对包办婚姻!”
这句喊声,后来被新凤霞记了很多年。对她而言,那不是普通的叫好,而是一个时代的回音。戏里的姑娘要自己决定婚事,台下的人听懂了,也愿意把这句话带回自己的生活。
《刘巧儿》最初并不是一部精雕细琢的完整剧本。评剧团拿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大概提纲,具体唱什么、怎么演,许多内容要由演员和剧团共同琢磨。新凤霞饰演刘巧儿时,自己改唱词、编唱段,甚至把生活里的语气带进戏里。
有意思的是,她并不是站在旁边讲道理的人。新凤霞年轻时也曾主动追求自己的婚姻。经老舍介绍认识吴祖光后,她没有绕弯子,而是直接表达了心意。她后来与吴祖光结为夫妻,这段经历让她演起刘巧儿来,少了几分表演腔,多了几分真切劲儿。
吴欢曾说,母亲后来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信件多到需要用麻袋装。信里说的事情大体相似:有人因为看了戏,开始反对父母包办;有人据此争取退掉不愿意接受的婚事;也有人在婚姻问题上,第一次知道自己可以提出要求。
这类反响并非偶然。新中国成立初期,旧式婚姻关系仍有很强惯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财物定婚,常常压过男女双方自己的意愿。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提出婚姻自由,禁止包办、买卖婚姻,但法律条文要真正进入乡村和家庭,还需要长期的宣传、执行与观念转变。
当时,基层处理婚姻纠纷并不总是得当。个别地方工作人员受旧观念影响,对提出离婚的妇女缺少支持,甚至把她们的正当要求视为“闹事”。正因为现实阻力很大,一部让普通人听得懂、记得住的戏,才显得格外重要。
《刘巧儿》的故事源自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案件。封芝琴出生在甘肃华池,因擅长剪纸、刺绣,被人称作“巧手”。她与张柏相爱,却遭到父亲反对。张柏曾因带人抢亲受到处罚,封芝琴没有因此沉默,而是徒步赶往庆阳,为自己的婚姻请求公断。
当时负责审理此案的马锡五,采用调查、调解与审判相结合的办法,纠正了原有处理中的错误,使这对年轻人最终结为夫妻。这个案件后来被改编成戏剧,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正是它没有把婚姻自由写成空泛口号,而是落实到一个乡村女子的选择上。
遗憾的是,新凤霞与封芝琴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到了1986年,封芝琴在丈夫张柏陪同下到北京探望新凤霞,还带去了家乡的红枣、木耳和小米。两位已经年近六十的“刘巧儿”见面时,都流下了眼泪。
新凤霞握着她的手说:“我演巧儿时,总想知道巧儿是什么样,今天终于见到了。”封芝琴却连连摆手:“是你演得好,我哪有那么好!”
这次见面让吴欢得知,封芝琴婚后的生活并非戏剧结束便戛然而止。她与张柏一直相互扶持,子女长大后,也都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婚姻。新凤霞把一尊“刘巧儿”泥塑送给封芝琴,作为两人相识的纪念。
吴欢后来谈到婚嫁中的财物压力时,心情很复杂。他认为,母亲和刘巧儿所争取的,是由当事人决定婚姻,而不是由家庭条件、金钱数目替人作决定。若一段关系在正式结合之前,就被房屋、车辆和高额财物压得喘不过气,所谓自由便容易只剩下一句口号。
在他看来,婚姻能否长久,关键仍在双方是否真诚、是否愿意承担责任。新凤霞晚年身体遭受重创,吴祖光一直照料她,这段夫妻关系没有靠排场维系,也没有靠外在条件装点。戏里刘巧儿要自己找婆家,戏外新凤霞也走过同样的路。对吴欢来说,这正是那部戏留给家庭最具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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