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57岁的莫言走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的讲台。那一刻,聚光灯照见的不只是一个作家,也照见了中国乡土经验第一次以如此强烈的方式进入世界文学视野。
消息传回国内后,莫言的作品一度被争相购买。有人想从《蛙》中读懂计划生育时期的复杂人性,有人翻开《红高粱》,寻找高密东北乡的生命气息,也有人带着好奇心接触《檀香刑》和《丰乳肥臀》。
热闹过后,一个问题反复出现:既然莫言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他的作品却很少进入中学语文教材?
这个问题的前提,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全国统一教材与地方教材、校本读物并不是一回事。莫言的部分散文和片段,曾在一些地方读本、课外阅读材料中出现,只是他的长篇小说没有像鲁迅、朱自清等人的经典篇目那样,成为普遍性的课文。
原因不在于他的文学成就不够,而在于教材承担的任务,与文学奖评判的标准并不相同。
莫言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童年生活与乡村劳动给他留下深刻印记。1976年参军后,他接触到更广阔的生活;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创作《红高粱》,很快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他的乡土并不只是麦田、炊烟和亲情。饥饿、权力、欲望、战争、家族纠葛,往往同时出现在同一片土地上。高密东北乡在他的笔下既有民间传说,也有血肉冲突,既有荒诞想象,也有现实压迫。
这正是莫言作品的力量。
也是它进入基础教育读本时最需要谨慎的地方。
中学生接触文学,不能只看作品有没有名气,还要考虑年龄、认知能力和课堂引导条件。《红高粱》中的战争与欲望,《檀香刑》中的酷刑描写,《丰乳肥臀》中复杂的身体书写,都不是截取几段文字便能讲清楚的内容。
教师若没有足够篇幅解释时代背景、叙事视角和象征意味,学生很可能只记住刺激性的情节,而忽略作品真正要追问的问题。文学中的阴暗面可以被呈现,但呈现并不等于适合直接放进基础教材。
有人曾问:“难道教材只需要写美好的一面吗?”
当然不是。鲁迅的《孔乙己》《药》同样揭示冷漠、愚昧与社会病灶。区别在于,鲁迅的文章篇幅相对集中,结构清楚,语言经过高度锤炼,放入课堂后便于教师围绕人物、时代和主题展开分析。
莫言的小说则更为庞杂。他常把历史、民间传说、地方口语和夸张想象揉在一起,叙述像一条不断变道的河流。一个人物身上,可能同时存在受害者、施害者、见证者和荒诞人物等多重身份。
这种写法适合完整阅读。
却未必适合被切割成一篇课文。
还有语言问题。莫言大量使用高密方言和民间表达,文字有时粗粝,有时尖锐,有时故意把生理感受写得非常具体。这样的语言不是简单的低俗,而是他用来表现生命本能、乡村秩序和人性冲突的手段。
但在课堂环境中,语言的艺术作用必须依靠解释才能显现。脱离上下文,某些句子容易被误解成猎奇,甚至把文学中的夸张表达当成现实判断。教材编写者面对数以千万计的学生,自然会优先考虑文本的稳定性和可讲授性。
题材距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莫言写的是动荡年代里的普通人,是家族在历史巨变中的挣扎,是乡村社会中难以言明的欲望与恐惧。许多学生缺少相应的生活经验,对旧式婚姻、乡村权力和战争记忆并不了解。没有必要的背景铺垫,作品的深层意味很难被准确接住。
诺贝尔文学奖看重的是作家的整体成就,语文教材选择的却是某一篇文章能否完成具体教学目标。两套标准没有高低之分,只是服务对象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教材没有大规模选录莫言,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缺少价值。恰恰相反,他把被忽略的乡村经验写得极其具体,让历史不再只是年代、战役和文件,也包含普通人的疼痛、欲望、选择与沉默。
至于那句“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第一人”,准确说法是:莫言是中国籍作家中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公布授奖决定;同年12月,他在斯德哥尔摩正式领取奖章和证书。
奖项确认了他的文学地位,却不能替代教材编选。一本课文要面对课堂、考试、年龄和公共阅读秩序,作家的全部创作则属于更广阔、更复杂的文学世界。莫言的文字,或许更适合在学生具备一定历史知识和阅读经验之后,再完整地打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