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7年冬,江南应天府,朱元璋把北伐军的行军路线铺在地图上,目光没有停留在大都城下,而是落在山东、河南和关中之间。对他来说,攻取元大都只是结果,先让元军失去彼此呼应的能力,才是取胜的关键。
中国历史上的北伐,难就难在一个“北”字。南方政权若想越过长江、淮河、黄河,粮道会被拉长,河网会切割军队,北方骑兵又便于集中突击。诸葛亮多次出兵,受制于关中粮运;东晋、南朝将领也曾收复大片土地,却往往因后援不足而难以守住。
朱元璋没有急着把所有兵力压向一个方向。他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军北进。大军从淮河流域出发,目标虽指向元朝腹地,实际行动却分成几个相互照应的方向:东面经营山东,西面争夺河南、关中门户,中路则不断压迫元军的交通要道。
这就是徐达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所谓“钳子战术”,并不是简单的两路夹击,而是让元军无法判断明军的主攻方向。东线推进,元军担心山东失守;西线逼近,关中和潼关告急;中原一旦被突破,大都便失去南方屏障。
有一次,部将问徐达:“大军究竟先取山东,还是先取河南?”徐达没有立即回答,只说:“让敌人替我们选择。”这句话未必见于正史,却很能说明这种战法的实质:不断制造威胁,迫使对手疲于调兵。
元朝真正的问题,不是没有军队,而是军队难以形成合力。王保保所部仍是北方强军,但主力活动范围偏西,元廷又要防备各地旧部和地方势力。明军攻入山东后,元军若向东救援,关中便会暴露;若集中力量守关中,大都外围又会迅速崩开。
徐达并未沉迷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济南、洛阳、潼关等地的争夺,背后争的是道路和粮道。山东连接大运河南北,河南控制中原通行,潼关则扼守关中东门。几个关键位置被明军掌握后,元军看似仍有兵马,实际上已经被切成了几块。
朱元璋能把这场战争打到底,也有赖于江南长期积累的物资。自1356年攻占集庆、改名应天后,他逐步整顿户籍、屯田和漕运,军队不只负责作战,也承担屯种和守备。江淮粮食能够持续送往前线,明军便有了持续进攻的底气。
反过来看元廷,财政困窘已经严重影响军政运转。纸钞贬值,地方征敛加重,北方战乱又使农田荒废。元军并非一触即溃,但补给、兵员和地方支持都在下降。战争打到后段,比拼的已不只是将领勇猛,还要看谁能承受更长时间的消耗。
朱元璋还很清楚,北伐不能只靠刀枪。1367年发布的《谕中原檄》,把明军行动解释为恢复秩序、解救百姓,并要求军队约束军纪。这样的政治宣传未必能立刻改变所有人的立场,却有助于削弱元朝在中原的号召力,也给地方官吏和将领留下了投降的余地。
值得一提的是,明军对归附者并非一概处置。能够交出城池、听从整编的地方势力,往往得到保全;顽强抵抗者才会遭到军事打击。这种区别对待,减少了攻城成本,也让一些元朝地方势力不愿为已经失去援军的中枢死战。
1368年初,明军在山东、河南等地继续推进,北方防线接连松动。常遇春在军中以敢战著称,徐达则更擅长控制整体节奏。该快时突然深入,该稳时整顿粮道,绝不因为一场胜利就盲目追击。两人的配合,使明军既有冲击力,也没有脱离补给线。
当明军逼近大都时,元顺帝已经很难调集一支完整的救援力量。1368年8月,徐达率军进入大都,元顺帝北走上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由此结束。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等于北元立刻消失,元廷退往塞外后仍与明朝长期交战。
朱元璋的北伐之所以成功,靠的不是某一场神奇突袭,而是把政治、粮运、道路和战术放在了一张棋盘上。徐达的钳形推进,迫使元军处处设防;江南的粮赋,让明军能够持续北上;元廷内部的疲弱,又使每一次失城都变成难以弥补的缺口。
南方军队北进,最怕孤军深入。明军却一步步夺取支点,把战线变成能够相互支撑的网络。等到大都城门真正打开时,胜负其实早已在那些粮道、关隘和调兵路线的争夺中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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