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日前,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报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CrowdWorks等大型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创作者,大规模利用生成式AI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并借助社交平台持续传播。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打造的政务AI系统“源内”,刻意将语料数据起点锁定为1947年5月现行宪法生效之日,将甲午战争、侵华战争、东京审判判决书等核心史料排除在基准语料之外。这种人为对历史叙事进行“算法剪裁”的危险之处在于,它把右翼史观写进国家机器的运行逻辑,试图以“数字军国主义”的形式争夺历史叙事权。这一动向已引发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警惕。

AI被武器化

AI本身并没有价值判断,取决于操作人给它“喂”什么样的知识,给它建构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焦润明表示,AI形成的价值观是技术人员设定的逻辑构架,其底层逻辑是人为设定的。日本右翼势力正是利用AI的这一特点,实施“数字军国主义”,给AI设定被其篡改过的知识。

生成式AI对历史修正主义最大的改变,不是让“造假更容易”,而是第一次让历史本身变得可工业化生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将这种危险概括为三个跃迁。第一,从篡改事实到生成世界。AI能同时制造照片、档案、声音、数据和旁证,构造内部自洽的“平行历史”。第二,从争夺真实性到争夺可信感。未来最有效的虚假历史未必需要证明自己是真的,只需让受众反复感觉“它像真的”。第三,从影响人类记忆到污染机器记忆。当大量生成内容进入网络、搜索、知识库并再次成为AI的信息来源,虚假叙事便可能获得递归繁殖能力。

在沈阳看来,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AI会不会篡改历史”,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机器可以无限生成过去,谁控制未来社会认识过去的证据基础设施?这已经从历史真实性问题上升为“历史认知基础设施安全”问题。

从技术机制看,国际社会尤其要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围绕批量造假、传播放大、检索引用、再次生成而打造的伪叙事循环。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王鹏认为,在这一模式下,生成式AI负责降低造假成本,众包分工和流量收益刺激内容复制。虚假叙事一旦被搜索系统收录、被联网模型引用,就可能披上“客观答案”的外衣。这一循环可能把局部的历史歪曲扩散为跨语言、跨平台的认知污染,使用户误将重复传播当作证据充分,逐渐侵蚀公众理解战争责任的事实基础。

修正主义升级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已从舆论炒作转向制度化、数智化、常态化运作。“源内”系统的设计逻辑并非技术疏漏,而是国家层面有意进行的错误史观叙事重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吴限表示,“源内”本质是通过技术手段遮蔽真实历史,完成历史罪责与侵略罪行的制度切割。战后国际秩序建立在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确证与正义审判之上,而日本试图通过AI算法选择性剪裁,从官方知识体系中抹除侵略铁证,从根源上瓦解战后历史正义与国际法基础。

“数字军国主义”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其作用集中体现为“为侵略翻案”与“为扩军造势”。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科学研究院院长胡开宝揭示了历史修正主义与军事扩张之间的互构逻辑,即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建立在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基础上。要突破这些限制,必须首先解构“侵略者”的身份标签。通过AI批量制造“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虚假信息,右翼势力试图将日本重塑为二战“受害者”或“亚洲解放者”。只有当侵略罪行被抹除,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才能获得所谓的“正当性”。

传统的教科书篡改已遭遇持续阻击,右翼势力企图利用生成式AI,以低成本、大规模的方式绕过传统审查,向年轻一代灌输错误史观,为国内的军事松绑争取外部空间。胡开宝认为,“源内”系统将历史修正主义从外部宣传攻势升级为公共权力的制度引擎,其危险不只在于篡改历史本身,而是日本官方有意主导的错误史观行径。

吴限认为,日本的历史教育长期通过制度设计抹除侵略定性,从国民启蒙教育源头植入失真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依托资金投入与AI技术手段,开展规模化、持续性的历史篡改,以碎片化、高伪装、高传播度的内容,不断渗透社会公共舆论与青少年网络认知场域。官方教材完成制度层面的历史偏差定型,AI虚假内容完成社会层面的认知持续毒化,二者双向联动叠加,最终导致日本国民历史教育整体性、代际化的深度认知偏差。

这种“教材+算法”的双重误导,对日本年轻一代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吴限表示,这种扭曲的历史教育体系会固化年轻一代狭隘的民族优越感和历史虚无心态,弱化其对东亚受害国的历史愧疚与共情。

与教科书篡改的纵向、制度化传播路径不同,AI驱动的历史修正主义正以“一国生成、多国扩散”的格局突破国界与语言限制。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徐伟钧梳理了这一传播链条,即先由日本右翼势力生产制作,经多平台分发和算法放大,再通过跨语种转译进入海外平台,进而污染主流AI模型的训练数据。在日本国内,这些信息主要面向依赖社交平台获取信息的年轻群体;向西方输出时,这些内容被包装成“重新审视历史”等中性表达,影响不了解东亚历史的普通公众;向中国渗透则通过跨境平台、中文自动翻译和截图搬运等方式进入中国网络空间。

从个体偏差到权威污染

如今,AI虚假历史内容传播产生的后果呈现出层级递进的特征。徐伟钧表示,在日本国内,年轻人长期接触AI生成的虚假内容后,容易形成历史认知层面的“个人偏差”;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减少,就可能演变为社会层面的“集体失忆”。真实史料与大量真伪难辨的图片、视频和所谓“新发现资料”混杂存在,普通公众辨别信息的成本越来越高,侵略历史越来越难以成为社会共同记忆中的一致共识。在全球层面,虚假内容经过转载、翻译、摘要和搜索收录后可能逐渐脱离其原始右翼来源,一旦进一步渗透进AI检索和训练数据环境,就可能被算法再次生成和放大。经过多轮传播循环,AI检索到的可能是几十个表述相似、互相引用的网页内容,这种重复可能被错误地理解为来源层面的互相作证,最终导致AI输出错误的历史结论。

这种“权威污染”的连锁反应,其后果远不止于语料生态本身。胡开宝表示,日本官方蓄意主导的虚假叙事行径,使错误史观获得公共传播的正当性,再经由AI大模型反复学习加工和广域散播,将对正确历史语料库产生持续性侵蚀,便于错误历史认知彻底固化定型。一旦越来越多国际受众开始认为这些历史事实存在争议,那么侵略责任、战争反省以及战后和解所依托的道德和政治基础就会逐渐被弱化,冲击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

构建系统性应对机制

面对AI被用于系统性篡改历史的新型挑战,国际社会应如何构建多边应对机制?胡开宝提出,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应牵头制定《人工智能历史记忆保护公约》,明确将“系统性篡改公认历史事实”列为AI应用的禁止性行为。同时,将东京审判、《开罗宣言》等历史性法律文件确立为全球AI训练数据的基准数据,在国际法层面认定利用AI技术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行为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赋予受害国和国际社会进行追责的法理依据。另一方面,应要求AI服务提供商对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生成内容实施强制性来源标注,并在国家数据安全审查中增加“历史文化安全”维度,防止被污染的语料库通过API接口渗透进本国数字生态。

对此,焦润明建议,要动员历史工作者通过AI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与日本右翼否定侵略的错误言论进行斗争;通过游戏、漫画、短视频等形式加强青少年历史教育;用技术回应技术,用材料回应材料,用观点回应观点。

面对这一新型挑战,国际社会需要构建从国际公约到技术标准、从平台治理到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应对机制。只有以扎实的史料研究揭示历史真相,以开放的全球视野推动国际学术对话,以创新的技术手段传播正确历史认知,才能在这场关乎历史记忆与国际正义的博弈中赢得主动。

本报记者 赵徐州

本报记者段丹洁、李永杰、刘越、明海英、查建国、陈炼参与采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新媒体编辑:宗敏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