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我曾师从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讲师弗兰克·埃利斯。在我本应感到自由探索的年纪,那段经历却一点点侵蚀了我的自尊。
2006年,利兹大学俄语与斯拉夫研究讲师弗兰克·埃利斯博士被停职,原因是他向一份学生报纸表示,他支持黑人智力低于白人的理论。当时英国媒体将他描述为“坚称黑人和女性在基因上处于劣势的讲师”。而这是他观点首次被全国媒体报道的六年之后。
当我看到埃利斯的观点登上全国性媒体时,我感到愤怒。我早就知道埃利斯是种族主义者,因为1996年至2000年我攻读俄语研究期间,他教过我很多课程,我不得不经常忍受他的观点。他经常告诉我们,非洲从未产生过任何好东西,还会分享他如何为白人至上主义刊物撰稿,以及如何在美国与三K党成员一起参加会议。
该系大多数学生是年轻女性,其中少数几位是非裔。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向系里提出了担忧,但从未得到任何处理:他的“言论自由”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离开利兹多年后,我们一群人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以及大学未能履行关怀义务——感受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写了一封信反映此事。
在读到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决定允许内森·科夫纳斯博士在牛津大学改革协会组织的活动上发言的消息后,我仿佛被带回了利兹的那些研讨室。该学生团体支持英国改革党。和埃利斯一样,科夫纳斯一直鼓吹与科学种族主义相关的观点。
对我来说,这件事痛苦而清醒地提醒我,大学对学生的关怀——尤其是对黑人学生的关怀——几乎没有改变。在关于科夫纳斯活动的声明中,奥里尔学院表示,该机构“致力于在法律范围内维护言论自由,并负有这样做的法定义务。这包括表达许多人深感冒犯的观点的自由。”
也许,认为为种族主义思想提供平台仅仅是“言论自由”问题的论点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它与黑人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真实经历脱节——他们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穿梭于大学校园。近三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为埃利斯的辅导课做准备的情景。试图捍卫我存在的权利,捍卫我身处那个空间的权利。而且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演练论点、磨砺反驳、搜集数据。任何我能做的事情,试图回击他在讲课中随口抛出的贬损言论。
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可能认为我所忍受的一切没有问题,同样认为牛津的黑人和全球多数族裔学生面对科夫纳斯只需忍气吞声。但作为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从一个对我拥有权力的人那里遭受反黑人和厌女言论,感觉就像是虐待。
至于牛津,言论自由确实是基本人权,但根据联合国,它同时也伴随着一项义务:“确保所有个人平等且不受歧视地参与公共生活”。这意味着大学必须在学术自由与英国平等立法下的义务之间取得平衡。
奥里尔学院可能已经考虑了这两项义务并进行了必要的平等分析,若是如此,它应当透明地与学生、学者和提出合理关切的高知名度人士分享。但否则,这看起来不过是又一起无视黑人安全的案例——他们只是想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不被质疑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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