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LE

编辑丨云章观潮

中国市场喂出百亿身家,有人转头就把成亿真金白银捧给美国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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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拿楼市暴利换常春藤子女入场券,有人挪用上市公司公款换海外教学楼冠名,有人砸十亿科研经费远渡重洋,有人豪掷二十多亿,让百年学院冠上自家姓氏。

钱从中国赚,殷勤却献给别处——这样的“中国人”,嘴脸还不够像叛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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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科研与冠名:钱流向了哪里,不等于动机是什么

2014年,潘石屹、张欣夫妇通过SOHO中国基金会与哈佛大学签署1500万美元助学金协议,次年耶鲁大学获得1000万美元,整体计划规模约1亿美元,用于资助在海外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

争议持续了十二年,核心猜测是“捐款换录取”——因为他们的两个儿子随后先后进入耶鲁和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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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间上的先后或巧合,不足以证明录取存在不当交易。

2026年7月,美国司法部宣布调查的,恰恰是这批助学金是否设置了将美国学生排除在外的条款——调查指向的是奖学金项目的歧视性设计,而不是“录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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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买录取”的证据,司法部查的就不会是“排除美国学生”这个方向。

当然,公众有权追问这笔钱实际资助了多少人、如何筛选受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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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项目要获得信任,不能只在宣布时公布一个总额,也需要让外界看到长期执行情况。

陈天桥的捐赠则指向另一条线,2016年,他与妻子雒芊芊向加州理工学院捐赠1.15亿美元,成立天桥神经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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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把这笔钱孤立地看作“捐给美国”,忽略了一个事实:同一套资金在十年前就同时铺了两条线。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总规模10亿美元,海外有加州理工的研究院,国内则有与华山医院共建的脑机接口临床实验室、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共建的AI与精神健康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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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1日,TCCI宣布再投入2亿元,用于孵化精神健康科技企业和资助国内临床科研能力突出的“天桥学者”。

基础研究的成果不会只在一个国家落地,论文、方法和医学知识可以跨境传播,但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落在哪里,确实会影响当地科研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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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桥的选择不是“只捐海外”,而是把海外研究院和国内实验室放在同一张资助网络里,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

冠名捐赠是第三种类型,2014年哈佛大学收到晨兴基金会3.5亿美元捐赠,公共卫生学院以陈曾熙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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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是一种常见的捐赠安排,不必然说明公益项目失去了价值,但公众同样有权了解资金用途和实际效果。

把助学、科研和冠名一概说成“花钱买名声”并不准确,但只要看见“公益”两个字就拒绝讨论资金去向,同样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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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社会有很多方式,但公司资产与个人资产必须分清

与海外捐赠相比,企业家在国内做公益更容易被看见。

2026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在130周年校庆期间连续举办四场捐赠仪式,周鸿祎捐赠1亿元、王文斌捐赠1.3亿元、欧新华捐赠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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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夫妇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赠价值1.3亿元的现金和蚂蚁集团股份,用于“AI未来基石基金”。

宁德时代控股股东向上海交大捐赠500万股,按当日股价估算市值约20亿元,这些捐赠覆盖了助学、奖教、科研和学科建设,说明国内高校的公益生态本身是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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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回馈社会,并不只有“捐给海外名校”这一条路,也不存在“捐了海外就一定没捐国内”的必然对立。

真正需要严格区分的,是个人资金与公司资金,钟馨稼2011年向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捐赠1000万美元(约7000万元人民币),校方以他的英文名命名了一栋工程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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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最初集中在“为什么不捐国内”,但比舆论更早到来的是公司层面的切割:钟馨稼当时是上市公司副主席,这笔钱是从公司账上划走的,未经董事会审议,也未提交股东大会。

股东罢免他的理由不是“捐款给美国”,而是“谁有权决定这笔钱怎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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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等法院后来的破产令和债务判令,针对的是他与合伙人的债务纠纷及未清偿款项,并非一份“因捐款给美国大学而认定挪用资金”的刑事裁判。

这个区分很重要:如果他用的是自己的钱,捐给哪所大学旁人可以质疑,但很难说违反了哪条商业规则,动用了上市公司法人财产、绕开了董事会和股东,问题就变成了公司治理,而不是“爱国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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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资金背后站着其他股东、员工和债权人,不是某一个人可以单独支配的支票本。

比争论“爱不爱国”更重要的,是让捐款经得起追问

海外捐赠争议背后,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怎样让公益资金——无论流向国内还是海外——都产生可核查的实效?

基础研究周期长,短期内难以看到成果,学校和科研机构需要的不只是一次捐赠,还包括稳定的经费和专业的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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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近年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模式:井贤栋夫妇的捐赠同时包含现金和蚂蚁集团股份,宁德时代以股权捐赠形式设立教育基金,西安交大还出现了教授团队以公司股权回馈母校的安排。

股权捐赠的好处在于,它不是一次性消耗本金,而是让资产的持续收益成为长期资金来源,比“捐一笔钱、办一场仪式”更接近可持续的公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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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则需要接受一个边界:捐出去的钱不应成为干预教学、招生或科研结论的工具。

公益资金可以有明确用途,但学校和研究机构需要保有专业判断和学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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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监督同样应当回到具体事实:钱从哪里来、谁批准的、用在了哪里、受助者得到了什么。

潘石屹的助学金可以追问受助人数和筛选标准,陈天桥的脑科学捐赠可以追问实验室的产出和临床转化,钟馨稼的案例则提醒所有上市公司高管——公司捐赠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决策程序,而不是捐赠对象的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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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捐向哪里,体现捐赠人的选择;钱从哪里来、怎样使用、最终产生了什么效果,才决定这笔捐赠能否经得起检验。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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