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写作到底为了什么,不同的人给出过截然不同的答案。有人说是为了表达,有人说是为了名利,也有人说是为了“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我给出的答案是七个字:悦人、悦己、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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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己,是我从事写作最原始的动力,也是最诚实的起点。写出一首满意的诗,写出一篇获得网友认可的文章,我会很高兴地自我庆祝一番,喝上一杯。虽然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但这不妨碍我的思想住进卢浮宫。我可以站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心里却徜徉在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里。这种愉悦不是附属于写作的副产品,而是写作本身给予我最直接的回报。一个对文字没有内在喜悦的人,是很难体会我这种心情的,也很难在清贫与孤独中长期写下去。悦己,是我从事写作职业得以持续的第一块基石。

但我写作文章,不是用来自我欣赏的,我也没有孤芳自赏的癖好。我写作的第二个目的,是用笔救人、度人。这是“悦人”的起点。我深度参与“卖词救父”事件,帮助方华清从困境中走出来;我帮助一位轻生女“小静”从不幸的婚姻中挣脱,开启新的爱情;我帮助郑荣耀完成他出版诗集的遗愿,帮助魏涛父子团圆等等,这些公益事件并非靠我的经济实力捐赠,全凭一只笔撬动爱的杠杆。我写那些被一些人视为“心灵鸡汤”的文章,目的也很明确,就是“给人的灵魂注入相信美好的勇气和希望”,改变他们的人生走向。我所说的“悦人”,不是讨好读者、追流量、蹭情绪,而是在另一个人的黑暗里点燃一盏灯。看见一个人摔倒了,扶一把;看见一个人想不通,开解几句;我是通过写文章的方式,喊一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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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许多时评文章,是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对象——社会,我把其称之为“悦社会”。我把自己定位为“民间谏议大夫”,写时评就是“为推动社会进步”,我相信哪怕是星星之火,也会最终燎原。我抨击不走群众路线的官员,揭露损害人民利益的“拍脑袋决策”,谈社会保障,谈民生问题,谈制度改良,我把这些文章当作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部分。我认为哪怕只推动一厘米,也是为人民立功。我的文章观点不一定对,不一定成熟,但我在思考,在发声,在试图为这个社会的问题寻找答案,这就够了。悦社会,不是要写出一篇完美无缺的治国方略,我也没有那个水平,我认为在公共讨论中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清醒,抛砖引玉,就已经足够了。

我写作的标准,从来不以立场站队,而以是非论事,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为尺度。我是一个“人民派”,因为我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就是群众中的一员,替人民说话就是替自己说话。因此“悦社会”不是对社会居高临下的“关怀”,而是我对自身所处共同体的自觉承担。我提出的“悦人、悦己、悦社会”并不是三个可以拆分的选项,而是一个连续的精神动作。悦己,因我是一个注重内在世界的人,写作让我不至于在外部喧嚣中迷失方向;悦人,是我把这个内在世界转化为对另一个具体生命的照亮,让我的写作不至于沦为孤芳自赏;悦社会,是我把目光从“个人”的感受扩展到“所有人”,把文字投入公共生活,哪怕只激起一圈微小的涟漪,也是我的一点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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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己是诚实的起点,悦人是温暖的中间,悦社会是沉重的归宿。让文字先对得起自己,再对得起身边具体的人,最后对得起这个并不完美、却仍然值得为之发声的社会,这便是我写作的初衷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