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彭城女侠”袁成兰先生仙逝,享年89岁。
消息传开,不少徐州文化界的人心里一沉。这位写了一辈子戏、也写了一辈子杂文的老人,走了。
她的文字向来犀利,敢于直指腐败,“彭城女侠”这个称号,就是这么来的。她的剧本和杂文,至今还留在不少老徐州人的记忆里。
最让人记住她的,是两场官司。
全国第九届戏剧“梅花奖”评选结束后,袁成兰根据公开的新闻报道,写下杂文《梅花奖舞弊案随想》,批评吴敢“弄到数十万元巨款,完成因公行贿任务”,“为徐州买来‘荣誉’”。
吴敢到徐州市某区法院对袁成兰提起侵权诉讼,一审二审均判定侵权成立。袁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新华社老记者强剑衷等众多新闻记者为袁成兰奔走发声,在记者群体的介入和呼吁下,事情迎来转机。
1997年3月31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作出终审判决,吴敢败诉。
这一段,算是当年梅花奖风波里最让人记住的一笔。
为此,袁成兰写了一篇纪实《我当被告》,当时在徐州甚至江苏都风靡一时。
但风波并没有就此翻篇。
据报道,此后吴敢组织张文光、王作雨等人编撰了《世纪末的黑客》一书,2002年初出版发售。
书中用“袁成兰们”这样的说法,把包括强剑衷在内的一批作家统统囊括进去,并使用贬损性语言对原告进行攻击。
书出了后,强剑衷一直不知情。
直到2003年年初,他才知道自己也被写进了这本书。
所谓“袁成兰们”,本是一个集合性的说法,落到具体人头上,就是一句句贬损性的评价。
得知消息后,他十分愤怒,随即将吴敢等人以及出版社一并告上法庭。
一个跑了一辈子新闻的老人,最后为了自己的名字,坐到了原告席上。
一位老记者、一本旧书、两场前后相连的官司,把多年前那段争议又重新摆到了桌面上。
庭审上,法院把责任一层一层拆开来看,认定得很细。
它没有把几方责任混为一谈,而是按作者、出版社、当事人分别衡量:文字出自谁手,出版时是否知情,本人是否发表过针对原告的看法,一条条对应到责任归属上。
首先是张文光、王作雨。法院认为,二人在《世纪末的黑客》一书中,有两处描述对原告构成了名誉侵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其次是出版社。法院认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出版该书时,对书中内容是明知的,却仍然出版发行,使原告名誉受到进一步损害,同样要承担相应责任。
至于吴敢,法院的认定并不相同。
法院指出,该书作者系张文光、王作雨,吴敢既不是作者,也没有在书中发表对原告的看法;因此,强剑衷认为吴敢侵犯其名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认定,对吴敢的相关诉讼请求也不予支持。
赔偿数额上,原告原本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法院认为数额过高,只能适当予以考虑,最终判赔2000元。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告强剑衷胜诉,获赔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被告张文光、王作雨,以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须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对原告的致歉声明。
一桩官司,从梅花奖评选的争议,一路走到一本图书引发的名誉侵害,前后跨越多年。
对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记者来说,争的或许不是那2000元钱,而是一个普通人、一名老新闻人不容被随意贬损的名声。
回过头看,当年梅花奖的争议、杂文引发的诉讼、再到这本书带来的新一轮名誉纠纷,前后咬在一起。
法院在本案中已经分清了谁该担责、谁的主张缺乏依据。
判决落槌,是非已有认定;书中那些文字如何落笔、又如何伤人,公开判决和致歉声明会把这段经过留在记录里。
对公众而言,看戏之余更该记住:名誉不是一句玩笑,文字可以批评,却不能越过贬损和侮辱的边界。
至于判决之外未被认定的情节,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之前,外人不宜替它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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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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