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过去得个小病,感冒之类的,花十几块钱就解决问题了。现在呢,各种检查费都超过了治疗费。”与北京知名律师李向安谈及当前医院普遍存在的“过度医疗”时,李向安有些义愤填膺。他把话说得很重:过度医疗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图财害命、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该类行为,目前仅以诈骗罪、故意伤害罪追究医疗机构及其执业医生的刑事责任,是远远不够惩罚力度的。本律师建议:有关立法部门应该针对过度医疗现象专门研讨,设立“过度医疗罪”,以便在刑事法律体系层面更加有针对性完善惩罚体系。这番话指向一个并不新鲜的现实:某些医院和科室,已经把“治病”做成了一门以患者身体为原料、以医保基金为燃料的畸形生意,这种畸形生意不但严重背离了救死扶伤的职业伦理,而且还是一种图财害命的违法犯罪行为。当手术率不再由病情决定,而由创收指标决定,“过度”就已经不是医学判断的偏差,而是一种有组织的、有规模的违法犯罪行为选择。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李向安律师的严厉观点,有他的道理。过度医疗的谋利链条中,确实存在诈骗罪的核心要素:虚构或夸大病情,隐瞒不必要医疗的真相,使患者在错误认识下支付费用。遵义欧亚医院4年骗取2.39亿元、警方以诈骗和故意伤害抓了84人,说明这条路径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并非完全走不通。而刘翔峰案中“无指征手术被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的先例,也表明当医生明知手术缺乏指征、纯粹出于逐利目的下刀并造成严重后果时,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可以被激活。从这些事实看,李向安的观点与建议当然有他的道理。

但我同时认为:过度医疗的刑事追责,最大的障碍不在罪名够不够用,而在“过度”这个前提本身极难在个案中被稳定地证明。判断一次检查、一台手术是否“超过疾病实际需要”,依赖的是诊疗规范,而我国目前缺少一部具有全国性法律效力的诊疗规范作为统一判断基础;各地医疗水平、医生经验、患者个体差异又使得“规范”本身带有相当弹性。一个头疼做了CT没发现问题,不等于CT就是过度检查;一次手术的范围比事后看来稍大,也不等于医生在实施时“明知不必要”。刑法要惩罚的是故意,而过度医疗的日常形态中,大量的“过度”处在技术判断分歧与逐利动机之间的灰色地带。要求刑事证明跨过这道灰色地带去确认“明知不该做而故意做”,难度远高于行政处罚或民事侵权认定。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这也正是我认为“设立过度医疗罪”需要被审慎对待的原因。如果理解为在诈骗罪、故意伤害罪之外另设一个新罪名,它并不能自动解决“过度”的认定难题,反而可能制造新的模糊地带:一个专门罪名的构成要件如何表述,才能既覆盖恶意逐利,又不把临床上的合理冒险和判断分歧一并网进去?相比之下,现行法律体系的回应其实已经在分层展开。《医师法》第31条明确规定:不得对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治疗;第56条规定了法律责任:过度医疗情节严重的,可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民法典》第1227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现实司法案件中黄石案走的是民事公益诉讼路径,以三倍惩罚性赔偿让医院为过度医疗付出代价,而不是直接启动刑事程序。这些手段的力度或许不能令人满意,但它对应了过度医疗治理的一个基本事实:绝大多数过度医疗首先是一个行政监管和付费机制问题,刑罚应当是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第一把手术刀。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过度医疗的驱动力并不完全来自某个医生的贪婪。黄石博仕肛肠医院的涉案医生坦承,医院有创收考核指标,科室利润与医护人员收入挂钩,面对考核压力,“许多医生只好对患者进行过度医疗”。当一家医院的分配制度把“多做项目”和“多拿收入”焊在一起,过度医疗就不是偶发的道德溃败,而是一种制度激励下的行为惯性。如果不改变链条本身的走向,把几个“白衣狼”送进监狱,并不足以让过度医疗的系统性冲动消失。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因此,李向安律师提出的刑事追责路径,在那些主观恶意明确、虚构病情、无指征下刀且造成实害的极端案件中,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刘翔峰案和遵义欧亚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把“过度医疗罪”作为一个普遍化的立法方案提出来,则需要回答一个刑罚无法替代监管回答的问题:在医学判断天然带有不确定性的科学领域里,国家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证据科学标准,去区分“贪婪的过度”与“谨慎的过度”、“恶意的多余”与“经验的边界”。我的看法是:在找到这个标准之前,把惩罚性赔偿、执业资格惩戒、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现有刑事追责组合起来使用,比单独磨快另外一把刀更接近治理的本意。

(李向安律师:以无罪辩护、刑民交叉、替人翻案著称于法律界,已成功办理多起重大案件,具有良好综合素质能力。其“弘扬人性法治之精神恪守做人做事之道德”之为人宗旨,赢得社会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