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拉斯莱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洛克学者之一,把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往前推了将近十年。他考证出来,《政府论》的大部分内容,是在1679年到1680年之间写成的,也就是“排斥危机”那几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辉格党在议会里提《排斥法案》,想把天主教徒詹姆士排除在王位继承之外。洛克是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门客、医生、政治顾问。沙夫茨伯里就是那个在下议院里推《排斥法案》的辉格党领袖。洛克写这本书,不是在替一场已经成功的革命辩护,是在替一场正在进行的、针对国王的政治斗争提供弹药。他写的时候,詹姆士还是王位继承人,国王查理二世还坐在位子上。写这种东西,在当时的英格兰,叫叛国。
1683年,辉格党搞了一次暗杀查理二世和詹姆士的密谋,叫“莱伊宅阴谋”,败露了。沙夫茨伯里逃到荷兰,死了。洛克也跑了,流亡荷兰,直到1689年才回来。那本书的手稿,跟着他在荷兰的行李里,藏了六年。
上篇:把“国王是爹”这个说法,从根上刨了
《政府论》分上下两篇。上篇做的事情,今天读起来枯燥得要命,但它针对的那个东西,在当时是整个王权理论的地基。
一个叫罗伯特·菲尔默的人,写了一本书叫《父权制》,核心论点极其简单:国王的权力,来自亚当。上帝把统治权给了亚当,亚当传给长子,长子传给长子,一路传下来,传到当时的国王。所以国王就是大家长,臣民就是孩子。孩子不能反抗爹,臣民不能反抗国王。菲尔默的书是1680年才正式出版的,但他死了1653年,书稿在抽屉里躺了几十年,辉格党跟王权吵得最凶的时候,保皇党把它掏出来当了武器。
洛克上篇做的事情,是用圣经拆圣经。菲尔默说亚当有统治权,洛克就一条一条翻《创世记》,问:哪一句说了? 亚当的统治权,是对谁的?是政治权力还是家庭权力?就算亚当有,怎么证明传到了现在的国王身上?谁是亚当的长房嫡裔?你找得出来吗?洛克用了一整篇的篇幅,把菲尔默的论证一条一条拆成了碎渣。上篇的结尾,据说在一个句子中间断掉了,手稿没有写完。洛克大概觉得,把对方拆到这个份上,已经够了。
下篇:那套“自然状态、契约、革命权”的东西,到底在说什么
真正被后世记住的是下篇。洛克在下篇里搭了一套东西,后来被杰斐逊抄进了《独立宣言》,被法国人抄进了《人权宣言》,被全世界每一个说自己“有权利”的人抄了无数遍。
他先设定了一个“自然状态”。霍布斯说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洛克说不是。洛克说,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和平的。人天生就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国王给的,不是议会给的,是上帝给的,是理性告诉你的。然后他说,人为什么愿意离开这个自由的状态,进入社会?因为自然状态不安全。没有确定的、公认的法律,没有有权执法的法官,没有执行判决的力量。你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更强的人抢走。
所以人同意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委托给一个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政府违背了这个委托,如果它开始侵害人民的权利,人民有权把它收回来。洛克在书里写了一句后来被念了三百年的句子:“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人民就免除了服从的义务。”
这句话,在1689年的英格兰,比一颗炸弹还响。因为它说的不是“你可以请愿”,不是“你可以抗议”。它说的是:你可以不服从。你可以把它换掉。
那个“人民”是谁:洛克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但洛克笔下的“人民”,不是所有人。
他说的“财产”,在17世纪的英格兰,指的是土地、金钱、和靠这些东西吃饭的独立地位。一个没有地、靠给别人干活糊口的雇工,在洛克的体系里,不算有资格参与“同意”的人。一个女人,在洛克写书的那个年代,法律上不属于自己。一个奴隶,在加勒比的甘蔗田里,洛克的“自然权利”跟他们没有关系。洛克本人投资过奴隶贸易,写过《卡罗来纳根本宪法》,那部宪法里明确保护了奴隶制。
这不是“洛克虚伪”。这是17世纪辉格党的政治逻辑。辉格党人要的是有产者的自由,不是所有人的自由。他们要的是议会不被国王随便踩,不是普通人能投票。洛克的书,在纸面上说的是“人类”,在实际的政治操作里,说的是“有地的那部分人类”。这个口子,后来被美国南方的奴隶主、被英国的财产资格限制、被每一个用“自由”来给“不平等”打掩护的人,用得极其顺手。
出版之后:洛克不认,但全世界都在用
书出了。洛克不认。他活着的时候,这本书匿名,他从来没有公开说过“那是我写的”。他抱怨印刷错误太多,第二版更糟,印在廉价纸上卖给穷人,他自己动手改了第三版,第四版托给朋友出,他没等到出版就死了。一个写出了“人民有权革命”的人,对自己的书,连一个体面的版本都没有管到。
但书自己走了。1691年,一个法国胡格诺派的人把它翻成了法文,删掉了前言和上篇,只留下篇。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读的,就是这个删节版。美国独立战争前,1773年波士顿出了一个版本,也删掉了前言和上篇。杰斐逊写《独立宣言》的时候,那些“人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一句一句,都能在洛克的下篇里找到影子。
洛克没有替这本书署过名。但那本书替他署了名。三百年后,每一个在宪法里写“主权在民”的国家,每一个在法庭上引用“正当程序”的律师,每一个在街头举着牌子说“我有权利”的人,都在替洛克签名。
最后说句实在的
洛克写《政府论》这件事,最拧巴的地方,不在“他写了什么”。
在他什么时候写的、写给谁看的、以及他为什么不认。他写这本书的时候,革命还没有发生。他不是在“总结”一场胜利,他是在给一场还没有赢的斗争提供理由。他把手稿带在身上,从伦敦带到荷兰,藏了六年,回来之后匿名出版。他知道这些东西能要他的命。他见过沙夫茨伯里怎么跑的,见过西德尼怎么因为叛国罪被砍头的。他写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后世的读者”,是“如果被抓了,这些话能不能让陪审团里至少有一个人犹豫一下”。
那本书里有一句话,洛克写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太多。他说,“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这句话,在他之前,有人说过。在他之后,有人说了无数遍。但他把它放进了一个从“自然权利”到“社会契约”到“革命权”的链条里,让它变成了一根可以撬动王座的杠杆。他不敢承认自己造了这根杠杆。但杠杆自己动了。从伦敦到巴黎,从费城到海地,从每一份写着“权利”的文件到每一个喊着“自由”的广场。一个不敢署名的作者,写了一本全世界都在署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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