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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人民网·党史频道《四渡赤水战役中的情报工作》(费侃如,2014);央视网《说不完的长征:英雄无名,功勋卓著却隐姓埋名的"听风者"》(2016);新华网·中国国防报《突破重围显神通、巧设妙计破敌军:长征时期的电讯情报战》(2022);中国新闻网《红军长征中曾"假冒"蒋介石密电,为渡乌江争取时间》(2014)。文中叙述基于上述公开史料整理,细节描写为还原场景所用,不另作正史结论。
刷到一部讲长征的片子,看到第五十五集,人忽然坐直了。
画面里没有硝烟,没有冲锋号,也没有端着机枪往山头上压的步兵。
只有一顶帐篷,一盏马灯,一个年轻战士戴着耳机,耳朵贴在收报机上,手指按着铅笔,眼睛盯着一长串谁也看不懂的数字。
外面的山风一阵紧过一阵,远处的狗叫了两声,整条河谷静得能听见火柴划过磷皮的声响。
他在等什么,镜头没有马上交代。
等到隔壁山头的对手那边发出第一串电波,等到对方的报务员按下电键,等到那串嘀嘀嗒嗒的信号钻进耳机,他这才低下头,一个码一个码地往纸上抄。
弹幕里有人刷了一句,这仗打得也太安静了。
安静吗。
往后翻史料才知道,长征路上最吓人的一仗,压根不在山头,而在这副耳机边上。
红军面对的是几十万围追堵截的大军,天上有飞机,地上有碉堡,湘江边上血水流进江面,八万六千多人出发,走到遵义地界时已经折损大半。
可就是这么一支缺枪少炮、衣衫褴褛的队伍,在后来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里,一次埋伏都没中过。
包围圈看着合得上,临了总有一道口子;大路看着堵死了,旁边总绕得出一条小路。
对手那边的部队往哪调,哪个师走快了,哪个纵队停下来煮饭,红军总部往往比当面的师长先知道。
这背后站着的,是一支人数不过几十号、名字长期不对外公开的队伍。
他们的正式番号叫军委二局,后来被人叫得更顺口的名字,是红色听风者。
所谓听风,听的不是风,是千里之外对手的呼吸。
今天要讲的这段故事,就从这副耳机讲起。
讲一讲半台机器怎么撑起一支队伍的顺风耳,讲一讲那些啃天书的人是谁,讲一讲土城的夜里天线是怎么架起来的,讲一讲一道假电报怎么把两个整编纵队调开,又讲一讲这群立下大功的人,为什么把名字和电报一起埋进了历史。
【一】半部电台起家:红军最初的顺风耳
很多人以为红军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无线电队伍,其实说出来寒酸。
这支队伍的全部家当,起先是半部电台。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岗打了个大胜仗,歼灭国民党第十八师,活捉了师长张辉瓒。
仗打完清点战利品,战士们从敌人师部里翻出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那会儿红军官兵大多没见过这洋玩意儿,有人拿起机器翻来覆去看,只当是个会响的铁箱子。
好在这回一起被俘的,还有十来个国民党军报务员。
里头有个台长,原名吴人鉴,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的无线电技术,被俘之后参加了红军,改名叫王诤。
跟他一道过来的,还有个见习报务员,叫刘寅。
这台机器也不完整,发报机那半截在战场上被砸坏了,剩下的只有收报机,只能听,不能发。
一部只能收不能发的半台电台,成了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全部起点。
王诤参加红军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
两个长官跟他聊了很久,问他机器怎么用,电波怎么收,天底下的消息靠什么飞得最快。
王诤后来跟人讲,那几天心里头的热乎劲,比打了胜仗还足。
几天之后,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宣告成立,王诤当了队长,队伍驻扎在江西宁都的小布村。
1931年1月6日,王诤、刘寅把那台收报机架起来,拧动刻度,开始昼夜监听国民党电台。
在那之前,苏区跟外界几乎是隔绝的。
报纸送不进来,信件过不了封锁线,指挥员定下决心,靠的是交通员两条腿跑回来的口头消息。
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头一件事就是派人四处搜集报纸,从字缝里拼出外面的局势。
有了这半台机器,情况不一样了。
耳机一戴上,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各路国民党军的明码通话,全都顺着电波钻进了山沟。
那些抄下来的新闻稿,抄报员自己先读,哪条讲各路军阀动向,哪条讲兵力调动,摘出来送给首长。
电台屋里日夜不离人,白天抄,夜里也抄,信号弱的时候就把耳机压紧,身子往机器边上凑。
1931年5月15日黄昏,王诤监听到两条国民党军用明码互通的电话。
吉安留守区那边问富田师部,明天部队往哪里开。
对方答,明天去东固。
就这么两句大白话,听上去平淡无奇。
王诤不敢耽搁,立刻把消息送到毛泽东、朱德面前。
红军将计就计,在白云山下设好口袋阵。
第二天一仗打下来,公秉藩整个师被歼灭。
这是半台电台立下的头一桩大功。
从5月16日到31日,红军连着打了五仗,仗仗取胜。
初出茅庐的无线电队,跟着沾了光。
1933年,中革军委授予王诤二级红星奖章。
缴获的电台后来一台台多起来,各部队陆续有了自己的设备。
机器不缺了,缺的是人。
懂无线电、懂电码、还能守得住秘密的年轻人,在红军里凤毛麟角。
一所通信学校随后在瑞金叶坪乡办了起来。
朱德亲自签署的招生命令里,选人第一条标准就是政治可靠。
学员大多只念过小学,课程却压得很满,无线电知识之外,中文、英文、数学一样不能少。
老红军寇琼波回忆,密码本子上有三千多个字,里头有些字他自己还不认识,也得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啃。
还有一批战士是在长征路上跟着学的,两个人搭一个组,你学英文我学汉语,边走边背。
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两千多名学员,构成了红军里最隐秘的一支听风部队。
他们往后在反围剿、长征、抗战、解放战争里战功累累,由于工作性质保密,外界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名字。
不少人入队之后更名改姓,发过誓要把秘密守到生命走到尽头。
对机要人员来说,经手的电报,一个字都不能往脑子里留。
要说这支队伍的来路,还得从上海城的一条弄堂讲起。
上世纪二十年代,各块根据地相继建立,党中央迫切需要冲破封锁,加强对苏区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
那时候传消息全靠秘密交通员,走得慢,风险大,路上出一点岔子,整条线的人都可能搭上。
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了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中央特科。
1930年9月,中央在上海巨鹿路391弄的四成里办起第一所地下无线电训练班。
法租界的街巷深处,几间不起眼的房子里,年轻人一边拆装三管、四管、五管的收音机,一边学报务,学普通电码。
宋侃夫晚年回忆,两个多月之后,学员收英文能达到一百二十个字母,阿拉伯数字能收到八十到一百个。
后来成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的李白,还有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负责人宋侃夫,都是从这个训练班里走出来的。
1931年底,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训练班遭到破坏,幸存的学员分批转移到苏区。
宋侃夫一行人历尽艰险赶到红四方面军的时候,部队连一部电台都没有,几个人捧着一肚子学问,一时英雄无用武之地。
红一方面军这边先有了机器,队伍也慢慢分成了两条线。
一条线管通信,负责上令下达、下情上报,后来编成军委三局。
另一条线管侦察,负责监听对手电台、破译密电,后来编成军委二局。
二局的前身,是总参谋部侦察科,再往后改为情报局,对外番号二局。
局长是曾希圣,副局长是钱壮飞。
曾希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中国军事无线电密码破译的第一代专家。
钱壮飞是中央特科出来的老牌情报人员,在上海地下斗争里见过大阵仗。
二局的破译科长叫曹祥仁,副科长叫邹毕兆。
这几个人的名字,普通读者多半陌生。
在后来的长征路上,就是这几十号人,凭着小功率收报机,一路走一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收听各路国民党军电报。
据党史资料记载,长征途中二局先后破译敌人各类密码八百六十多种。
八百六十多种是什么概念。
国民党军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次密码,有时一篇电文配一套专用密码,花样翻新,防得很严。
对手以为电波里的内容锁进了铁柜,没想到这铁柜的钥匙,早被山沟里的这群人一把一把摸了出来。
除了二局在电台边上侦听破译,还有一批同志打进国民党军政机关内部。
他们借着合法身份,冒着随时掉脑袋的风险,把国民党军的布防、兵力、联络信号、山川形势,用密码或者派人送到红军总部。
徐向前元帅后来谈起四渡赤水,说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可这指挥艺术也是以情报作基础的。
当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李克农,还有陈赓、曾希圣、王诤这一批人。
红军敢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里穿插往返、如鱼得水,根子就在于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对手的密码也被我们破了。
情报这条线通了,战争的主动权才攥到了自己手里。
二局在队伍里的地位特殊到什么程度。
红军走到哪儿,二局就跟到哪儿,行军打仗一刻不能掉队。
战场上机要人员是被重点保护的对象,机器的优先级常常排在人员的被褥粮食前头。
队伍分前后梯队,电台和译电员的位置,永远紧贴着总部首长。
外人看这支队伍安安静静,不扛大刀不押俘虏,真到了排兵布阵的时候,首长们等的往往就是他们桌上那一张译出来的电文。
二局驻地通常选在离总部不远又相对隐蔽的位置,天线架在高处,门口有警戒,闲杂人等靠不近。
译出来的电文抄在专用纸上,阅完按规定处理,能留档的留档,该销毁的当场销毁。
【二】把天书啃下来的那几双眼睛
情报这门活儿,听上去是滴滴嗒嗒的电波,落到人手上,是一本谁也读不懂的天书。
国民党用电码发电,通常用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一个汉字,再对照密码本还原。
没有密码本,截下来的电文就是一串乱码,跟天书没有两样。
天书得有人啃,红军队伍里偏偏藏着几个奇才。
先说红四方面军的蔡威。
蔡威原名蔡泽鏛,早年在中央特科接受过无线电业务培训,跟宋侃夫、王子纲一道,被人称作情报三杰。
他是红四方面军二台的负责人。
敌军改用密码发电之后,一时半会儿啃不动。
1933年2月,蔡威跟宋侃夫、王子纲凑到一块儿,下决心把这部天书啃下来。
他们摸到一条门道。
国内各路军阀用的数字编排并不严谨,报头报尾常常用明码,中间一段加密。
几个人就从这些露在外面的边角入手,比对编制密码的规律。
先是弄清了四川军阀田颂尧密码的部分角码排序,经过大量比对分析,破译了一到九的主要内容。
偏偏卡在了零上。
零这个数字的编排规律,把几个人难住了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没日没夜地比对,零号码的规律终于被蔡威破解。
从那以后,包括川军田颂尧在内的部分地方军阀,通出来的密电再也不是秘密。
1933年5月,红军跟田颂尧打了一仗,正好检验破译准不准。
结果红四方面军一万五千人,打败田颂尧六万人的兵力,歼敌两万四千人。
译出来的每一组数字,都在战场上变成了实打实的战果。
红一方面军这边,啃密码的是曾希圣。
他破译国民党密码,起缘于宜黄战役一次偶然的发现。
国民党军撤离时遗落的电文里,夹着三十多个已经被译出来的残缺字。
就这三十多个字,成了打开国民党密码的另一把钥匙。
顺着这把钥匙摸下去,越来越多的电报被译了出来,国民党的密码渐渐尽在掌握。
1933年,红军在登仙桥附近一举消灭国民党两个师。
国民党名将李默庵心情低落,给上海的夫人用师部密码发了一首诗。
三年之后,周恩来在西安见到李默庵,张口就把诗里两句背了出来。
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
李默庵当时惊得说不出话。
这首诗他没告诉过任何人,用的还是师部密码,照理只有夫人看得懂。
周恩来笑了笑说,我们早就破了你的密电了。
这种事听着像传奇,背后全是硬功夫。
曾希圣手里的工作量大得吓人。
国民党军不断变换密码,有时一篇电文一套密码,靠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他把二局分成几个部分,自己带一部分人专搞破译,另一部分人专门接收国民党电文,两边接力往下啃。
据统计,曾希圣率领的二局破译的国民党密码版本,多达八百多种。
干这一行,风险还不只是电波那头。
密码本比自己的命还金贵。
有一次蔡威所在部队被国民党第十师包围,密码本带在他身上,一旦落到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蔡威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掏出银元往地上一撒。
国民党的士兵见钱眼开,弯腰去捡银元铜板。
蔡威一面跑,一面把密码本撕碎了往嘴里嚼。
那是密码本,他怕被敌人拿去,硬生生吃进了肚子里。
战友胡正先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晚年回忆起来,声音还发紧。
搞情报的人,命可以丢,密码本不能丢。
这是那条隐蔽战线上所有人默认的规矩。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军队,聘请德国顾问塞克特参与策划,在瑞金周围形成半径一百五十公里的铁桶包围圈。
一年鏖战下来,红军损失惨重,危在旦夕。
10月17日到21日,八万六千多名将士秘密渡过于都河,踏上后来震惊世界军事史的长征路。
大部队转移之前,党中央有一条特别嘱咐。
一定要把军委二局带上。
这句话分量极重。
长征路上丢掉的东西太多了,重炮埋进山沟,辎重精简再精简,连伤病员都要反复权衡。
电台机器沉,天线长,译电员吃的是脑子饭,队伍行进还要分出人来保护。
偏是这批人和机器,成了出发名单上不能划掉的一笔。
毛泽东后来谈起跟蒋介石打仗,打过一个比方。
他说跟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的工
二局报务员邹毕兆有一段回忆,说得更形象。
我们造了这么一只大玻璃杯,把蒋介石这位委员长也扣在里头,蒋介石变成了我们日日夜夜监控着的杯中人主角。
长征一开始,二局就碰到一个绕不开的矛盾。
一边要不间断对敌侦察,电台一停,对手的动向就断了线。
一边要紧跟总部首长,队伍天天在走,宿营地换了一处又一处。
曾希圣想了个办法,把侦收人员和装备器材分成两个组,轮流值班,保持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侦收,接力破译敌军电报。
红军每到一处宿营地,先选山坡高地架起天线,捕捉无线电信号。
听信号强弱,判定方位和距离。
听呼号之间的联络关系,判知对手的战斗序列和兵力组成。
看来往电报的数量,察觉对手是在集结还是在分散,是要进攻还是要后撤。
电波本身不会说话,听风者从电波的节奏里,读出了对手的整张部署图。
长征出发后头一段路,二局依靠掌握的敌军追剿部署情报,连续从薄弱环节突破三道封锁线。
11月下旬,湘江边上遇到强大阻击,血战之后,中央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这是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道坎。
也是从这道坎往后,耳机边上的这份情报工作,开始在生死关头一次次显出分量。
队伍翻过老山界,向贵州方向前进,遵义会议即将召开。
很少有人注意到,会议期间敌机俯冲轰炸,炸弹在离党中央开会地点只有一百多米的地方爆炸
那一片正是无线电队值班发报的位置。
报务员一面用身体护住电台,一面继续拍发电报,任务硬是完成了。
机器保住了,电报发出去了,指挥链条没有断。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赤水河两岸展开大规模运动战。
大踏步前进,大范围迂回,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敢于在跟踪纵队的间隙里穿插,再迅速回头把追兵甩在身后。
这一仗被后人称作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
而每一次战斗、每一次渡河,都跟二局侦听到的情报紧紧绑在一起。
耳机戴上的那一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三】土城那场没打赢的仗,和黑夜里架起的天线
讲四渡赤水,绕不开土城,绕不开青杠坡。
1935年1月19日,为摆脱国民党军新的围剿,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向习水、赤水疾进。
24日,右路红一军团击溃黔军侯之担部抵抗,攻占土城,前锋抵进赤水县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一带。
中央纵队红五、九军团攻占三元场、习水县城。
左纵队红三军团进占土城镇东南的回龙场地区。
26日,川军潘文华两个旅反扑旺隆场、复兴场,红军北进受阻。
郭勋祺部两个旅由东胜场进到土城以东木栏坝地区,尾随追来,廖泽部两个旅跟在郭部后头。
面对北上受阻、尾敌紧迫的局面,中革军委判断,不击破潘文华部堵截,红军没法继续往前走。
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要落地,先得消除后尾的威胁。
当时根据所获情报,当面追敌只有四个团。
军委下决心抓住这个突出冒进、兵力不多的时机,集中主力诱歼郭勋祺部四个团,解除后顾之忧,再全力北上打开渡江道路。
1月28日拂晓,红三、五军团和干部团向土城青杠坡的郭勋祺部发起猛攻。
战至中午,虽予敌重大杀伤,没能全歼该敌,红军伤亡也很惨重。
郭部两个旅增援上来,原在赤水以南的川军两个旅也从西北侧向红军侧后压过来。
红军背水布阵,又受川军两面夹击,再战已经不利。
军委决定撤出战斗。
仗打到这个份上,真正的难题才露出来。
敌众我寡,狭长山谷,四周枪炮不断,怎么突出去。
曹祥仁后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战斗还没结束,路边已经躺满伤兵,情状催人泪下。
天色渐黑,部队仍陷在山谷之中,四周枪炮声不断,人心不免慌乱。
指挥员们纷纷向四周打量判断,哪里是敌人,哪里可以突出重围。
朱德总司令镇定自若,拔出驳壳枪指着旁边小山头,命令警卫连跟他上去看看。
总司令的大智大勇,让慌乱的队伍慢慢定了神。
周恩来、王稼祥满面征尘地赶来,找到曾希圣和曹祥仁。
两人交代,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做饭。
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
曹祥仁和邹毕兆当即破译密电。
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相对空虚。
军委据此决策,立刻从包围圈的空档中撤出,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
土城战斗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这个过程里二局的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话说回来,青杠坡这一仗没打好,军委下决心打它,本身也跟情报判断出了差错有关。
研究者后来分析,长征出发以来,二局对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所用密码,基本掌握了规律。
对川军密码,土城青杠坡还是头一回接触,译文是否完全准确可靠,不可能有绝对把握。
这在密码破译工作里,是情有可原的。
毛泽东后来主动担责,说土城战斗没打赢,伤亡还大,主要是没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责任在军委,不怪下面。
曾希圣、曹祥仁很快从错译川军密码里吸取教训,摸到了川军密码的规律。
这一次误判,成了二局往后读懂川军电文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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