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御马监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司礼监和御马监是值得重视的。沈德符说:“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御马监虽最后设,然所掌乃御厩兵符等项,与兵部相关。近日内臣用事稍关兵柄者,辄改御马衔以出,如督抚之兼司马中丞。”这段话虽有失实处,却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人们的普遍看法:司礼监代皇帝审批阁票,与内阁对柄机要,实为“内相”,御马监与兵部及督抚共执兵柄,实为内廷“枢府”。其实,御马监还管理草场和皇庄、经营皇店,与户部分理财政,为明廷的“内管家”;两度设置的西厂,也由御马监提督,与司礼监提督的东厂分庭抗礼。
本文拟对御马监的设置及其职责演变、御马监在明朝宦官体系以及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作一考察,希望能对深入研究明代政治制度的特征和结构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一
沈德符说御马监“最后设”是失于考察的。恰恰相反,御马监是明代宦官机构中设置较早的一个。据《明太祖实录》,吴元年(公元1367年)九月设内使监,旋将内使监分为内使、御用二监,秩皆正三品,分掌内使名籍和皇家用度;同时设御马司,正五品,掌御厩马匹。御马司即御马监的前身,其地位虽低于内使监和御用监,却是明太祖开国之前就已设置的第三个宦官衙门,其设置比司礼监的前身内正司、纪事司还早6年。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四月,更定内府诸司职掌品秩,改御马司为御马监,与神宫、尚宝司礼等监同为正七品。这时距明太祖诛杀丞相胡惟庸、废中书省、改革外廷官制不久,所以整个内廷机构的设置虽然日趋庞大而健全,但品秩却普遍降低,连“总督各职”的内官监,也只是定为正六品。
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最终确立了中央政治体制。这年六月,先规定外廷体制:“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九月,又定内廷机构,将原有的9个监扩充为11个监,均定为正四品,另有四司八局,宦官二十四衙门的规制基本形成。
宦官衙门数量的扩充和品秩的提高,暴露了明太祖试图通过加强内廷的地位以达到内、外廷相互制衡的潜在意识,为以后明朝政治体制朝双轨制发展铺垫了基础。而取消内官监的独尊地位和十一监品秩平等,又体现了明太祖“彼此颉颃,不敢相压”的总体设计思想在内廷体制上的实施,也使永乐以后内官监、司礼监、御马监等内府衙门的相互制衡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这时,御马监的职掌也由“掌御厩马匹”扩充为“掌御马及诸进贡并典牧所关收马骡之事”,并进而衍生为军事和财政两大职能。
二
由于御马监职掌御马,自然有养马、驯马人员,由此而在永乐时产生了一支由御马监统领的禁兵。这支禁兵由从各地卫所挑选的精锐之士和从蒙古地区逃回的蒙、汉青壮年男子组成,始称“羽林三千户所”,继而编成腾骧左右、武骧左右四卫,称“四卫军”,后又抽调其中精壮,组成四卫营和勇士营,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弘治时,御马监太监宁瑾曾宣称:“腾骧等四卫勇士旗军,乃祖宗设立禁兵,以备宿卫扈从,名为养马,实以防奸御侮也。”正德时兵部尚书许进也认为:“勇士名虽养马,实为禁兵,防奸御侮,关系重大。”
统领禁兵,使得御马监在内廷诸衙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明朝宦官参与军事事务的基础,也使御马监本身逐渐具备多种军事职能,并被视为内廷中的武职衙门。
首先是扈从出征并掌兵符火牌。这与御马监职掌禁兵直接相关。自永乐始,明朝亲自领军出征的皇帝有4位,即成祖、宣宗、英宗、武宗。成祖5次征讨蒙古,御马监少监海寿至少两次随征,御马监太监刘永诚则3次随征。宣宗征讨汉王高煦,御马监太监刘顺扈从,并受命与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领兵2万为前锋。英宗抵御瓦剌,有御马监少监跛儿干从征,而武宗北巡宣大、南下淮扬,均由御马监太监张忠随行,提督军务。至于御马监掌兵符火牌,可从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成祖逝于榆木川时、御马监少监海寿与内阁杨荣驰告皇太子(仁宗)等事看出端倪。一年后仁宗去世,又是海寿“驰讣”在南京的皇太子(宣宗)。正德时,武宗每次调兵,均由御马监内使持符而行。沈德符记御马监掌“御厩兵符等项”,是符合事实的。
其次是提督京营及坐营、监枪。永乐时立京军三大营,设提督内臣5员、坐营内臣6员、监枪内臣20员,共31员,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王彦、王安、张泰、赵俊等,张泰、赵俊所在衙门不明,王彦、王安则为御马监宦官。景泰三年十二月始立团营,由兵部尚书于谦、武清侯石亨及太监刘永诚、曹吉祥节制。曹吉祥当时是内官监太监,内官监列衔在御马监之前,而曹吉祥排名却在刘永诚之后,这既因为刘永诚成名已久、资历更深,也可见御马监在营务中的地位。至天顺八年四月重立团营,由会昌侯孙继宗和太监刘永诚“总管提督”。这是御马监太监单独与勋臣提督京营的开始。以后,汪直、傅恭、李良、苗逵、谷大用、张忠、陆等人均以御马监太监提督或监督京营。虽然在这期间御用监太监张永等也曾提督京营,但提督京营及坐营、监枪一般由御马监内臣充任已成惯例。
三是出镇诸边及各省。成祖即位后,命镇远侯顾成及都督韩观、刘真、何福出镇贵州、广西、辽东、宁夏,又命宦官中有谋略者同行,赐公侯服,位在诸将之上。以后,云南、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及其他边镇、布政司均有宦官出镇,称“镇守中官”或“镇守内臣”。成化、弘治以后,除南京等处守备太监为司礼监“外差”,其余镇守及监枪诸内臣多出自御马监。
四为监军。这是宦官专征、出镇及提督京营、坐营、监枪诸职权的演变或延伸。《明史·宦官传序》说:“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其实,明世宦官专征不仅仅是“自永乐间始”,也只是限于永乐、宣德时。自正统始,宦官专征事已不再见,监军则成为制度。郑晓《今言》说到京营出征情况:“有事出征,不必拣选,但拨某营出征,则某营将领某营士卒启行。”于是京营出征,提督京营勋臣及营将便是总兵、副将、参将等,而提督及坐营、监枪内臣即为监军,提督京营兵部尚书或都御史则提督军务,成勋臣或武臣总兵、内臣监军、文臣提督之势。各地亦然。正统至正德间,各边各有总兵武臣、镇守内臣、巡抚文臣为“三堂”,遇有战事,则武臣总兵,内臣监军、文臣提督军务。由于提督、坐营、监枪、镇守内臣多由御马监宦官充任,故监军也成为御马监的重要职责。
五为提督西厂。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正月,宪宗因京师屡生变故,锦衣卫和东厂侦缉不力,命御马监太监汪直领锦衣卫官校百余人,在灵济宫灰厂拘讯人犯。因灵济宫在皇城之西,也为了有别于司礼监提督的东厂,故汪直拘讯人犯处被称为“西厂”。虽然西厂设置时间不长,成化时总计6年,正德时重设,时间也只有四、五年,但西厂之设,显然是御马监地位提高和权势扩张的表现,而竞争对手,则是司礼监。
三
御马监财政职能的发生和发展,与其军事职能的发生和发展是同步的。如果说御马监的军事职能是以提督养马勇士及四卫禁军为基础,那么它的财政职能则是以管理御马草场为起点。
所谓御马草场,实有两种情况。一是收草储料之所,即草料场;二是牧马草场,即放牧场。与此相适应,御马监管理草场的方式也有两种。
对于草料场,御马监的职责是监守仓场、收纳发放草料。
御马监草料场主要有里草场,中府草场和天师庵草场三处,时称“三场”,均辟场积草、建仓储料。每场有掌场太监1员,贴场宦官1—20员,佥书宦官数十员至百余员。《酌中志》的作者刘若愚,就曾在里草场做过佥书。此外,坝上等象马牛羊房也各有规模不等的草料场。据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的定制,御马监象马牛羊草料,均分派于山东、河南、北直隶民户地亩草内征收。御马监贴场、签书宦官坐场监收。各仓场所收草料的数量是根据在房牲口数量而定的,一般来说,每匹(头、只)牲口每年平均约配给麦豆等料10石、草200—300束。在永乐、宣德至正德、嘉靖的100多年里,御马监草场所收草料的数量大致没有变化,每年例收料182000余石、收草4963000余束。这个数字是按永乐时御马监各房牲口数而定的,当时各房共有象、马、驴、牛、驼、羊等18000匹(头、只)。
从永乐迁都北京到正统定都北京,标志着明朝政治中心的北移,而其连锁反应,便是人口的北迁,加上承平日久、人口繁殖,北方荒地渐次垦复,地亩草的征收越来越困难。至嘉靖时,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地税大致完成了由实物到货币的过渡,北方也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御马监草料不再直接向民户征收,而是由山东、河南二粮道支给折色银。到隆庆、万历间,山东、河南粮道的折色银直纳户部太仓库,由太仓库支付给御马监,御马监则用关领银两,向民户购买草料。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进程,推动了御马监关收草料方式的演变。
对于放牧场,御马监的职责是管理新旧图册、巡察牧场、征收草场子粒。
永乐时初设放牧场,目的在于“每岁夏秋放牧,纵其驰逐”。当时属御马监的牧场为19处,御马监勇士、旗军除宿卫者外,多在牧场养马、巡青,禁止闲人闲马入内打草及偷耕。经过100年左右的变化,御马监所属草场越来越多,牲口却越来越少。经嘉靖初户部查勘,御马监共有马房20处、牧场56所、占地24000余顷,从腾骧等卫调拨的养马勇士、旗军4000多人,但马、驼、驴、骡、牛、羊等仅有3977匹(头、只)。牧场面积增加了几倍,牲口数却只是原额的1/4。如果按照通常1匹马配给150亩牧场的比例计算,御马监所有在房牲口所需牧场不过四、五千顷,多余的近2万顷牧场便成了宦官、贵戚及富豪的争夺对象,附近农民私垦偷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从弘治开始,根据御马监太监宁诚的建议,对私耕牧场的农户以每亩1—3分的税率征银。这个税率是当时一般勋戚庄田的税率,称“子粒银”。按成化、弘治时北直隶米价,每石合银3钱左右,征银1—3分,约合每亩纳田赋3升至1斗。嘉靖初,经过对放牧场的查勘,户部奏准,御马监56所牧场共24000余顷土地,除留80顷为御马监公廨田,4000顷为牧场以备放牧外,其余19930余顷均召民佃种,每亩征子粒银1—3分,“以充国家岁时之需”。至此,御马监放牧场大抵完成了向税田的演变,御马监管理牧场,增加了征收子粒银的职责。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清丈土地时,御马监管理的税田尚有16000余顷,每年征子粒银33900余两。至三十三年,凡每亩征银不及3分者均加至3分,每年增收子粒银16000两,称为“监银”。两项总计50000两。
由于有管理草场的经验,从成化初开始设置的皇庄也由御马监宦官经营。经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发展,到嘉靖初,共有皇庄36处,占地37595顷46亩,按每亩3分征税,御马监每年所收皇庄子粒银约10万两。
正德时一度沸沸扬扬的皇店,则完全是由御马监太监策划设置的。史载:正德初年,“谷大用镇守太监言,奏请于临清开皇店,(刘)瑾捕其献计者罪之”。是提议开设皇店者为临清镇守太监,主持其议的是掌西厂御马监太监谷大用。而那位临清镇守太监很可能也是出自御马监。其后推动设置皇店的是另一位御马监太监于经。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于经先是奏准武宗,开皇店于京师九门关外及张家湾、宣府、大同等处,税商榷利;接着,又将本由顺天府管理的宝源、宝庆二官店改为皇店,榷敛商贾。据当时人们估计,经这几处皇店提供给内府的白银每年约有8万两。
如果将牧场、皇庄、皇店三项一并计算,则每年经御马监征入的白银为23万两。这个数字是嘉靖时班匠征银免役后每年匠班银(64000余两)的近4倍,而与嘉靖时所定运河、长江沿岸七大钞关每年征收的船料钞总额(252000余两)相当,可见御马监在当时中央财政机构中的地位。此外,由于各地镇守中官多由御马监宦官出任,镇守中官的主要职责之一是采办土物贡品,故御马监又有采办之职,其过手钱钞银两及作为采办支付手段的盐引则无法计算。
四
在上述御马监的各种职掌中,统领禁兵、管理草场,始于永乐而发展于成化、弘治、正德;提督京营及西厂、管理皇庄,始于景泰、成化而泛滥于正德;管理皇店发生于正德;出纳令符火牌、采办土品贡物及镇守、坐营、监军等,永乐时已经开始,但主要归于御马监则是在成化以后尤其是正德时。
正德时期是明代宦官势力的膨胀时期,但除刘瑾专权外,其主要表现几乎都与御马监有关。可以说,正德时期宦官势力的膨胀主要表现为御马监势力的扩充和地位的上升,它与明武宗扶植边军武人势力及对土地、财物的疯狂掠夺密切相关,并直接受景泰以后国内形势变化的推动。
土木之变的发生,改变了明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抗衡态势,迫使明政府在北部边境地区增设关隘、加派驻军,并不断对京师驻军进行整顿和改编。持续数十年的荆襄流民及广西瑶民问题,以及各地不时发生的民变,迫使明政府不断调整和加强对地方的镇压力量。由于御马监职掌禁兵,本身具有军事职能,京军的中坚力量,又是以四卫营和勇士营为主体的禁兵,故御马监的地位也随着京军的调整和边境、内地用兵的频繁而加强。从一定意义上说,司礼监和御马监代表着内廷的文职势力和武职势力。当需要对外廷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进行制裁时,司礼监的地位便上升;当国家频繁用兵时,御马监的地位便加强。
经过明前期近百年的休养生息,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社会经济都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土地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社会财富越来越为人们所追逐,勋戚、宦官、缙绅阶层对土地的兼并和对财富的占有,直接对最高统治者产生刺激。宣德年间,为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广遣宦官于各地采办,可视为最高统治者公开参与掠夺社会财富的开端;而宪宗即位伊始便将已经籍没归官的曹吉祥庄田拨为皇庄,则表明最高统治者开始介入土地兼并。从这个意义上说,御马监经营草场、皇庄、皇店,征收子粒银及商税,以及采买土物贡品等财政职能的产生和加强,实质上是皇家对国家财源的公开分割和对社会财富的公开掠夺。
正德时期既是御马监势力的膨胀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时期。而正德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又与御马监宦官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据嘉靖初夏言等人的查勘结果,北直隶顺天、河间、真定、保定4府的36处共37595顷皇庄,有21处、24000多顷是在正德时所立、所占;而据杨廷和嘉靖时所上奏疏,御马监24000余顷草场,有1万多顷为御马监太监谷大用在正德四、五年间所侵占的勋戚庄田和军民屯田。管理草场、皇庄、皇店及在各处镇守和采办的宦官及其附属豪猾之徒,又借机搜刮掊克、聚敛侵欺,“输之宫闱者曾无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盖不啻什八九矣”。
土地兼并的加剧及宦官等人的敲剥,造成了草场、皇庄所在地北直隶大量农户的流亡,也造成了各地程度不同的社会动荡。正德四、五年爆发的杨虎和刘宠兄弟领导的历时3年之久、席卷数省的农民起义,就发生在北直隶顺天府,它和以江西、四川为中心的连绵不断的民变一起,大大加深了明朝的统治危机。
与此同时,御马监势力的膨胀也激化了内廷宦官集团与外廷文官集团、勋贵集团以及御马监与内廷司礼监、御用监诸衙门的矛盾。
以御马监为主要表现的宦官势力的膨胀,打破了本已形成的内廷与外廷各衙门在国家事务中的职责界限,侵夺了外廷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也造成了国家管理秩序的紊乱。文官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为了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在正德初就发起过声势浩大的反对宦官的斗争。虽然这次斗争以大学士刘健、谢迁和户部尚书韩文等人的罢职而告失败,但后继者杨一清、杨廷和等人仍在各方面对宦官势力进行限制,一旦时机成熟,便要进行反击。武宗去世后,大学士杨廷和利用起草遗诏和登极诏的机会,革除积弊。文书房宦官要求删除诏书中数项不利于内廷的条款,被杨廷和正色挡了回去:“往者事龃龉,动称上意。今亦新天子意邪?吾侪贺登极后,当面奏上,问谁欲削诏草者。”积愤之情,溢于言表。
御马监提督四卫、勇士营及京营,扩占田地为草场、皇庄,均与勋戚贵族直接发生冲突。永乐时设三大营,景泰、成化时设团营,是勋臣、内臣并为提督,但成化中宪宗却命御马监太监汪直“总督团营”,故《明史》说:“禁旅专掌于内臣,自(成化)帝始也。”保国公朱永当时为勋臣领袖,也“提督”京营,却被汪直及兵部尚书王越视若武吏。及至武宗时,立西官厅、立威武团练营,均以御马监太监张忠为监督,英国公张懋等仅参与“管操”,形同闲曹。御马草场和皇庄的扩大,与勋戚贵族庄田的扩大一样,其侵占对象都是原属太仆寺和在京各卫的草场,以及北直隶顺天、河间等府的民田。在北直隶各府人口较为稀少、土地大多抛荒的明初期,御马监与勋戚在占田上可相安无事。但是,随着人口迅速增加、空闲土地越来越少,二者之间就侵占对象进行争夺便不可避免,甚至发生相互侵占。在这场争夺中,由于御马监之后有皇帝的支持,故连连得手。
洪武、永乐时,内官监和神宫监曾先后为内府诸司首署。宣德时,司礼监因获得了“照阁票批硃”的批红权,又提督东厂、掌皇城内仪礼刑名,地位上升。至正统初王振掌司礼监,司礼监遂为内府第一署,内府各衙门间的尊卑关系和职责分工也重新构成。但是,由于王振鼓动英宗贸然出师,导致土木惨败,其后又发生司礼监太监曹吉祥与其侄曹钦的兵变,动摇了司礼监的独尊地位。而御马监则因提督四卫军参与北京保卫战及平定曹吉祥兵变,地位得到加强,遂有提督京营及西厂、兼管皇庄之权,与司礼监成抗衡之势。正德时,御马监的势力事实上已全面超过司礼监,武宗甚至令御马监太监张锐提督东厂,侵夺司礼监的已有职权。而且,在司礼监任提督,掌印太监的,也是原御马监太监,如谷大用、魏彬等。与此同时,御马监出纳令符火牌,侵夺了印绶监的职权;镇守中官采办土物贡品,侵夺了御用监的职权;御马监扩占草场、皇庄,既与勋戚贵族,也与内府各衙门的当权太监发生矛盾。
御马监几乎成了正德时期各种矛盾的焦点。
尽管豹房的御马监宦官传出了武宗的临终遗言:“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重事,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但人们更相信后面那一句是宦官们加上去的。即使属实,人们也要将革除弊端的矛头指向御马监。
对御马监的清算从武宗去世的当天就开始了。大学士杨廷和等在决策迎立兴献王长子即世宗厚熜之后,拟遗旨罢威武团练营、革皇店官校、遣散豹房官军。接着,对正德时劣迹显著的一些太监进行惩治:魏彬、张永免职,谷大用、丘聚降为奉御发南京孝陵司香,张锐、张雄、张忠、于经、刘祥、孙和等19人下狱。这批内廷权势者除张永外,均为御马监太监,或曾为御马监太监。其后,又整顿四卫、勇士营,清查冒滥;查勘草场、皇庄,还田于原主,裁削草场及皇庄管理内臣;撤还各省各边镇守、监军、监枪、监仓内臣,革除京营的提督、坐营等内臣;东厂提督仍归于司礼监,采买物品则归权于御用监。
经过嘉靖初对内府主要是御马监的清算,各种社会矛盾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内府各衙门之间的关系趋于协调,外廷文官机构的权限得以申张,勋贵们收回了被剥夺的权益,北直隶顺天等府的农户减轻了所受敲剥,各地有司及民众也因镇守中官的撤除而感到息肩。在这些表象的掩盖下,明代皇权与各种社会关系重新趋于协调,明代统治集团通过内部的调整而渡过了一次统治危机。从这个意义说,御马监一方面加深了明朝的统治危机,另一方面也成了承担因皇权腐朽而造成的恶果的替罪羊。
五
虽然御马监的权势在嘉靖初受到扼制,宦官势力在整体上也相应受到打击,但导致明代宦官参政与专权以及御马监重新崛起的因素并未消除。
其一,由明太祖确立的君主专制制度,导致了超越历代的权力的高度集中。经过永乐到成化的演变,又形成了各衙门分司其职、内阁代言批答、内监照阁票批红、六科签署封驳、君主垂拱而治的统治模式和运作机制。但是,既要“垂衣拱手”,又要“乾纲独揽”,就不可避免要加强内廷对外廷的干预和制约。成祖立三大营时,同时命内臣和勋臣坐营,宣宗一面命内阁票拟,一面又让内监批红,均可看出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思路。至成化、弘治间,从中央到地方,内廷宦官已全面参与政治、军事、经济、司法、外交各项事务,与外廷文官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仅见的双轨制官僚系统和权力网络。只是由于正德时宦官势力尤其是御马监势力的膨胀打破了内外廷之间的制衡态势,才导致嘉靖初对宦官势力的扼制,但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化。
其二,嘉靖初的打击,固然使内外廷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外廷文官的变化,但内廷宦官各衙门尤其是司礼监和御马监的基本职权并没有革除。即使在嘉靖初,面对文官集团咄咄逼人的攻势,御马监仍是毫不示弱,在勇士旗军的员额、草场子粒银的征收、镇守中官的派驻等问题上,与文官集团反复论争,并或明或暗得到世宗的支持。
其三,明太祖关于后世子孙不得复设丞相的祖训,使得外廷文官系统难以形成名正言顺的权威机关。正德初,刘瑾等“八虎”用事,外廷经过反复酝酿,才结成了以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及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反宦官联盟,但吏部尚书焦芳却拒不合作,并与刘瑾结盟。而刘瑾对武宗说的一番话,则可看出内廷的力量:“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武宗命刘瑾掌司礼监,形势立变。明代内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历代宰相的地位和职权,但制度上却不得统领六部及其他衙门,票拟须经批红才能生效,难与司礼监对抗。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虽然不无片面,但罢丞相却是外廷文官在与内廷宦官抗衡中处于劣势地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使外廷在处理重大事务时意见难以统一,缺乏办事效率。
基于上述原因,每当国家发生变故,每当最高统治者认为外廷文官集团及武官集团办事不力时,宦官集团便可立即越俎代庖,全面参政。如万历时神宗因财用不足而向各地派出矿监税使,天启辽东局势严重,便恢复了各边镇守太监。崇祯时,不仅命宦官监军及监督京营,又设总理捕务、提督门禁,巡视点军诸内臣,皆以御马监、司礼监及文书房内臣担任。不仅如此,四卫营和勇士营还被合编为勇卫营,成为当时抗击清军及打击张献忠、李自成义军的“劲旅”,御马监又恢复了昔日的气势,但明政权也旋踵而亡。
御马监和司礼监是明代内廷中最有权势的两个衙门,但就其职权看,司礼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御马监则有较大的随意性。司礼监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明代君主制度的规定性,御马监的随意性则表现了这一制度的无序性。在这种稳定性和随意性、规定性和无序性的相互交织及彼此消长中,可以看出明代君主制度的一个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现象,即文官集团乃至作为内廷文职衙门的司礼监一直在为建立和维护稳定的统治秩序而努力,但随意破坏这一秩序的,却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御马监的随意性正是皇帝随意性的体现和延伸,因此,对御马监的扼制,实质上是对皇帝意志和行为的限制,这种限制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明代社会的稳定与否。
本文原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40—148页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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