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医法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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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患者戴女士(63岁),因发生交通事故,被120救护车送至市医院。19:12分门诊以“车祸后多处疼痛1小时”为诊断收治急诊科抢救。抢救记录记载,入院时患者及家属态度恶劣,不配合体格检查。监护仪示心率105次/分,氧浓度80%,呼吸频率25次/分,血压135/86mmHg,立即给予开立相关检查,治疗上给予吸氧、心电监护对症处理并开放静脉通道抽出相关血液学检查,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500ml静滴对症。患者血氧饱和度上升至92%后,送往CT室,转移至CT机上时患者突发意识丧失,20:28分立即返回抢救室,于21:32分宣布临床死亡。抢救期间反复与家属沟通病情及预后,并通知法医,并建议对患者行尸体解剖。病程记录记载“患者检查途中出现心跳呼吸骤停,给予抢救治疗后心跳呼吸未恢复,无法明确外伤具体损伤部位及严重程度,故请法医进一步进行法医鉴定明确死亡原因”。

患者家属拒绝尸检,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患者进行尸表检验,意见为患者符合生前交通事故过程造成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导致胸、腹腔脏器损伤而死亡。市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原因为累及身体多个部位的其他特指损伤。患方认为,市医院因医疗费用没有及时支付为由,在缴费完毕之前没有进行任何的急救措施和检查,错过最佳抢救时间,最终导致患者的死亡,起诉要求按照40%责任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2万余元。

法院审理

诉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认为,医方存在以下医疗过失行为。(一)对病情严重程度评估不足。1.未能及时识别高风险因素:患者存在冠心病、COPD病史,是否使用过抗凝药物(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些因素可增加创伤性出血的风险。医方未充分评估到这些潜在风险点,未采取针对性措施(如床旁超声或床旁影像学),导致病情进展未被及时发现。2.专科查体与病情再评估不全面:患者入院后,医方未完成全面查体,尤其是胸腹部查体有缺失,且未在患者外出检查前对病情再次评估。3.相关辅助检查不到位:院方虽已开具头、胸、腹部CT检查,因监测指脉氧饱和度80%明显偏低暂缓,而未选择床旁B超、床旁影像学检查或胸腔穿刺检查,未能明确是否存在血气胸、内脏损伤或活动性出血,错过最佳急诊救治时机。

(二)其流程中存在过失行为。1.未建立有效静脉通路:患者入急诊抢救室后,医方仅给予吸氧及监护未及时建立静脉通道。直至患者外出检查病情变化返回抢救室后才建立静脉通路,延误了液体复苏和药物治疗时机。2.未及时请多学科会诊:患者车祸外伤后,涉及胸外科、普外科、心血管科及呼吸科等多学科问题,但医方未及时组织多学科会诊,导致诊疗方案单一,未能综合评估患者风险。3.检查项目告知不足:医方未向患方充分告知急诊检查(如头、胸、腹CT)的必要性及风险,知情同意书未签字,告知义务不到位。

(三)病历书写与管理问题。1.时间点不一致:病历记录与视频监控显示的时间存在矛盾,影响诊疗过程的客观性判断。2.知情同意书缺失:所有重要诊疗操作(如外出检查及抢救志愿同意书)均未获得患方签字。综上所述,患者死亡与外伤后病情重(胸腔内出血)有直接关联,医方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本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医方不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鉴定机构以患者未行尸体解剖,死亡原因不具体为由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酌定市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判决赔偿患方各项损失共计23万余元。

市医院不服,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其认为医学会鉴定未依托尸体解剖病理材料,鉴定基础严重缺失。在家属未挂号、未缴费的情况下,启动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开展全套急救措施,不存在 “因未缴费拒绝急救、错过最佳抢救时间”的情形。患者入院时与医护人员发生言语冲突,拒不配合体格检查、拒不告知病史,严重干扰正常诊疗秩序;同时段急诊科同时接诊多名危重患者,诊疗资源极度紧张、诊疗时间极端紧迫。医学会刻意回避上述关键事实,未对家属不配合诊疗、客观诊疗困境等核心情节进行审查与论证。公安尸检结论明确交通事故是患者死亡的唯一直接、根本原因,与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患方单方拒绝尸检、擅自火化尸体,鉴定不能的全部责任应由患方承担;患方拒不配合诊疗是影响诊疗效果的核心因素,依法应当免除医方赔偿责任。

患方辩称,医方一审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现在二审阶段再行质疑鉴定意见的效力,缺乏程序法依据。公安局尸表检验已明确记载死者双侧多发肋骨骨折、胸腔抽出暗红色不凝血等关键病理体征,鉴定在此基础上结合临床诊疗规范,认定医方存在多项具体过失,不存在法定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的情形。医方因自身评估不足、流程管理混乱导致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其过错是独立存在的,并非由患方干扰所导致。此外,急诊科资源紧张属于医院内部管理调配问题,不能作为降低法定诊疗注意义务标准的正当事由。医方上诉请求改判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意味着其认可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其同时在事实理由部分又主张完全免责,构成了严重的逻辑悖论和诉讼主张的自我否定。

二审法院认为,医学会具备开展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相应资,医方在一审举证、质证期间,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重新鉴定。二审中也未能举证证明案涉鉴定存在法定应当准许重新鉴定的情形,重新鉴定不予准许。在已有专业鉴定意见对因果关系作出评价的前提下,仅以家属未进行尸检为由推定医疗行为无过错、免除或减轻医方责任,依据不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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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简析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的成立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法定构成要件:一是医患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诊疗服务关系,二是患者发生了明确的人身损害后果,三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存在法律层面可评价的过错,四是该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认可的因果关系,四个要件缺一不可,任何一个要件不成立,都无法要求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此基础上,如果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也需承担赔偿责任,这里的“当时的医疗水平”是过错判断的核心标尺,它要求必须以损害发生时、同地区同级别医疗机构的普通医务人员在同等场景下应当具备的专业能力和应当履行的注意义务作为判断基准,而不能用事后回溯的更优诊疗方案去倒推当时诊疗行为的过错,该规定也直接回应了本案中诸多诊疗行为的评价标准问题。

同时,法律明确划定了医疗机构的三类法定免责事由,即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规定是本案医患双方争议最激烈的核心依据,医方始终主张患方拒不配合体格检查、拒绝告知既往病史,完全符合第一项免责事由,应当直接免除全部赔偿责任,但最终一、二审法院均没有支持医方的完全免责主张,其核心原因就在于该条款的但书部分,即便患方存在不配合规范诊疗的行为,如果医疗机构本身也存在明确的诊疗过错,仍然不能直接全部免责,只能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和对损害后果的影响比例,划分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

在所有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始终是决定案件走向的核心证据,也是医患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虽然在启动主体、实施主体、鉴定流程上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性质完全一致,都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中的鉴定意见,法律从来没有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效力天然低于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也没有规定没有完整尸体解剖的鉴定意见就必然不具备可采性。法院对任何一份鉴定意见的审查,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审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定资质,鉴定程序是否完全符合法律和鉴定规范的要求,鉴定意见书中的分析论证部分是否逻辑自洽,鉴定依据的证据材料是否经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鉴定结论是否明确具体,不存在模糊不清的表述。

本案中的医学会属于经依法批准设立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业机构,具备开展此类鉴定的法定资质,其作出的鉴定意见已经在一审阶段经过了医患双方的充分举证和质证,医方在整个一审程序中,既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重新鉴定的书面申请,也没有提交任何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的结论,仅仅是在二审阶段才提出鉴定基础缺失的抗辩,这显然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准许重新鉴定的法定条件。

此外,急诊抢救的启动条件是病情,而不是缴费状态。实践中确实存在医疗机构因担心欠费而在检查开单、血液制品使用、手术准备等环节出现犹豫,但一旦进入诉讼,任何以费用未到账为由的解释都很难被法院所采信,因为它直接冲击医疗职业的法定义务底线。对患方而言,主张因未缴费而未获救治需要提交初步证据,对医方而言,最有效的反驳不是口头辩解,而是病历中记载的完整时间证据链:急诊预检分诊记录的时间、首诊医师接诊时间、医嘱开立时间、检验检查申请时间、静脉通路建立时间、影像检查完成时间、收费结算时间与抢救记录时间的相互印证。如果病历上出现大段空白,或者关键操作的时间恰好滞后于缴费时间,医疗机构就有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本文系医法汇原创,根据真实案例改编,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