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专题系列讲座第2讲暨“德斋讲堂”第47讲在考古楼A座101举办。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Steven L. Kuhn教授应邀作题为“中更新世的文化转变(Middle Pleistocene transitions)”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锋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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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hn教授主讲

中更新世(也称奇巴尼期,Chibanian,约77.3万—12.6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长期被视为一种定义不清的过渡阶段,连接着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更“重要”的发展。这一判断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光释光、电子自旋共振(ESR)和铀系测年尚不成熟,除东非火山灰地层外,多数遗址难以建立可靠年代框架。随着测年技术发展,智人化石可早至约30万年前,许多旧石器时代中期、非洲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Stone Age)组合及重要文化发展也出现在中更新世后半段。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更新世发生了若干根本性的文化与行为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在物质文化和石器中得以体现,对人类演化研究具有广泛意义。本次讲座即围绕中更新世的技术与人类生物地理学展开,并重点讨论约50—40万年前后出现的两个重要演化发展:古人类对技术的绝对依赖,以及围绕多用途中心营地重组经济与社会生活。

一、中更新世研究背景与年代框架

中更新世对应奇巴尼期(Chibanian),底界大致以布容—松山极性界线(Brunhes–Matuyama boundary)为标志,顶界接近海洋同位素阶段5(MIS 5)的开始。该阶段处于中更新世转型(Mid-Pleistocene Transition, MPT)之后,全球气候波动由约4万年周期转向更漫长、更极端的10万年冰期—间冰期旋回(glacial–interglacial cycles)。文化与生物层面的重要发展,正发生在这一气候背景转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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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世转型前后冰期—间冰期周期由约4万年转向约10万年(https://yuzheny.com/mpt)

这一时期的人属分类与工业命名均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化石分类涉及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博多人(Homo bodoensis)、先驱人(Homo antecessor)、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智人(Homo sapiens)以及纳莱迪人(Homo naledi)等;石器工业则包括晚期阿舍利(Late Acheulean)、中欧小型工具工业(Small tool industries)、克拉克当文化(Clactonian)、High Lodge、桑戈文化(Sangoan),以及争议较大的阿舍利—亚布鲁迪文化(Acheulo-Yabrudian)、福尔史密斯工业(Fauresmith);西亚旧石器时代中期有早期黎凡特莫斯特文化(Tabun D)、勒瓦娄哇组合(Levallois assemblages)、石叶组合(Laminar assemblages),非洲石器时代中期(MSA)则有早期MSA、卢彭巴工业(Lupemban)等。术语的纷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更新世实际发生的大量人类行为发展。尽管分类问题仍有争议,可以确定的是,人属最近一次显著的脑容量增长就发生在中更新世:从直立人约1000—1200毫升,增加到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平均约1500毫升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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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世石器工业的多样性

二、石器生产与使用的变化

约50万年前后,全球多地开始出现新的工具制造方式,尤其是工具毛坯生产方式的多样化。系统化的石叶生产、勒瓦娄哇式石片生产、大石片生产及特征性修理技术,在不同区域先后出现。南非Kathu Pan第 4a层、黎凡特Tabun Cave第XI层以及以色列Qesem Cave阿舍利—亚布鲁迪文化(Acheulo-Yabrudian)中的阿穆迪安石叶组合(Amudian laminar assemblage),均显示出较为系统的石叶或大型石片生产。英国Boxgrove遗址的精美两面器代表了欧洲晚期阿舍利技术的高峰,但大型切割工具之外,小型工具毛坯的生产同样重要。黎凡特等地约40万年前后的组合中,手斧、重型刮削器与小型石叶可以共存于同一遗址;南高加索一些遗址也见手斧、勒瓦娄哇石片与石叶共存的现象。这表明古人类在同一技术体系中针对不同目的组织生产,技术多样化不仅涉及器物形态,也涉及生产组织和工具的使用方式。

与技术进步相伴的是工具生命史的延长。中更新世出现较多回收、再利用与改型证据:手斧可被改作石核、刮削器或其他工具;两面器可经反复修锐以延长使用;黎凡特等地还见“截断—修整石片”(truncated-faceted pieces)等特殊再利用产品。工具不再只是一次性生产、使用后即被丢弃的物件,而是在使用、维护、再加工和搬运中不断获得新的用途。这些行为表明,古人类不仅投入更多时间制造工具,也在使用过程中持续维护、改造和延长工具寿命,对工具的依赖程度随之提高。

细腻石料的系统使用还使微痕分析能够提供更多功能信息。法国La Noira(约70万年前)、以色列Qesem Cave 等材料显示,石器功能涵盖屠宰、植物切割、木材加工、兽皮加工等多种活动;部分石叶似专门用于屠宰,部分重型刮削器则有多种用途。对所谓“尖状器”的功能分析也带来意外结果:以色列Misliya Cave的Abu Sif尖状器未见投射撞击痕迹,而可能用于木材加工、屠宰或植物切割。功能分化并不意味着此前不存在类似活动,而是中更新世遗址中保存下来的证据更为丰富,使兽皮加工等不易保存的“不可见技术”开始显现。

装柄(hafting)是复合工具出现的重要标志。最早的装柄证据可早至中更新世中期:南非卡图潘第4a层约45万年前的材料被认为有装柄痕迹,苏丹Sai Island第8-B-11层约20万年前的石核斧也保留装柄证据。装柄不仅改变工具的功能属性,也意味着多步骤技术组合:制作石刃、加工木柄、制备胶黏剂或绳索,均需要更多时间、知识与规划。工具由此从手持的刃转变为由多个部件组成的复合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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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 Island第8-B-11层装柄证据(Rots and Van Pe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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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图潘第4a层装柄证据(Wilkins et al. 2012.)

三、用火、天然庇护所与温带定居

除石器技术外,中更新世晚期还有几项不容易从单件器物上直接看到、但影响深远的行为变化。

其一是天然庇护所的持续使用。约60万年前后,洞穴与岩厦遗址逐渐增多;约40万年前后,洞穴遗址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以色列Tabun Cave、中国周口店、西班牙Bolomor Cave、法国Tautavel(la Caune de l’Arago)、塞尔维亚Balanica Cave 等遗址,均显示出对天然庇护所的反复利用。遗址中常见多次活动叠加、原料与食物补给、火塘及其他燃烧遗迹,说明古人类对特定地点进行了高强度、反复的利用,而非短暂路过。

其二是用火的常态化。关于人类用火起源仍有激烈争论,南非Wonderwerk洞穴等遗址提供了较早的证据;但约40—50万年前之后,不同地区的用火证据显著增强并更为普遍。英国Beeches Pit、以色列Qesem Cave等遗址见有燃烧遗迹;Tabun Cave烧石频率从约40万年前开始明显上升,并在约40—32.5万年前之间出现显著增加。用火不仅提供温暖与光亮,也延长了有效活动时间、驱避捕食者,并用于加工木矛、处理食物与材料,是技术依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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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本洞烧石频率变化(Shimelmitz et al. 2014)

其三是温带地区的稳定定居。约50—40万年前,人类开始在欧洲、东亚等温带乃至较寒冷地区形成较为稳定的居住证据,部分遗址甚至出现在冰期环境中。这表明古人类已具备依靠文化手段适应寒冷环境的能力,包括用火、兽皮衣物、复杂工具与住所。温带地区的稳定定居,正是古人类在物种层面依赖技术的重要表现之一;综合工具生产投入、工具生命史、功能分化与用火频率等证据,到约40万年前后,人类已在物种程度上十分依赖技术生存。

四、身体之工具与心智之工具——颜料、装饰品与身份标识

中更新世末期出现了不同于以往“身体之延伸”的人工制品。此前的石器、骨器、石球等,主要替代或增强身体功能;而约30—25万年前,非洲、欧洲、亚洲多地开始出现赭石等颜料使用证据;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北非等地出现贝壳串珠等装饰品。这些物品可称为“心智的工具”(tools of the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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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世晚期颜料使用证据(Rosso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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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的贝壳串珠等装饰品(Sehasseh et al. 2022)

虽然不能简单以现代用途推断史前功能,但若以当代人类使用颜料与装饰品的方式作类比,这些物品最常用于装饰身体与衣物,传递身份信息:我属于哪个群体、是否已婚、年龄、成就、身份角色等。身份标识是一种帮助人类与大量陌生人相处的技术。西班牙节庆人群中,乐手、参与者、警察通过服饰颜色和样式相互识别,说明统一或差异化的装束如何使陌生人在无需逐一询问的情况下协调行动。Mark Moffett在《The Human Swarm》中指出,蚂蚁等社会性昆虫依靠遗传与信息素维持大规模社会,而人类是唯一能在大规模陌生人社会中通过服饰、装饰等身份信号进行协调的动物。中更新世晚期装饰品与颜料的使用,可能正与人群规模扩大、跨群体交往增加有关。

五、对技术的绝对依赖与多用途中心营地的形成

本次讲座重点论证两个尤为重要的演化发展,它们都出现在中更新世后半段,约50—40万年前。

第一是对技术的绝对依赖(absolute dependence on technology)。这一判断具有一定推论性,但多项证据指向同一方向:约40—50万年前后,工具生产投入显著增加,出现装柄、复杂制造流程与更严格的原料选择;工具生命史延长,回收、再利用、搬运和再加工更为常见;使用痕迹分析显示功能多样化,包括兽皮加工等通常难以保存的“不可见技术”;用火频率增加;温带永久定居成为可能。早期人属无疑是熟练的工具使用者,但是否作为物种依赖技术尚不明确;而到约40万年前后,人类已难以在缺乏“概念知识的实际应用”的情况下生存于其分布范围的大部分地区。一旦物种进入技术依赖状态,其未来演化路径便受到约束,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随之上升。

第二是围绕多用途中心营地(multi-purpose home base)重组经济与社会生活。人类对景观和资源的组织方式与其他动物不同,许多活动围绕固定中心地点展开。中心营地不仅是睡眠场所,也是食物分享、工具制造、社会化、文化传递与合作育儿的场所。Isaac与Lovejoy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中心营地行为可早至200万年前;但近期研究更倾向于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用途中心营地在约50万年前后才逐渐成型。其证据包括:天然庇护所的持续使用、以火塘为中心的燃烧遗迹、食物准备与消费及工具制造等多种活动并存、原料与肉食向遗址的补给,以及后期洞穴中的埋葬行为。围绕中心地点重组劳动与土地利用,促进了分享与合作,强化了社会互动,为文化信息的传递与习得提供了新场景,也增强了合作育儿。这一模式与中更新世晚期脑容量最后一次显著增长可能并非巧合,但究竟是认知增长驱动行为变化,还是行为变化促进认知演化,仍需进一步研究。

六、结语

中更新世并非旧石器时代早期与晚期之间无关紧要的“混乱”阶段,而是人类演化的关键奠基期。对技术的绝对依赖与围绕多用途中心营地重组经济和社会生活,构成了此后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这些发展并不直接反映在常见的“石头与骨头”证据中,只有整合石器技术、使用痕迹、用火遗迹、遗址空间结构、古环境与古人类化石等多线索,才能加以识别。更重要的是,这些关键发展早于智人的起源与扩散,由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等不同人属类群共同参与完成。文化演化并不简单对应某一物种的出现,不能将技术相似性直接等同于人群同源或文化传播。中更新世后半段形成的技术依赖与中心营地模式,对后续的文化与认知演化具有深远影响。

讲座最后提出一系列仍需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些转型发生在约40—50万年前,而不是更早或更晚?环境变化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同步?脑化与认知演化究竟是驱动因素还是结果?中更新世奠定技术依赖与中心营地模式,是否在某种意义上预设了此后人类社会的演化方向?区域对比,尤其是东亚、南亚等研究相对薄弱地区将是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

问答环节中,师生围绕中更新世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文化演化与物种分类的关系、技术学习与中心营地的作用、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及中更新世石叶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的差异等问题展开讨论。Kuhn认为,中更新世各项行为特征更可能是约40—50万年前在不同地区逐渐“汇合”而成,不宜预设其全球同步;文化演化可以独立于物种分类;中心营地可能为观察、模仿和反复练习提供条件,但因果关系仍难确定;人口压力与气候因素相互关联,尚难区分主次。对于东南亚两面器与陶器共存等现象,他强调形态相似不等于技术传统相同,两面器等技术在不同时空曾被反复发明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