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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来谁著史”?惟农业可著万年之史。中国农业迄今已走过了完整的一万年。当前中国,正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回顾一万余年中国农业文明走过的历史,旨在从整体上瞰览中华文明的内涵与特质。因之,我们组织“中国农业文明通览”专题,将中国农业历史划分为17个时期,每一时期选取相关代表性的中外论著,总计百余篇,对中国农业文明进行初步的总体性认识。
郭荣臻,男,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郑州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教师。主要讲授考古学概论、考古学通论、博物馆学概论等课程。研究方向为夏文化、夏商考古、环境与生业考古。在《第四纪研究》《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东南文化》《中国农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
早期青铜时代
早期青铜时代指的是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即约公元前2000年至晚商之前的历史阶段,古史传说为夏商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的五谷、六畜结构基本形成,为中国文明从石器时代转向青铜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专题选取5篇文章,全面认识早期青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及文明初生时代的历史图景。
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农业结构的考古学观察
摘要:对已有植物考古数据的系统分析表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粮食作物组合包括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豇豆属等,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不同聚落在农业结构上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农业结构的异同与所在聚落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等因素关联密切,也可能系现阶段考古工作及植物考古局限性所致。作为农业复杂化的重要组成,以多元作物结构为基础的生业系统为本区社会复杂化乃至早期文明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并对后世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农业结构;生业系统;农业复杂化
一 前言
处于早期中国核心位置的中原地区在青铜时代革命中取得了主导地位,而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乃至生业在文明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就既有研究来看,赵志军对三代农业特点进行过总结,认为黄河流域农业经济出现新变化:粟黍主导地位受冲击,麦类利用且稻谷在文明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二里岗文化是旱作农业制度转化中的关键阶段。庞小霞、高江涛论及中原文明化进程中的农业经济时,认为二里头时期多种作物体系建立。笔者在对中原地区早期麦遗存的研究中也曾就夏商麦作发表过不成熟看法,此不赘述。随着田野考古开展与植物遗存积累,对中原夏商农业的综合审识愈显必要。
本文所谓中原地区以今河南为主,兼顾关中、晋南、冀南等地。夏商时期则包括新砦、二里头、先商、二里岗、洹北、殷墟、先周等文化。基于植物考古实践,研究样品至少要达到5份甚或10份以上才具统计学意义。另方面,碳氮稳定同位素已有少数案例,虽可作为判别时人食谱乃至农业结构的辅证,但与植物遗存相较,其对粮食等作物的直接指向性并不明显。下文拟以系统植物考古研究为主,辅以非系统植物考古证据,以求对中原夏商时期农业结构作考古学观察。
二 中原地区夏商时期植物考古发现
就系统植物考古研究而言,中原地区出土夏商时期作物的遗址地域上以今河南为主,关中、冀南次之。从时代上看,新砦文化遗址达4处, 二里头文化8处,二里岗文化6处,洹北商城-殷墟文化7处(表一);非系统研究遗址更多(表二)。后者或为发掘中偶然发现,或为调查中采样分析,或为专题植物考古调查所获,虽具可信性,但与系统研究相较,无从获悉采样遗迹在聚落中的位置,也不能确定采样遗迹的性质,而且偏少的样品份数会影响对农业乃至生业系统的认知。本文对后者虽作定性讨论,但在量化分析时主要依据前者。
表一 系统植物考古研究所获作物信息表
表二 非系统植物考古工作所出农作物信息表
注:作物下的数字系其出土颗粒数,√则表示出土有相关遗存,但原研究未公布其具体数量
(一)新砦文化时期
开展过系统植物考古工作的仅巩义花地嘴、新密新砦、郑州东赵、郾城郝家台遗址。就作物种类及其出土概率、数量比例、重量比例等量化指标看,诸遗址浮选结果指向的作物种植制度有同有异(图一、五、六;表一)。此外,郑州周边考古调查中,对新郑部分遗址分析显示,粟、黍、稻等粮食作物应是聚落农耕与先民食谱的组成。有研究表明平顶山蒲城店“龙山向二里头的过渡期”及“二里头期”皆存“水稻和粟、黍”。
图一 新砦文化时期诸遗址粮食作物的出土概率
(二)二里头文化时期
系统浮选的有洛阳皂角树、偃师二里头、灰嘴、登封王城岗、南洼、新密新砦、古城寨、郑州东赵、安阳鄣邓。就多项量化指标看,诸遗址浮选结果所指向的作物制度有同有异(图二、五、六)。此外,考古调查及发掘的部分遗址也进行过不同种类的非系统分析,所获粮食合计有粟、黍、稻、小麦、大豆等。
图二 二里头文化时期诸遗址粮食作物的出土概率
(三)二里岗文化时期
系统浮选的有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郑州商城亨利公寓地点、东赵、小双桥等6处遗址。就多项量化指标看,诸遗址浮选结果所指向的作物制度有同有异(图三、五、六)。此外,发掘中少量采样浮选及考古调查的部分遗址粮食组合为粟、黍、 稻、小麦、大豆等,验证了系统研究结果。
图三 二里岗文化时期诸遗址粮食作物出土概率
(四)殷墟文化时期
系统浮选的有陕西扶风周原王家嘴地点、河南登封南洼、新密古城寨、安阳殷墟同乐花园(刘家庄北地)、新安庄、大司空地点、河北柏乡赵村等7处。就多项量化指标来看,诸遗址浮选结果所指向的作物制度有同有异(图四-六)。此外,部分非系统植物考古遗址亦出土有植物遗存,粮食组合为粟、黍、 稻、小麦、大豆等,与系统浮选结果存在较强一致性。
图四 殷墟文化时期诸遗址粮食作物出土概率
图五 系统植物考古研究遗址的粮食作物数量比例
图六 系统植物考古研究遗址的粮食作物重量比例
三 中原地区夏商时期作物组合与构成
承认遗址所出植物遗存一定程度上可代表时人消费的植食比例,是通过植物考古研究先民食物结构、农业状况的前提。已有植物考古工作提供了植物尤其粮食遗存的丰富信息,不仅可据以讨论作物组合及构成的总体特征,而且可在对不同时期聚落植物考古数据审识的基础上对中原夏商时期不同地域、人群的农业种植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农作物组合与构成的历时性演变
新砦文化粮食组合与王湾三期文化一致,五谷俱全。其中粟黍居于主导地位,稻次之,大豆更次,小麦仅零星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五谷以外亦见大麦,但是遗址覆盖率偏低,在时人生活中的地位不详。6种作物中,粟黍仍居主导地位,大豆重要性提升,稻作在少数遗址也是重要组成,小麦地位普遍较前提升。二里岗文化的粮食仍是五谷,主要构成仍系粟作。与前相较,明显提高的量化数值当是麦作发展表现。稻、大豆种植在部分聚落中是重要农耕组成。殷墟文化作物增加了大麦、豇豆,仍以粟作为主,麦作在前基础上稳步发展,个别聚落的稻、大豆比重较低。与龙山时代相较,夏商时期的农业生产新迹象主要表现在:
首先,多种作物种植制度成为普遍特征。作物组合较稳定,五谷是多数聚落农业品种。仰韶时代,五谷俱全的遗址为数甚少;龙山时代,部分遗址五谷俱全,中原地区呈现出向多种作物种植制度转变的特点。夏时期,多种作物种植制度成为多数聚落农业生产特点;商时期,多种作物种植制度所覆盖的遗址比重又有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尤胜于前。
其次,麦作在聚落中地位明显提高。裴李岗-仰韶时代中原遗址中曾出小麦遗存,但未获测年证据支持。小麦至迟在龙山时代进入中原,惟麦作状况不详。夏时期,小麦占有遗址率进一步提升,量化数值高于龙山时代,应是麦作发展的标识。商时期,麦遗存各项量化指标胜于前,部分遗址出土概率已超30%甚至高于50%,中原麦作迎来了有史以来首次大发展。
再次,同一遗址农业结构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如新砦遗址,新砦至二里头文化皆存在五谷,且各类作物比重变化不大。栾丰实对海岱地区早期农业的研究中,也发现商文化和龙山文化在农业经济结构方面的相似性。若非极端事件,同一地区环境在短期内变化可能并不剧烈,文化发展具有传承性,这些因素也是农业结构具有稳定性的原因之一。
(二)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农作物组合与构成的共时性考察
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多支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夏商时期,随着青铜革命的发生与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中原社会的统一趋势加强,但文化内部的区域性差异仍然存在,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皆存在不同的地方类型。新砦文化植物考古工作较少,主要集中在郑洛交界带;二里头文化的植物考古研究数量增加,但主要属于二里头类型;二里岗文化的植物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二里岗类型;殷墟文化的植物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殷墟类型。
新砦文化的新砦遗址五谷并存,其他遗址则不然。就作物构成来看,以粟为主的多种作物结构系普遍特征,稻作在高等级聚落中的比重高于普通聚落。稻作在花地嘴的重要性似乎高于其他聚落,新砦次之。二里头文化的皂角树遗址存在6种作物,二里头、灰嘴、南洼、新砦、东赵等遗址皆五谷并存,先商文化的鄣邓遗址则未见稻作。二里岗文化的二里头、王城岗、东赵等遗址五谷并存,其他遗址存异,郑州商城稻的比重高于其他聚落。殷墟文化的赵村、大司空地点五谷并存,其他聚落存异,小麦、大豆比重提升,稻作在个别聚落仍系重要组成。
宏观地看,上述植物遗存尤其粮食组合呈现出时代特征,但不同区域、等级的聚落在作物遗存组合与构成方面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稻、小麦的有无及其比重。
四 中原地区夏商农业经济的时空位置
高寒曾据考古发现,从工具的视角对二里头文化的农业进行过探讨,认为各等级遗址都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赵春青结合工具与作物审识夏代农业方式,认为早期以稻作为主,兼营旱作;中期更为明朗;晚期以旱作为主,稻作处于劣势。与夏代相比,商代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收割工具、青铜农具种类数量增加、生产技术提高、规模扩大、水利发展、历法进步、作物种类增多、存在粮食储藏等诸方面。
结合作物组合构成状况,纵向来看,与龙山时代相较,夏商时期多种作物制度普及程度更高,麦作发展,小麦在局地获得较强化种植,为周秦以降的农业奠定了基础。横向来看,与同期海岱地区相比,存在稻作的聚落等级较高,麦遗存的出土概率也高于后者。在各区史前文化衰落的过程中,中原地区经受住了环境气候事件的考验,维系族群生计的农业表现出强化型生产态势,农业渐趋复杂化,养活了更多人口,中原地区先民汲取周邻文化的先进因素,促进了自身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并最终成为“青铜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组成。
五 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农业结构差异性的原因
中原地区夏商农业结构呈现出稳中有变的特征。总的来看,作物种类包括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豇豆属等,但不同时期、区域、聚落的农业结构呈现差异,主要表现在作物组合和构成方面。造成差异的原因包括社会、自然原因及学科和方法的局限性等因素。
(一)社会政治因素
社会政治因素对农业发展作用重要。当社会重视和政策支持时,就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反之则阻碍其发展。就目前考古发现来看,社会政治因素主要表现在:
1.文化传统
中原种植粟、黍、稻、大豆等作物的历史可追溯到史前,种植传统影响了夏商时人。二里岗-殷墟文化汲取了二里头文化的若干因素,二里头文化继新砦文化发展而来,新砦文化又与王湾三期等文化存在渊源。王湾三期等文化先民经营粟类作物占优势的多种作物种植模式。这种文化传统存在为夏商先民继承的可能性。二里岗-殷墟文化的主要前身为先商文化,先商文化继承了河北等地龙山文化的主体因素。崇礼邓槽沟梁龙山时代聚落先民种植旱地粟、黍、大豆,鄣邓聚落先商先民则增加了小麦。商时期,先民的农业结构与之相似,只有个别聚落兼营稻作。
2.文化交流
不同聚落、文化、地区先民之间存在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彼此间相互影响、渗透,无论器物形态,抑或经济类型,在一定范围、阶段、程度上都可能存在相似因素。稻作最早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直至龙山时代才在中原获得较大进展。夏商时期,稻作在部分聚落中的重要性增加。小麦起源于域外,至迟在龙山时代后期传入中国且已进入中原。龙山时代麦作发展可能极为有限,经由二里头时代过渡,到二里岗-殷墟时期,在聚落生产生活中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这两种作物分别从中国南方地区和域外传入中原,成为人们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3.聚落等级
有研究显示,稻米在传入华北后长期作为贵族食物存在。这种文化传统可能是新砦、二里头、郑州商城等高等级聚落中稻遗存比重高的原因。作为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政体拥有一定统治范围,对域内各级中小型聚落有较强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力,二里岗文化更已呈现帝国态势。统治阶级的饮食偏好或为着区分等级的需求,可能对作物种植与利用进行了政治干预。
4.生产进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劳动中总结经验,改良工具。虽然夏商时期农业工具仍以石质为主,但部分聚落的金属工具已占一定比例,即使金属工具使用范围可能主要集中于统治阶级的私田园圃,但它们对生产力的提高确有裨 益。此外,商代先民还改良了击打式脱粒等农业加工工具。就技术视角来看,这些新的工具种类、质地对作物种植有积极作用。
(二)自然环境因素
如果说人群、文化、社会、政治等属于主观层面因素,那么自然环境则属于客观因素。自然环境一般包括地理气候、地质地貌特征和地理位置等,当这些因素适宜时,对农业的发展则有积极意义。
距今4000年前后,广域范围内发生了对文化有重大影响的降温事件。气候变冷使降雨量增多,导致异常洪水事件发生。气候、洪水事件对人群和文化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与甘青、海岱地区相比,气候、洪水事件对中原的影响轻一些。经济形态变迁不大,但不排除二里头时代稻作发展与降雨量增多、湿度加大之间的可能联系。树种分析显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的气候明显较二里头文化四期时更为温暖湿润。考虑到人类活动对自然响应的滞后,气候变化可能是二里头遗址二期稻遗存比例稍高于四期并远高于二里岗期的原因之一。
对比夏代,商代气候整体上呈波动变化,早商相对干冷,中商温暖湿润,晚商又向干冷发展。即便到晚商,气候也非不变,而是冷干、暖湿交替。花粉分析表明,安阳地区殷商森林被砍伐和开垦为农田。气候波动可能是农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强,商时期国家规模随之扩大,人口也相应增加。但囿于气候环境,为养活更多人口,发展旱作农业成为先民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与粟黍相比,作为大粒作物的小麦更加高产,是先民为维持生计的良好选择。到温湿时期,稻作仍有发展空间。
(三)植物考古的局限性因素
如同考古学自身的局限性,植物考古方法也存在不足。譬如新砦遗址新砦文化的浮选结果,初次浮选所获作物仅粟、黍、稻,且稻的比重远高于粟、黍;而新近浮选表明五谷俱存,粟类比重明显高于稻、麦、豆。又如二里头遗址,二里头、二里岗时期虽皆五谷并存,但构成变化大,稻遗存比重骤然下降,气候变化应不是唯一原因。此外,该遗址二里岗期粮食遗存数量比远低于非作物,倘若就此认为二里岗先民的农业水平低、生业模式退回到了以采集野生植物为主的阶段显然是不合适的。上述问题的产生与学科和方法的局限性相关。
六 结语
中原史前经济发展程度高,李家沟时代及其以前农业因素尚不明朗,裴李岗时代食物及资源生产水平提高,仰韶-龙山时代农业逐渐演进为生业主体,外来小麦等作物成为先民生活组成。伴随着本区史前农业-生业复杂化进程,社会发展日渐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的趋势,甚至形成最初的中国。到新砦文化至殷墟文化的夏商时期,农业经济延续此前态势,强化型生产成为时代特征,农业复杂化在龙山时代基础上持续发展,多种作物种植结构具有时代上的延续性与空间上的普遍性。伴随着强化型农业生产的定型与多元作物种植结构的稳固,农业及社会渐趋复杂化,早期文明化进程中夏商王国文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夏商农业经济的进步也为周秦及以降诸时期农业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物质和文化基础。
(注释从略)
文章来源:郭荣臻:《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农业结构的考古学观察》,《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第5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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