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票难求的“交通顶流”,如今却沦为连包机都显得空旷的时代眼泪。谁能想到,鼎盛时期年吞吐量高达175.3万人次的九寨黄龙机场,在经历了2024年川青铁路等高铁网络的强力冲击后,客流竟暴跌98%。

偌大的机舱里只剩一名乘客,“一人包机”的奇景背后,是2026年前三季度该机场累计接待人次仅1.6万的残酷现实。即便手握上亿元的巨额地方补贴,在一小时直达、票价仅百元的高铁面前,这种昔日引以为傲的旅游支线机场依然难挽颓势,甚至被迫走向季节性停航的边缘。

在这场陆路与航空的贴身肉搏中,单纯依靠砸钱补贴已经买不到曾经的火爆,大量类似的中小机场正面临极为严峻的生死大考。国内的中小机场数量其实很多,不少城市都修建了机场。大部分人出行,会选择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西安这类大型枢纽机场搭乘航班。

但实际上,国内很多地级市,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机场。在业内人士的感受里,西北、西南地区受地理条件限制,修建高铁难度更高,所以机场建设起步更早。

比如在云南,一般先飞到昆明,再转乘支线航班去往各个小城,这是地理距离带来的客观选择。有人会好奇,东部地区的机场数量是不是更少?其实东部的机场数量并不少,比很多人想象当中更多。所以这并不完全是地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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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西部机场的数量,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看上去匹配度不高,大家才会产生西部机场格外多的印象。这里有一组参考数据,截至2024年年底,国内运输机场一共有二百六十三个,其中百分之八十一的机场坐落于三线及以下的中小城市。

在这些机场当中,相当一部分机场客流量不大,年均客流量维持在两百万人次以下。普通人日常出行,很少会留意到这类机场。但如果生活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就能明显感受到机场的普及程度。东部很多地区,基本实现了地级市拥有机场,苏州是比较特殊的例外。

西部地区,受地理约束或者民航发展传统影响的省份,也基本做到地级市配备机场。随着交通格局的突变,这些当初为了满足出行刚需而遍地开花的小型机场,如今却迎来了客流暴跌的致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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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支线航空体系协调不足,干线和支线航空缺少合理引导,参与全球竞争的国际枢纽还没有成型。民航属于综合交通体系里的基础设施,在国家层面的规划当中,基建需要兼顾均衡覆盖,保障普惠性。

这也是过去二十年,中西部新建机场、开辟航线的核心动力,首先要搭建基础节点。新疆地域广袤,云南山路崎岖,在这类区域,修建机场、开通支线航线,对比修建铁路、公路,性价比更高。

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机场,交通条件受限,招商引资就会面临很大短板。过去二十年还有一个重大变化,以往大家会觉得民航和铁路互不干扰,一个空中、一个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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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网络成型普及之后,高铁和民航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就像如今许多旅游支线机场遭遇的高铁降维打击一样,当竞争进入白热化,原本脆弱的盈利模型瞬间崩塌,维持上座率成了奢望。

国内绝大多数中小机场,本身是亏损的。2019年行业机构调研了七十五个中小机场,样本覆盖东部、中部、西部,百分之七十八点七的中小机场都处在亏损状态。

这类中小机场,规模可能只比小型火车站大一点,检票口数量不多,初始投资就要十二到十五亿元,每年还有大约五千万元的折旧成本。机场收入分为两块,航空性收入,包含航班起降费、旅客服务费,收入高低和航班数量直接挂钩。

另一块是非航空性收入,商铺租金、广告收入。中小机场这两类收入都十分单薄。行业普遍情况是,年吞吐量低于两百万人次的机场,必须依靠财政补贴才能维持运转。年吞吐量在两百万人次到一千万人次之间的中等规模机场,运营收入基本可以覆盖日常支出。

只有年吞吐量超过一千万人次的大型机场,才能实现盈利。国内机场建设速度快,但民航网络承担了很强的公益属性,大量中小机场长期处在亏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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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自身造血能力匮乏,一年1亿的财政输血对于许多支线机场而言,成了维持航线运转的唯一救命稻草。这一部分补贴,是直接拨付给机场的,相关部门每年都会安排中小机场补贴。

业内查阅了公开预算表,补贴一共覆盖一百八十八个中小机场,总支出二十四亿元,平均每个机场能够拿到一千两百七十九万元。这笔钱,只能够保障机场基础运行。

想要发挥机场的价值,兑现当初大额投入带来的经济拉动效果,就需要增加航班数量。增加航班量,依靠的是地方政府的另一套政策。所以补贴分为两大块,资金来源、使用方向完全不同。一块是给到机场的基础补贴,托住机场运营底线,避免停摆。

另一块是地方政府单独拿出资金,补贴航线。两者配合,一部分保障机场活下去,另一部分提升吞吐量,帮助机场慢慢具备造血能力。当时很多人认为只要坚持花钱买航线就能砸出广阔市场,但现实是,缺乏核心客流支撑的线路注定难逃断臂求生的宿命。

大同在2024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当中,写明了2025年的计划,市级预算安排三亿元航线补贴资金,用于大同国际机场新增国内航线,同时定下目标,完成国际航线出入境旅客吞吐量五万人次。大同的补贴规模,并不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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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推出的航班补贴政策,新开亚洲范围内国际航班,单班补贴六到十二万元,单条航线年度补贴上限一千万元。政策要求,新开航线,年度班次至少达到七十二班,才可以享受补贴。

一条航线落地,前期投入很容易达到数亿元。洲际航线的补贴力度更高,单班补贴八十二到一百零六万元,是亚洲航线补贴的十倍左右,洲际航线开通难度也更大,单条航线年度补贴上限一点一亿元。

地方政府投入这笔资金,目的是吸引航空公司开通航线,帮航司扛过冷启动阶段,避免航线刚开就亏损停飞。补贴的目标,不是一直出钱养着航线,而是希望在补贴周期结束之后,航线可以依靠自身客流稳定运营,航司愿意持续执飞。

航线第一年,客座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就可以拿到补贴;第二年客座率要求提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才能继续享受补贴。最终目标,是三年补贴到期之后,航线本身拥有充足客流,独立稳定运营,才算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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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航空公司来说,补贴不是无条件领取,需要完成客流指标,用心运营,才能拿到补贴。但在中小城市的航线补贴场景里,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少航司的策略是有补贴就飞,补贴停止之后,直接停航,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这种脆弱的航司合作关系,一旦面对客流暴跌的凛冽现实,曾经热火朝天的网络扩张便瞬间戛然而止。国际航线大规模开辟的热潮,并不是当下,真正的高峰出现在2012年到2013年前后。

那时候业内刚刚启动新一线城市相关数据分析,也会把新增国际航线数量纳入评价体系,以此观察城市的发展状态。2012年,一共有十八个省市,合计拿出六个亿,为一百零七条国际航线提供补贴,在当年,这笔投入属于很高的规模。

从2012年开始,航线补贴大多按照三年或者五年为一个周期安排。到2016至2018年前后,不少航线在补贴停止之后,票价和客座率没能达到盈利标准,最终选择关停。

有一组行业数据显示,当时国内飞往美国的航线平均客座率为百分之七十九点八。这个数字单看并不算低,已经接近可以盈利的水平。但这个平均值,基本只有一线大型枢纽机场的航线能够稳定达到。大量航线的实际客座率低于这个水平,不少甚至不足百分之六十,最后都陆续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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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客座率的中位数,大概率远低于这个平均值。2018年之后,很多二线城市的机场,在这一轮国际航线开通热潮里慢慢退场,不再持续新增国际航线。

面对在地方小机场怎么也买不到上座率的冰冷局面,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顺应趋势,果断实施资源集中整合。去年七月份发布过一份针对国内航空网络建设的指导意见。

目前国内航空体系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资源自然会优先倾斜给已经发展成熟的头部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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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之下,中小机场必须寻找全新的生存之道,只有精准依托区域转运,才能保住出行刚需的基本盘。综合来看,无论是国际航线向枢纽集中的大趋势,还是部分地方政府继续拿出补贴开通航线,都符合市场和商业逻辑。

站在地方城市的角度,依靠外部政策助力,才有机会拿到原本很难争取到的资源。抓住窗口期发展成熟,后续才有可能实现自主造血,不再长期依赖补贴。

站在全国航空网络建设的层面,资源向枢纽集中,不管是提升全球影响力,还是改善经营效益,都是更合理的选择。串飞航线的模式,一般是先从小城市机场飞往区域枢纽机场,再衔接另外一段长途航班,两段支线航班串联在一起。

这种玩法和分段购买火车票中转出行很像,现在航司也开始主动推出这类产品。支线航班本身客座率普遍偏低,航司想用这种方式提升上座率。对旅客来说,这是一种新鲜感很强的出行与旅游产品。串飞模式和国内民航整体布局思路一脉相承。

核心目标依旧是做强枢纽节点,让支线以放射状的形式和枢纽相连。出行链路不再是支线直飞支线,而是支线抵达枢纽之后,再中转前往其他目的地。这套网络结构,可以把民航运力的效能发挥到最大。业内之前探讨货运机场时,曾提到过类似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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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网络想要提升效率,核心就是搭建大型转运中心,依托中心向外辐射。分散布局的点对点线路,整体效率反而更低。在运力效能最大化的重构中,曾经遍地开花的航空支线网络,正式步入了去芜存菁的下半场。没有永远稳定的客流,只有永远变化的市场。

当高达98%的客流暴跌成为残酷现实,当一年狂砸1亿也换不回满舱的旅客,曾经风光无限的旅游支线机场必须直面被高铁蚕食的凛冬。

长白山机场靠冰雪经济突围,荆州机场深耕“探亲+务工”模式,而九寨黄龙机场也在积极强化成都双枢纽联动,试图以“空铁联运”寻找破局点。对于这些昔日的出行刚需而言,“断臂求生”绝非终局。

它们正通过行业大洗牌倒逼出自我进化。唯有彻底摒弃对大额补贴的盲目依赖,精准对接本地真实需求并全面融入骨干枢纽网络,才能在未来惨烈的立体交通搏杀中,真正赢得一张不下牌桌的入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