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建材总院副总经理宋作宝案,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激烈交锋。非法取证,是被辩护人反复提及的四个字。
2025年11月12日,宋作宝被留置。辩护人指出:此后六个月的留置期间,办案人员逼迫宋作宝认领虚假的犯罪金额,声称不交代就要留置其他亲属及案件不相关人员;编造大量谎言击溃其心理防线。未经被告人真实意思表示、办案人员的“指供”,是典型的非法取证行为。
职务犯罪案件往往呈现“一对一”的特征,行贿人的证言对于受贿罪的成立至关重要。本案中,行贿人李海峰的证言成为了定罪的关键。辩护人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李海峰在录音中直言:“我认不认不重要啊,我就得……我不认,就不让我走,然后就把我留置了。”
另一名关键证人白清三向辩护人出具书面证言称,办案人员以留置相胁迫,还出示所谓“宋作宝主动交代材料”进行诱供,迫使其根据办案人员要求从备用金流水账中自行挑选借款记录、倒推时间与金额凑足8万元数额;办案人员在白清三笔录中擅自添加“案涉车辆保险、加油卡系宋作宝安排办理”等内容,并拒绝白清三更正申请。
辩护人称,宋作宝的配偶王芳芳,在自身不属于监察对象的情况下,也被迫在按照办案人员预设口径制作的笔录上签字。
一审期间,辩护人申请非法取证排除。一审法院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存在非法取证、相关笔录应当排除的辩护意见,法院经审查“对本案证据的取证合法性没有疑问”。法院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监察机关出具了说明,证明在监察调查期间不存在非法取证行为;二是宋作宝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在没有留置措施的情况下未表示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并表示认罪认罚;三是辩护人申请排除的对象是卷宗外的调查谈话,并没有提供线索或材料证明卷宗中的供述系采取非法方法收集。此外,检察人员在对李海峰、马强、岳姣进行询问核实时,他们均表示监察人员在调查期间没有使用非法方法获取证言。
一审法院的评判,暴露了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面临的深层困境。
首先,以监察机关自己出具的“情况说明”来证明自己没有非法取证,这在逻辑上陷入了“自己证明自己”的循环,属于典型的自我背书。在留置中心里,如果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实质性审查,仅仅凭借办案机关的一纸说明,难以查明真相。
辩护人称,只要被告人提出明确的排非线索,就应当调取同步录音录像,但一审法院未调取。根据《监察法》及相关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法院调取的,监察机关应当提供,不能排除非法取证的,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关于证人证言的排除,辩护人提交的录音证据虽然被法院以“未经同意私自录音,来源不合法”为由不予采纳,但这恰恰触及了一个争议话题:辩护人取证与公权力机关取证的合法性标准是否应当一视同仁,适用同一合法性审查标准?
正如宋作宝在上诉状中所言:“现行法律规定合法性仅限制公权力机关,辩护人取证不合法也能作为证据使用,具有真实性即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辩护人往往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如果没有检察机关的许可,根本无法进入看守所或留置点自行收集证据,很多时候只能依靠家属、证人事后的回忆录音来还原真相。法院以“私自录音”为由一刀切地拒绝采纳,实际上剥夺了辩方提供证据的权利。
更为关键的是,当辩方的录音与监委的笔录产生根本性冲突时,法院本应启动证人出庭程序,让李海峰、白清三等人站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盘问。然而,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提交了十份《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无一被允许出庭,所有不利于被告人的言辞证据,都在证人缺席的情况下被轻易采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目的,是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它要求对于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必须坚决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特别是收受李海峰182万余元“未遂”的受贿事实,其核心定案依据就是李海峰的证言和宋作宝在留置期间的供述。当这两种言词证据都存在被非法污染的重大嫌疑时,依靠证人之间、被告人与证人之间所谓的“相互印证”来定罪,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在高度封闭的办案环境中,办案人员完全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出示预设剧本等方式,让各方的供述和证言达成表面的一致。这正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极力防范的。
宋作宝在上诉状中提出的一连串质问,是对二审法院司法智慧与担当的严峻考验。二审法院的最终审判,将向全社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在我们的司法体系中,究竟是口供至上还是证据至上。如果本案的二审对辩方的合法诉求视而不见,将难以消除公众对于本案非法取证的合理怀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