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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1日,北京中南海。
这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议程表上写着:研究部署清理规范中介服务事项。
听起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行政议题,外界甚至没什么人特别关注。
但会议进行到某个节点,气氛突然变了。
有人将一份调查材料放在桌上,逐一念出那些密密麻麻的收费项目:某地一家环评机构,企业不去打点就别想拿批文;某省一家行业协会,不交会费就别想参加政府招投标;某市政务大厅旁边开了一溜中介公司,里面坐着几个穿制服的,要办事的老板们挨个都得先过去走一趟……
念到这里,坐在主位的那个人,放下了手中的笔。
他没有立刻开口,只是往椅背上靠了靠,扫了一眼在场的人。
然后,他开口了。
声音压着,但每个字落地都有分量,"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
会议室里,静了片刻。
这句话,后来传出了中南海,传遍了大江南北。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那些"两头吃"的机构是怎么来的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事。
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的运转逻辑,是靠计划主导的。
什么东西能生产、能卖、能建,都由国家统一安排。
那时候的"企业",更多叫"单位",根本不存在"审批烦恼"这回事,因为压根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
1978年之后,改革的春风吹来了。
市场慢慢活跃,企业越来越多,民间的资本和创业冲动开始大规模涌现。
但问题也跟着来了。
市场活了,管理的框架还是旧的。大量审批权力依然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
你要开工厂,要报批;要引进设备,要报批;要出口商品,要报批;甚至想在自己地盘上打口井,也得找部门盖章。
这种格局,给一种特殊机构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们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表面上是"第三方",实际上跟审批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机构,名字五花八门:有的叫"评估机构",有的叫"认证中心",有的叫"行业协会",有的叫"商业服务中心",有的甚至直接叫"综合服务中心"。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想拿到某个审批,就得先过它这一关。
这就是"红顶中介"的前身。
说到"红顶"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含义。
清朝时期,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在帽子顶端镶嵌红宝石,俗称"红顶子",代表地位显赫、权力在握。
胡雪岩凭着在官场的深厚关系,得到了戴"红顶"的殊荣,被世人称为"红顶商人",风光一时无两。
历史转了一大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红顶"换了新版本。
不是个人,而是机构。
这些机构背靠政府权力,同时又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出现,能在官场和商场两个世界里游刃有余,两头通吃。
它们的运转方式,跟清朝的"红顶商人"有某种奇妙的相似:胡雪岩当年靠的是官府背书,这些中介机构靠的是审批部门授权;胡雪岩一边做生意一边帮官员办事,这些机构一边收企业的钱一边为部门分忧——当然,分的是什么"忧",各方心照不宣。
有意思的是,这类机构的壮大,跟一个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特殊时期结束后,大量政府机构经历了重组和精简。
很多在机构改革中被裁撤或剥离的部门职能,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下来——挂靠在某个协会、某个中心、某个事业单位里,名义上是"社会服务",实际上还是那套权力逻辑。
打个比方,这就像是一家公司搬家了,把前台撤了,但把负责收钱的出纳放到隔壁另开了个小店,说"本公司不收费",但你要来本公司办事,得先去隔壁把费交了。
这种格局,在某些领域沉淀了几十年,逐渐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利益结构。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制度转型期的"权力真空"。
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原有的许多行业管理规范、技术标准、资质认证体系都需要重建。
谁来建?谁来管?政府部门人手有限,于是大量引入了"第三方专业机构"。
这个初衷是好的,但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这些机构很快就学会了用"专业服务"的外壳,包装权力租金的内核。
从历史脉络来看,"红顶中介"不是某个人凭空造出来的,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夹在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缝隙里,借着权力的庇护,慢慢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
【二】"红顶中介"长什么样?进了这个门,出不了那条街
要理解"红顶中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咱们不妨跟着一个具体的场景走一遍。
假设你是2015年前后,一个想在某个城市开办食品加工企业的老板。
你选好了厂址,准备好了资金,满怀希望地走进了政务服务大厅。
窗口工作人员笑容满面地告诉你:"我们这里的行政收费都已经取消了,您放心,窗口这边没有任何费用。"
你心里一暖,觉得这次办事应该挺顺利。
但工作人员紧接着补了一句:"不过,您需要先做一个环境评估报告,拿到报告之后才能进入下一步。评估机构就在门口那条街上,您去找他们就行。"
你走出大厅,过了一条马路,找到了那家评估机构。
门口坐着几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桌上摆着各种公章,墙上挂着某某部门委托授权的证书。你把情况一说,对方翻开收费表,轻描淡写地说:"我们的评估报告,基础版5000元,加急版8000元,您要哪种?"
你有点懵——不是说取消行政收费了吗?
对方平静地说:"那是行政收费,我们是服务收费,不一样的。"
你没办法,交了5000元。但这还没完。
做完环境评估,你回到政务大厅,工作人员又告诉你,还需要一份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于是你又跨过另一条马路,找到另一家中介机构,又掏了一笔钱。
消防报告出来了,工作人员告诉你,还需要一份行业资质认证……
就这样,你从一家中介跑到另一家中介,每家都要交钱,每家都拿着某个部门的"委托"或"授权",每家的收费项目都叫"服务费"而不是"行政费"。
等你把所有手续办完,回头一算,这一路下来交的"服务费",早就超过了你最初预算的好几倍。
更讽刺的是,有时候你在中介机构里碰到的工作人员,和政务大厅里的脸,是同一张。
这不是段子,这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现实。
根据有关报道,部分地区的政务大厅与附近的中介机构,存在着实质性的业务转介关系。
有的中介机构负责人,本身就有政府部门的背景;有的机构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但实际上和审批部门同在一栋楼里办公,你不找它,审批就是不动。
李克强在一次会议上讲过一个亲眼所见的场景:他去地方考察,发现政务大厅里的收费全部取消了,干干净净。但走出大厅,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家咨询服务公司,里面还坐着几个"大盖帽",来办事的老百姓,都要先来这里走一趟。
他直接发问:"这不是'暗度陈仓'吗?!"
这句话发生在2014年11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那一次,算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问题,已经进入了最高层的视野。
然而,信号发出去了,问题并没有立刻消失。
因为"红顶中介"的根子扎得太深了。
要彻底整治,不是贴几个通知、开几次会就能解决的。
【三】它们靠什么活着?五花八门的"收费艺术"
"红顶中介"的收费方式,说实话,有相当高的"设计水平"。
明面上,它们不能说"这是行政收费",因为国家早就明令取消或规范行政收费了。所以它们把名目换了,换成各种"服务费"、"咨询费"、"培训费"、"认证费"、"资料费"。
换了名目,收费的本质没变。
第一种是评估认证类。
你的产品要进入某个市场,需要取得某个认证。
而颁发这个认证的机构,恰好是某个行业协会旗下的"专业评估机构",收费标准自己定,每次评审要收一笔,年检还要再收一笔。
如果想快一点,可以选"加急",当然要多收一倍的价钱。
陕西省城市燃气热力协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燃气器具注册登记证,是燃气器具经过气质适配性检测后的合格证明。
如果没有这个证书,企业无法参加政府招投标,燃气经营企业也不会给未取得注册登记证的燃气器具通气点火。
这等于说,这个证是命门。
而陕西省城市燃气热力协会要求企业在办理注册登记证时,必须先向其提交资料、缴纳会费,才能申请证书。
2019年至2020年两年间,以这种方式共收取会员费117.9万元。
第二种是培训挂证类。
某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必须取得上岗资格证,而颁发资格证之前,必须参加某协会举办的培训。
培训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名额有限,还要提前报名。
培训内容嘛,有时候是几张PPT讲了两个小时,有时候是照本宣科念了一天材料,然后发个证。
根据有关部门2021年查处的案例,某学会举办技术标准宣贯培训班,通知培训两天,实际培训两天,却按照三天的标准收取培训费,违规金额18.13万元。
除此之外,还额外收取了每人150元的资料费,且没有进行任何收费公示,违规金额2.5万元。
第三种是强制入会类。
入会名义上是自愿的,但不入会,某些政府项目的招标名单上就没有你的名字,某些行业信息你也看不到,某些"内部推荐"机会也跟你没关系。
于是名义上"自愿"的会费,事实上变成了企业不得不交的"门票钱"。
2021年,成都发生了一个典型案例。
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下发文件,将"向即时配送协会备案"作为快递外卖企业批量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前置条件。
于是,5家企业为了办理3807辆电动自行车的注册登记,不得不走完一套繁琐流程。
更有甚者,部分企业负责人在办理过程中,被即时配送协会的负责人以每辆车120元的标准索要费用,且不提供任何收费凭证。
某企业起初拒绝缴费,僵持了一个多月后,不得已妥协交了7.2万元,随后又耗了一个多月,才把手续办完。
更离谱的是,这个问题曾被多次投诉,但协会屡受"庇护",依然我行我素。
2021年7月,某企业负责人颜某向当地交通管理局局长信箱投诉,有关部门处理的方式是把颜某和协会负责人约到一起"当面沟通"——问题没解决,颜某的身份反倒暴露了。
第四种是违规评比类。
有的机构以"评优"、"认定"、"排名"等名义向企业收费,但这些评比活动既未经过审批,也没有公示,就是以一纸证书或一块牌子换企业的真金白银。
企业为了"增信"、"镀金",在市场竞争中多一个筹码,不得不参与。
这四种手法,单独看,都可以找到某种"合理化"的解释。
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套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收费网络"——你从开办到运营,从经营到扩张,每一个需要与监管部门打交道的节点,都有可能遇到这张网。
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行业协会与商会接近7万个,其中全国性行业协会与商会超过800个。
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是数以亿计的涉企收费规模。
企业主们私下里有个说法,叫"买路钱"。
这两个字,倒是相当传神。
【四】那一年春天,一个老板的崩溃
2015年春天,北京郊区某处,一家中小型机械制造企业的老板,坐在自己那辆已经跑了十几万公里的越野车里,抽着烟,盯着手里那一沓收费单据发呆。
他原本是想趁着国家鼓励创业的东风,把企业规模扩大一倍。
按照他的测算,新建一个生产车间,买入新设备,拿到相关资质,前后不到三个月就能动工。
结果,他跑了四个多月,还没有走完审批流程。
这四个月里,他先后跑了十几个部门,找了七八家中介机构,交了十多笔各种名目的费用。
有的收据上写的是"咨询服务费",有的写的是"评估报告制作费",有的甚至连收据都没有,就是一张白纸上手写了个金额,盖了个章。
他找朋友打听,朋友告诉他:"这算少的了。我上次做项目,光中介费就交了二三十万,最后项目都没批下来,钱也没法要回去。"
他心里憋着一口气,不知道该向谁说。
这一年,全国各地有多少个和他一样的老板,在这样的系统里挣扎,没有人能精确统计。
但当时有媒体调查发现,在某些需要前置审批的行业里,企业从申请到正式获批,平均要经过的中介服务环节超过10个,累计耗时超过200天,各类服务收费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高层的高度关注。
就在这年4月,一份关于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乱象的调查汇报材料,出现在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桌上。
汇报人逐条念出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案例,会议室里的气氛,越来越凝重。
有人将那份材料推到了主位前面。
翻开,一页一页地看。
看着看着,那个人的脸色变了。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气氛开始不对,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而当那份材料被放下,一句话脱口而出,二十一个字就把这种扭曲的权力生态描画得入木三分——没有人料到,这句话会成为此后十年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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