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真辩网消息,新疆温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发回重审刑事案件,即网络上所称的“史上最远远洋捕捞案”,定于2026年11月19日至20日开庭。
辩护律师提出,重审承办法官存在两项回避事由:其一,该法官在原一审程序中曾以审判员身份签发开庭传票;其二,该法官的配偶是本案侦查人员,参与过侦查取证。
辩护律师还称,承办法官已在庭前会议上说明了这一夫妻关系。
虽然温泉县法院尚未作出官方答复,但上述争议引出问题很值得研究:法律没有逐字写到的情形,法官是否就可以不回避?
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
先看条文。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列举了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四种情形:是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本人或其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担任过本案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下称“回避规定”)第一条将其细化为五项,并明确近亲属包括夫妻。
对照这起案件提出的两项回避理由,会发现上述规定的两处“缝隙”。
第一处,关于“参与过原审”的界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要求发回重审“另行组成合议庭”,但何谓“参与过原审”,条文没有给出细则。
第二处,关于“配偶查案”性质的辨别。“近亲属是本案侦查人员”这一关系并不在相关法条明确列举的情形之列。侦查人员不是当事人,兜底条款要求的又是“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
如果只做文义对照,很容易导向“法条没明确列举就不必回避”的结论。
本文认为,这恰恰是对回避制度的误读。
回避制度要防范的内容,并非防止司法人员已经被证明的偏私。若要等到偏私被证明,回避就失去了意义。
这一点在条文中有迹可循。《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的措辞是“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用的是“可能”,不是“已经”。
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亦有类似表达:法院工作人员因不明情况或其他原因接触案件关系人,可能引起社会公众及当事人合理怀疑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
这里的标准是“合理怀疑”,不是“确有其事”。
值得注意的是,“私下接触案件关系人”同样不在《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所列举的情形之列。最高人民法院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将其纳入自行回避的范围,说明在司法机关自身的理解中,法定列举并不是回避的封闭清单。
《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十三条也要求法官自觉遵守司法回避制度,审理案件保持中立公正的立场。
普通法上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格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回避制度保护的,除了裁判本身的公正,还有当事人对公正的信赖。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标准:一个理性的旁观者是否会合理怀疑法官的中立。只要答案是肯定的,法官就“不宜”审理,就应当回避。法定列举是这一标准的典型情形,而不是它的全部边界。
先看第一项理由。
回避规定第三条的措辞是: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主语是“审判人员”,并未限定为最终作出判决的合议庭成员。
有观点认为,只签发过传票、没有参加开庭和评议的法官,没有形成预断,不必回避。
本文倾向于认为,这一观点在实践中难以成立。理由有三。
第一,签发传票的前提是案件已经分配到该法官名下,而案件分配之后、开庭之前,承办法官通常要阅卷、拟定庭审提纲。签发传票这一外部可见的行为,背后往往是外部看不见的实体接触。
第二,法官在原审中究竟做了多少工作,当事人无从查证。若要求当事人证明法官“实质参与”,等于要求其证明一件只有法院掌握信息的事。合议庭变更若未告知当事人,这一举证更无从谈起。
第三,发回重审的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的认定正是重审要重新检验的对象。曾在原审程序中接触过案件的法官,即便没有参加评议,也难以完全排除合理怀疑。
举证不能的风险,不应由当事人承担。在“是否参与过”存在疑问时,回避是成本最低、公信力最高的选择。
再看第二项理由。这是本案更核心的问题。
现行规则里有一组值得注意的对照。回避规定第一条第四项明确,审判人员与本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夫妻关系的,应当回避。
《法官法》第二十四条更进一步规定,法官配偶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以律师身份担任辩护人的,法官要实行任职回避。
相关条文对法官配偶以律师身份担任辩护人的情形有所规定,但对其担任侦查人员的情形留有空白。
而空白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回避:这一结论可由三条法理路径得出。
第一条,举重以明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参与过本案侦查工作的侦查人员调至法院后,不得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
法官本人查过的案子不能审,其理由是侦查立场与裁判立场不能同为一人。夫妻之间的利益与情感关联,使这一风险并未因“换了一个人”而消失。
第二条,利害关系。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时,法院可以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若被告人一方对侦查取证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法官要审查的,正是其配偶的职务行为。
侦查取证若被认定违法,相关侦查人员还可能面临执法责任的追究。在这种情况下,说法官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并不需要扩张条文文义。
第三条,合理怀疑。即便不援引上述两条,回到第二部分的标准:一个理性的旁观者得知审判法官的配偶参与了本案侦查,是否会怀疑法官的中立?答案几乎不言自明。
有观点担心,这样会把回避范围无限扩大,比如配偶只是在同一公安机关任职也要回避。这一担心可以通过限定来回应:以近亲属“实际参与本案侦查”为界,而非“同一单位任职”。
此时的关系不是“同一系统”,而是“同一份证据”。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审判人员具有法定情形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申请回避。依照第三十一条,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对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需要强调的是,自行回避是审判人员的义务,不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
据辩护律师所述,这一夫妻关系早在庭前会议阶段就已由法官本人说明。既然关系已经明确,是否回避就不必等到开庭当天、在法庭上当场处理。在开庭前作出决定,对法院、对当事人都更为稳妥。
回避规定第七条还规定,第二审法院认为第一审的审理违反该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这意味着,回避问题若处理不当,代价最终由审判程序本身承担:重审的结论将始终伴随程序上的疑问,甚至可能再次被撤销。
就这起案件而言,若辩护律师所述属实,按照上述分析,承办法官宜主动回避,而不是等待申请。两项理由中的任何一项单独成立,都已足以引起合理怀疑;两项叠加,理由更为充分。
回避不是对法官个人品格的否定,而是对裁判公信力的保护。一个案件已经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发回一次,重审更需要一个不会被质疑的起点。
如条文有所规定,法官依法回避即可;条文留有空白之处,恰恰是检验回避制度是否被认真对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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