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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理,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人,战后难逃清算,然而他身后却先后站着蒋介石、何应钦、汤恩伯等一批国民党要人,有人出面保护,有人暗中放行,最后连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拒绝把他交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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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头号战犯为何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庇护,答案要分两头去找,一头是冈村宁次本人的经历和立场,另一头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对峙的时代格局。

冈村宁次和中国打交道的时间,比全面抗战早了二十多年。北洋时期,北京政府常聘请日本、德国等国军人充当军事顾问,1917年前后黎元洪当政时,日方顾问青木宣纯身边的助手正是冈村宁次。

这类日本顾问名义上是协助练兵,实际上还承担着在华搜集情报、经营特务组织的任务。正是这段经历,让冈村在全民族抗战爆发时已经成了日军中少有的“中国通”,对中国的政局、派系和人情世故都摸得相当清楚。

也正因为熟悉中国,冈村在日本扶植汪精卫政权这件事上,和东京的主流意见唱了反调。

他的判断是,如果不另立伪政权,日本还能依靠连续的军事打击,再配合切断外援,迫使重庆政府停战求和;一旦扶出一个汪伪政府,就等于和蒋介石政府彻底撕破脸,重庆方面只会硬扛到底,即便丢了重庆,也会继续组织抵抗。

他在《阵中感想录》里写得很直白,日本如果指望汪精卫以及华北、南京的几个伪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压倒重庆,那不过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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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冈村反对汪伪,出发点是怎样更有效地让中国屈服,并不是对中国抗战抱有什么同情。

但汪精卫叛逃另立“国民政府”,恰恰是蒋介石最敏感的一条红线,汪伪的存在直接挑战重庆的正统地位。在这一点上,冈村的主张客观上和蒋介石的立场有了交集,这也使他在一众侵华日军将领中,成了不那么招蒋介石厌恶的一个。

这层关系本身还不足以让他逃脱审判,真正起作用的,是日本投降之后的局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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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多还集中在西南大后方,而八路军、新四军长期在敌后坚持作战,离华北、华中的许多日占城市反而更近。谁先进城、谁接收日军的武器和防区,直接关系到战后的力量对比。

于是蒋介石要求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继续掌控所属部队,守住城市和交通要道,只能等待国民政府指定的部队前来接收。

冈村随即下达命令,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交出防务和武器,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一个刚刚宣布投降的侵略军统帅,转眼间被纳入了国民党的接收布局,这一步棋,为他此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9月13日,距离日本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只有4天,何应钦就致电外交部长王世杰,称中国境内尚有日军约109万人,建议暂时不要把冈村宁次列入战犯名单,以免影响日军的投降、接收和遣返。

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在国民党高层眼中,冈村首先是一个能够约束百万日军、配合接收的有用人物,至于他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接下来,冈村的角色又往前跨了一步。内战全面爆发后,他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原因在于他对八路军的组织和战术研究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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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起,冈村出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此后长期指挥日伪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修筑据点、封锁公路,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华北平原上那一道道封锁沟和一座座碉堡,多半出自这一时期。“三光”政策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背后是成片被毁的村庄和难以计数的家庭。

1946年4月22日,在国民政府的军事会议上,何应钦第一次正式提出冈村宁次无罪。

蒋介石当时也清楚,这样做很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抗议,于是主张先以“善后”的名义把冈村留在南京,负责配合遣返日军和日侨,以后再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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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冈村本人回忆,这段时间蒋介石、何应钦等人曾要求他研究中共军队的战略战术,他先后写出《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剿共兵法及其对策》等材料,专门分析国共两军的作战特点。一个曾经在华北残酷“扫荡”根据地的日军司令官,就这样把他的那套经验,转手提供给了国民党军队。

冈村一直以“善后”身份滞留在中国,审判迟迟没有进行。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淮海、平津战场接连失利,加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军事法庭才不得不对冈村进行终审。

主持审判的审判长石美瑜是福建人,生于1908年,此前审理过多起日本战犯案件,谷寿夫、酒井隆都是经他之手被判处死刑的,他在审判战犯方面并不缺乏经验,可这一次的结果却完全不同。

法庭给出的理由是,冈村宁次直到1944年11月26日才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这一职务大致相当于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因此南京大屠杀、徐州会战以及此前日军犯下的大量暴行,都发生在他就任之前,与他无关;至于他在任期间江西、湖南、浙江等地发生的日军暴行,则应由实施暴行的士兵和当地直接指挥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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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逻辑,冈村此前在华北推行“三光”政策的经历几乎被一笔带过,总司令官的指挥责任也被推到了下级身上。

这样的审理,与其说是审判,不如说是一场有安排的开脱。1月26日,冈村宁次被宣判无罪。

判决一出,舆论哗然。

1月28日,中共方面公开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把这一点作为国共和谈的条件之一。刚刚接替蒋介石出任代总统的李宗仁,为了推动和谈,也下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重新控制冈村。问题是,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名义上主持大局,实际上却指挥不动以汤恩伯为首的京沪军政系统。

汤恩伯非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派人协助冈村提前离开。1月29日,冈村登上美国运输船“约翰·W·威克斯号”,次日上午驶离上海,回到了日本。

李宗仁得知冈村已经离境,又命令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与驻日美军交涉,希望把冈村引渡回国重新审判,但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一口回绝。

当时美国对日政策已经由惩治转向扶植,在这样的背景下,冈村宁次就此彻底逃脱了战后应有的惩罚。他回到日本后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此后还参与组织了由旧日本军官组成的“白团”,赴台湾为国民党军队培训干部,与国民党方面的这层关系一直延续了下去,直到1966年他在日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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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条线串起来看,替冈村宁次开脱的人一环扣着一环。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算计,叠加起来,就成了一个战犯平安脱身的完整通道。

冈村宁次逃过惩处,是中华民族艰苦抗战留下的一个历史遗憾。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就参与了对上海的侵略;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先后指挥进攻武汉、南昌和长沙;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他把封锁、扫荡、毁村、抢粮这一套手段进一步扩大,无数中国军民因此遭到杀戮和迫害。

法庭的一纸判决可以让他免于刑罚,却抹不掉这些有据可查的史实,冈村宁次这个名字,终究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