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6年10月,“大衣哥”朱之文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职业危机。
据一线调查核实,当月他已签约却被迫中止的商业演出多达16场;
所有取消动作均指向同一导火索:持续不断的实名举报,被冠以“存在劣迹行为”之名,并同步附带“涉嫌偷逃税款”“未达法定演出资质”等严厉指控。
媒体顺藤摸瓜追踪举报源头,两名关键举报人身份浮出水面——浙江湖州籍刘明与山东济宁籍王平。
前者向国家税务总局递交书面材料,后者则多年坚持向属地多部门提交情况反映,其背后更潜藏着多个百人规模的线上协作群,实行标准化、流程化操作。
十几场合同是怎么一场场没的
先看事件演进脉络,这场风波绝非突发于今年。
朱之文坦言,最早因举报致演出中断,可追溯至2023年。
此后举报行为时有发生,但真正呈现高频化、规模化态势,是在2026年。他切身感受到:自6月起举报频率显著上升,9月达到顶峰,节奏愈发紧凑。
每一场被叫停的演出,细节都令人扼腕。
在泰安吾悦广场,他提前抵达现场,演出服早已穿戴整齐,立于舞台入口静候登台指令,却因主管部门认定审批程序尚未闭环、叠加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未通过,临场紧急叫停。
在济南某商场,化妆完成、服饰就位,他已在后台准备候场,距离开演仅剩数十分钟,主办方突然接到通知,演出即刻终止。
10月24日,河北保定曲阳县一处文旅景区,他刚步入后台准备登台,主办方负责人快步上前,面露难色表示“实在无法继续”,他默默转身更衣、登车离场。
耐人寻味的是对比案例:今年7月,他在济南恒隆广场出席某品牌新车发布活动,连唱《沂蒙山小调》《谁不说俺家乡好》等多首经典曲目,现场气氛热烈,全程零干扰、零中断。
再聚焦两位被媒体锁定的举报发起者。
刘明,浙江湖州人。10月23日面对记者电话问询,他坦承自己确为实名举报主体,所递材料直送国家税务总局,核心质疑点为“纳税义务履行不充分”,并称手中握有“可验证线索”。
这个名字,朱之文并不陌生。
早在2023年,朱之文曾就名誉侵权提起诉讼,案件进入调解阶段后,刘明亲笔签署承诺书,明确承诺不再散布关于朱之文的失实信息,朱之文据此撤回起诉。
刘明向记者解释,该承诺仅约束“无事实支撑的信息传播”;他反复强调:“我们不是情绪化黑粉,也无意恶意抹黑,我们是在依法依规行使监督权。”
王平,山东济宁人。接通电话后,他第一时间纠正表述:“请不要用‘举报’这个词,我们是依规依策进行情况反映。”他指出,所提事项严格对照现行政策条文,包括核查朱之文实际演出着装是否与报备方案一致;查证其赴中小学开展英语教学类活动是否具备相应资质,理由是“本人仅有小学学历背景,若面向未成年人开展语言教学,可能对青少年认知发展造成误导”。
朱之文将此次行动精准归纳为四个关键词:组织化、预设性、分工化、系统化。
他手机中完整保存着相关群聊截图、语音通话录屏及平台回执凭证。
群名称直白刺眼:“扒朱联盟”“打猪行动组”,每个群成员超百人。有人专职监控其公开行程,有人系统整理全国各省市文旅局、教育局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号码,群内统一提供标准化话术模板,成员按指令拨打电话后,须将通话界面截图上传至群内打卡,连续两日未响应者直接移出群聊。
电话不仅拨打至职能部门,更屡次直通主办方主要负责人办公座机。有合作方私下透露,对方曾扬言:“只要朱之文敢到场,我们就带着鞭炮到演出现场鸣放驱离。”
三条“罪状”,官方核查下来站得住吗
表面看,三项指控字字千钧,但逐条对照权威部门回应,结论截然不同。
首当其冲是税务问题,亦为刘明主攻方向。
网传甚广的所谓“十五年累计缴税1.18亿元”稽查文书,菏泽市税务局公开回应:从未制作或对外发布此类文件;单县税务局更将其定性为“彻头彻尾的伪造材料”。
换言之,这份被广泛当作核心举证依据的文件,税务系统早已作出明确否定性定性。
朱之文说明自身纳税方式:演出所得通常采用税前结算模式,由其本人返回户籍所在地完成个人所得税申报;亦可选择由主办方按税后金额支付,并由演出举办地税务机关代扣代缴。
近年来,他普遍采用第一种方式,即签约后收取税前报酬,再自行回单县申报。当地税务机关已出具书面说明,证实其申报路径合规、记录完整。
其次是版权争议,即所谓“未经授权翻唱构成侵权”。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1月2日向媒体明确表态:营业性演出曲目确需取得授权,但申办责任主体为主办单位,而非表演者本人;授权流程由主办方统一向音著协提交申请并完成备案。
最重的一顶帽子,是“劣迹艺人”身份认定。
查阅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三大系统截至2026年10月底发布的全部公开通报与处罚名录,均无朱之文任何不良记录或行政惩戒信息。
8月底在枣庄台儿庄古城的那场主题演出中,主办方邀请他身着仿古员外服饰,坐于游船之上清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本为配合景区红色文旅宣传。
该套服装却被截图为“地主袍服”,进而被指“身穿旧时代剥削阶级服饰演唱革命歌曲”,成为举报者口中“政治立场偏差”的佐证。
当地文旅执法部门核查后出具正式意见:演出全流程手续完备、内容导向正确、无违法违规情形,决定不予立案、不予处罚。
那么,主办方为何宁可赔付违约金也不敢履约?
答案直指现实逻辑。
一个县级文旅项目开业庆典,请来歌手演唱三首歌曲,主办方精算的是风险账:违约金数额可控,但若现场突发聚集、围堵甚至过激行为,签字拍板的负责人将面临不可承受的问责压力。
这恰恰是整起事件中最令人不安的症结所在:
摧毁一场演出,有时根本无需权威定性。拨打电话者隐身于屏幕之后,无需亮明身份,不必先行担责;而被举报者却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奔波举证,待清白终于厘清,合同期限早已逾越,订单自动作废。
事实上,朱之文多年来始终秉持克制态度。
2020年曾有人暴力踹毁其家门,涉事人员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十日;2025年,他依法提起刑事自诉,法院终审判决一名长期制作、传播侮辱诽谤视频的网暴者犯侮辱罪、诽谤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
但这一次性质已然升级。对方不再是单个账号发帖泄愤,而是形成跨地域、跨平台、跨行业的协同施压链条——紧盯行程、轮番致电、直击决策层,甚至公然威胁现场搅局。这已远超网络言语冲突范畴,实为对公民劳动权与生存权的实质性侵蚀。
10月23日,他独自前往单县郭村镇派出所报案,随身携带群聊原始截图、举报通话录音、12345平台受理回执,在接待室连续停留三个多小时;数日后,他又携北京执业律师再度前往,目前公安机关已完成初查并正式受理此案。
他拟起诉对象不少于六人,核心诉求包括:依法追究组织者与骨干成员法律责任、主张经济损失赔偿,并郑重声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私下道歉。截至11月初,已有相关人员主动致电试图协商,他未予回应。
结语
复盘整个事件:10月至少16场商演被迫中止,两名被媒体确认身份的实名发起者,一位是曾签署承诺书却再度牵头策划的湖州籍人士,另一位是持续跟踪关注近六年之久的济宁籍人士。
围绕“偷税漏税”“翻唱侵权”“劣迹艺人”三大指控,税务、版权、文旅三大主管系统均已启动核查程序,截至目前,全部结论均为“查无实据、不成立”;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专业律师团队全面介入,朱之文手握完整证据链,坚定选择司法维权路径。
公民依法行使监督权无可厚非,但当权利异化为打击报复的工具、演变为阻断他人正当生计的利器,其本质便已背离法治精神与公序良俗的基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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