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安当保姆
我叫翠兰,四十七岁,在西安当保姆。说得好听叫保姆,说白了就是个下人。
这话是我自个儿琢磨出来的。雇主家姓周,住曲江新区,两百多平的房子,光阳台就比我老家堂屋大。周太太第一天带我认门,指着厨房说:“翠兰姐,这灶台是进口的,一个锅三万八,你擦的时候仔细点儿。”我嘴上应着,心里想,三万八,够我男人在工地上搬一年砖。
我负责带小宝,两岁半,皮得跟猴儿一样。周先生在外头做工程,十天半月不着家,周太太在银行当经理,早出晚归。家里就我跟小宝,还有一条叫“元宝”的金毛。元宝的罐头比我伙食贵,一罐二十五,我午饭就吃周太太前晚剩的米饭,拌点酱油。
头一个月相安无事。周太太有洁癖,我每天擦三遍地,擦完她拿手电筒照,跟验钞似的。有一回我跪在地上擦踢脚线,她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配文“勤劳的翠兰姐”,底下二十多个赞。我闺女刷到了,截图发给我:“妈,你咋跪着干活?”我说主家地板凉,坐着不得劲。闺女没再回。
矛盾出在第三个月。那天小宝发烧,三十八度七,周太太在省行开会,电话里指挥我:“先物理降温,用温水擦身子,四小时吃一次美林,记着喝水量。”我一一照办。到了晚上小宝烧退了,活蹦乱跳要看动画片。周太太回来一摸孩子脑门,脸就拉下来了:“额头还温着呢,你怎么就给看电视了?眼睛看坏了你负责?”我说烧退了才开的,她没接话,转身从包里掏出一瓶进口果汁:“以后给小宝喝这个,别喂自来水兑的蜂蜜水,有细菌。”
那瓶果汁一百二,我认得那个牌子,超市货架上摆着,我从来没买过。
真正寒心是中秋前。周太太她妈从咸阳过来,老太太七十多,腿脚不好。周太太让我多做两个菜,我烧了红烧肉、清蒸鲈鱼,还拌了个凉皮——我自个儿发面洗的,地道的秦镇做法。老太太吃了两筷子,撂下碗:“这肉太烂了,没嚼头。”又说鱼蒸老了,“保姆就是保姆,手艺上不了台面”。周太太打圆场:“妈,翠兰姐面食做得好。”老太太撇嘴:“面食好有啥用?下人饭。”
我在厨房刷碗,手泡在洗洁精水里,指甲缝里全是油。那瞬间我想起我妈,我小时候她给生产队喂猪,回来晚了没做饭,我爹抄起笤帚就打。我妈蹲在灶火前烧火,一声不吭。
晚上我给我男人打电话,说不想干了。他在那头咳了两声:“忍着吧,闺女下月要交考研辅导班费,八千。”我把电话挂了。
转机来得突然。十月底周先生回来了,带着俩朋友在家吃饭。周太太让我做一桌菜,我掂量着做了葫芦鸡、温拌腰丝、烩三鲜,外加一盆油泼面。那俩朋友吃得直拍大腿,问周先生从哪请的厨子。周先生喝高了,大着舌头说:“我家保姆!地道西安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递了张名片给我:“姐,我开了个陕菜馆,缺个后厨主管,你考虑考虑?”
我攥着名片回屋,半夜睡不着。第二天我跟周太太提辞职,她愣了一下,说:“翠兰姐,是不是我妈说话难听?你别往心里去……”我说不是,是我自个儿想通了。
走那天小宝抱着我腿不让走,元宝叼着我拖鞋满屋跑。周太太多塞了五百块钱,说:“以后想小宝了就来。”我把钱收下,拖鞋从狗嘴里抢过来,说:“行。”
现在我在城南那家饭馆掌勺,一个月六千,包吃住。后厨五个小伙子喊我“兰姨”,切墩儿切歪了,我拿炒勺敲他们手背。昨儿有个客人吃完面,专门到后厨门口喊:“老板!这油泼面地道!比我在永兴坊吃的强!”我探出头说:“那是,我做了二十年。”
下班路过曲江,看见周太太牵着小宝在楼下遛元宝。小宝老远冲我挥手喊“翠兰姨”,周太太冲我笑笑,有点不好意思。
我摆摆手走了。腰上系着围裙,兜里揣着名片——现在我是“兰姨”,不是谁家的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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