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件信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百度百科“林森浩”“黄洋”相关词条及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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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1日,中午十二点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间会见室里,61岁的林尊耀隔着一层玻璃,看见了自己的儿子。
会见只给了三个名额,他带了两个兄弟,伯父和叔叔。
玻璃是会见室标配的那种,厚,透,隔音。
父子俩各站一头,中间隔着四五米,说话得靠话筒。
儿子身后站着法院的人,父亲身后站着工作人员。
这样的场面,林尊耀在电视里见过,在别人的故事里听过,轮到自己头上,还是觉得不真实。
他开口用的是潮汕话。
老家在汕头,父子俩平时讲话从没换过别的腔调。
说了不到三分钟,旁边的法官打断了他:按规定,会见不能用方言,得讲普通话,也不能谈案情。
林尊耀把话咽回去,换成一口别扭的普通话。
他要问的东西太多。
一审开庭前一天晚上,到底有谁跟儿子说过什么; 家里人后来要换律师,儿子为啥死活不肯; 还有最要命的那一句——事情,你到底做过没,你是不是冤死的。
他一遍一遍告诉儿子,你是冤枉的。
玻璃那头,林森浩的回答很短。
他说,爸,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这句话,他说了两遍。
会见快结束时,林尊耀要求儿子再跟自己说几句,没被允许。
临了,林森浩补上一句:爸,对不起,对不起父母养育之恩。
下午两点十五分,林家人从法院出来。
林尊耀对围上来的记者说,会见不到十分钟。
有人问他儿子情绪怎么样,他摆摆手,说希望你们多关心案件本身。
当天下午四点零六分,新华社发出消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林森浩被执行死刑。
那十分钟,是2013年4月1日早上那杯水之后,父子俩唯一一次面对面。
从那杯水到这扇玻璃,中间隔了两年八个月零十天。
要让那句“没用了”听出分量,得把时间拨回2013年3月31日的下午。
那天五点五十分,一个穿深色外套的年轻人,拎着一只黄色的医疗废弃物袋子,走进了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20号宿舍楼421室。
【一】两个人,一间宿舍
上海市东安路130号,复旦大学枫林校区。
西20号宿舍楼四层,421室。
这间宿舍的格局,跟国内大多数高校宿舍没什么两样:几张贴床,几张桌子,一个共用的饮水机,一个桶装水的水桶。
2010年8月,林森浩搬了进来。
2011年8月,黄洋调进这间宿舍。
屋里住三个人,另一个是葛某。
先说林森浩。
1986年10月17日,他出生在广东汕头。
家里孩子多,五个兄弟姐妹,他排老二。
父亲在当地一家服装厂上班,母亲识字不多,常年拉着板车在镇上收废品。
后来母亲心脏病发作,干不了重活,家里开了个小杂货铺,勉强维持。
高考那年,他考出780多分,进了中山大学。
2010年本科毕业,凭着成绩拔尖,被学校推荐,免试进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读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也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见习。
这份履历往后翻,还挺扎眼: 研究生阶段发表8篇核心期刊级别的论著,其中5篇是第一作者,加上本科期间的一共13篇; 拿过复旦大学2012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兼任学生会副主席; 参加过义诊,给农民工连着服务过一周; 汶川地震那年,他从每个月两百多块的生活费里抠出800块捐了出去,是同学里捐得最多的几个人之一。
病人塞的红包,他不收。
穿的衣服,一直是那几件。
两人之间的疙瘩,同学都看在眼里。
有证人讲,黄洋性格外向、强势,说话直接,不太注意别人的感受; 他曾经假借林森浩的名义去批评另一个同学的生活习惯,林森浩知道后不太高兴。
林森浩拿了两万块奖学金,黄洋起哄让他请客,被拒; 黄洋有时拿林森浩的生活细节开玩笑,嫌他小气。
林森浩在庭上说,这些都是他们的看法,他对黄洋没什么不满。
两人分属不同医院的不同科室,研究方向不一样,学业上不存在竞争。
毕业前,他签了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超声科。
再说黄洋。
1985年,黄洋出生在四川自贡荣县。
家里独子。
母亲在供销社上班,父亲在简阳一家机关单位上班,后来为了让儿子过得好一点,把铁饭碗辞了,到荣县的盐厂打工。
黄洋上高中那年,父母双双下岗。
母亲身体一直不好,胆结石开过刀,后来粘连,又做了肝管结石手术,长期卧床。
2004年,黄洋第一次高考,考了590多分。
他想读北大的金融,觉得不够稳,复读。
2005年再考,690分,进了复旦大学。
录取通知书到手的时候,家里拿不出钱。
他揣着四川省总工会赞助的机票,带着家乡企业资助的8000块,一个人到上海报到,在学校申请了3万块助学贷款。
本科五年,他没再问家里要过一分钱,反过来还给母亲买手机、寄药钱。
本科毕业,他直研,读耳鼻咽喉科学。
读书之外,他去安徽颍上支教过一次,2010年又跟着复旦的公益社团“圆梦墨脱”进西藏墨脱,给当地小学支教一个多月; 他是校内辩论赛的最佳辩手,当过赛扶团队的领队,两次被学校派去香港交流。
2013年,他考博,笔试拿了耳鼻喉科第一。
两个人都出身寒门,都是靠读书一路走出小县城、走出小村子的人。
可性格,是反着长的。
黄洋外向,爱说爱笑,说话直,不太顾及听的人什么感受。
同学在微信群里叫他“黄总”。
他的微信里,没加林森浩。
林森浩内向,话少,喜怒不挂在脸上,遇事憋着。
央视后来的采访里,他自己讲,那段时间论文写完了,工作也签了,离校还有两个月,在同学里算最闲的一个,“整个情绪就很燥”。
一间宿舍里的两个人,算不上朋友。
用林森浩在采访里的原话:也不是说看不顺眼,就是不铁。
【二】一瓶药,十分钟
宿舍里有一台饮水机。
水费三个人分摊。
2013年3月,黄洋给林森浩发过短信,让他去换水。
林森浩回了一条,说自己吃水很少,不想分摊水费。
同学的说法是,两人为买水的事起过争执,之后林森浩退出,自己买水喝。
几块钱的水费,摊薄了两人在一间屋里的那点客气。
2013年3月29日,同学吕某约林森浩去中山医院当核磁共振实验的志愿者。
实验地点在11号楼,正是他两年前做动物实验的地方。
他在那儿存了一样东西——一瓶没用完的二甲基亚硝胺。
这瓶药,得单独说几句。
它从2011年实验结束就留在204室,钥匙在同学手里,借一次就能进得去。
二甲基亚硝胺,简称NDMA,黄色油状液体,气味刺鼻。
它在医学实验里的用处很明确:给大鼠按每公斤体重50毫克的量注射,能造出肝纤维化的模型。
林森浩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超声弹性成像评价肝纤维化的实验及临床研究》,论文里他自己写过,二甲基亚硝胺是一种具有肝毒性、基因毒性和免疫毒性的化学物质。
为了这篇论文,他前后处置的实验大鼠将近一千只。
也就是说,这瓶药能把动物的肝脏弄坏,这件事他比谁都清楚。
3月31日下午,他去中山医院当志愿者。
实验结束,他以取物为借口,向吕某借了11号楼204影像医学实验室的钥匙,还要了一只黄色的医疗废弃物袋子。
进实验室,趁屋里没人,他翻出2011年动物实验后剩下的那瓶原液,连同一支已经吸了约2毫升的注射器,一起装进袋子。
十分钟后,他把钥匙还了回去。
法院后来认定的数字是:原液一瓶75毫升。
下午五点四十一分,他和同学盛某从枫林校区的东苑走到西苑。
五点四十七分,两人进了20号楼,各自回房。
五点五十分,421室里没人。
他拎着那只黄袋子进门,把袋子放下,走到饮水机前。
桶里的水不多了,只剩两三厘米深。
他后来在法庭上讲过这一段: 想把水桶整个拎起来,觉得不方便,就用左手把桶推到一边,右手拿着瓶子,顺着水桶和饮水机之间的水槽往下倒。
瓶里的原液倒进去,注射器里的也挤了进去。
有几滴溅在水槽外头,黄色的,很显眼。
他拎起一瓶矿泉水,把外头残留的那些冲进水槽。
再把空瓶、注射器塞回黄袋子,拎出门。
下楼,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第二教学楼,把袋子丢进电话亭旁边的垃圾桶。
从进宿舍到出宿舍,十分钟。
这十分钟里,一屋子的空气什么都没变,饮水机还是那台饮水机,水桶还是那个水桶。
变的是桶里那点水。
当晚,他坐在电脑前搜索“二甲基亚硝胺”“味道”。
屏幕检索页面展示资料记录,人口服该物质达到2克左右可引发致命后果。
到4月7日,他搜过的相关网页有48个。
后来关键词变了,变成“检测方法”“法医鉴定”。
那瓶药的味道很重,黄色的液体也扎眼。
他当晚的判断是:黄洋也许会发现。
紧接着他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随它去吧。
【三】十六天
2013年4月1日,早上八点多。
黄洋起床,拿起杯子,从饮水机接了一杯水。
第一口下去,他就吐了出来。
味道不对,又咸又苦。
紧接着是一阵干呕。
林森浩躺在床上,装睡。
他后来供述,自己听见了那一声呛咳,也听见了干呕,不敢动。
正好有同学打电话来,他借着接电话的由头出了宿舍。
等他回来,黄洋已经收拾好书去自习了。
黄洋没把这杯水当成大事。
他以为水放久了,坏了。
他把桶里的水倒掉,把桶刷干净,换上新水。
这个细节后来被他的师兄和黄洋的父亲反复提起:他怕同屋的人喝了坏水。
中午,他撑不住了。
恶心、呕吐、发烧,人往医院走。
师弟吴某陪他去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输了液。
医院最初按胃肠炎处理。
那几天,医院组织过多次全市专家会诊,查来查去,没查出病因。
当天下午,在中山医院见习的林森浩,给黄洋做了一次B超。
4月2日,症状没退。
傍晚,师兄弟下班后去看他,发现他的手和脸都肿起来了。
学医的人对这种变化敏感,觉得不是吃坏东西那么简单。
晚上九点,他再去看急诊,化验单上写着肝功能受损。
晚上十点多,学生们把情况告诉导师,导师揣着一万多元现金赶到医院,协调住院。
4月3日下午,病情加重,他转进了外科重症监护室。
血小板往下掉,黄疸指数往上走,凝血功能变差,人开始肝昏迷,医院上了MARS治疗,用机器替他顶住肝脏的活。
4月4日,林森浩在宿舍里冲洗那只投过毒的水桶。
桶里的水他不敢留,桶他也不敢留。
当天晚上,他把水桶还给了宿管。
宿管后来给警方作证,说他当时神情自然。
4月5日,他在微博上写:不安的社会,迷茫的人……带种的就来真的。
同一天,他还在网上搜二甲基亚硝胺。
4月8日下午,他拎着水果去了重症监护室。
他问黄洋的父亲黄国强,病情怎么样。
听说情况不好,他提了一句:是不是考虑一下肝移植。
黄国强当时觉得意外——医生都没提这个,他怎么先想到了。
住院期间,他至少去过三次。
他还在同学面前提过,要不要用中医的办法给黄洋治。
有一次,他当着人问:黄洋是不是中毒了。
话出口,他看见黄国强投过来的目光,改了口:是不是重金属中毒。
4月上旬,黄洋开始流鼻血,随后陷入昏迷。
全身浮肿,后来同学们说,已经认不出他原来的样子。
宿舍里的东西,葛某后来全搬走了; 黄洋和林森浩的物品按涉案证据的要求,留在原处没动。
另一头,破案的线在悄悄往上走。
4月8日晚上十点多,室友葛某坐在电脑前查数据库。
他一直在想黄洋的病,肝衰竭,来得太快。
他记得林森浩做过跟肝损伤有关的实验,就翻林森浩发表过的论文,翻到了那篇用二甲基亚硝胺造大鼠肝纤维化模型的文章。
他给师兄孙某打了电话。
林森浩回房间了,他把电话挂掉,改成发短信。
孙某第二天联系检测机构,提出检测二甲基亚硝胺。
检测要比对样本,同学王某打听到上海一家卖化学用品的公司有货,赶去买了一克,付完钱就送去。
4月10日,检测结果出来:黄洋喝过的水样里,有二甲基亚硝胺。
4月11日,复旦大学保卫处向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报案。
当天,警方两次询问林森浩。
他都没说。
【四】
4月12日零时许,公安机关确定林森浩有作案嫌疑,依法传唤。
进了审讯室,他开口了。
第一遍,他说自己投的是二甲基亚硝胺和福尔马林的混合液,大约30毫升。
再往下问,他改口:投的是原液,总量约50毫升。
庭审时他自己承认,头一遍没全说实话,主要在量上瞒了。
4月16日下午三点二十三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宣布,黄洋经抢救无效死亡。
27岁。
遗体后来做过两次尸检。
鉴定结论写得很清楚: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4月19日,上海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
4月25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6月26日,警方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认定林森浩无精神异常。
10月30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11月27日上午九点半,一审开庭。
庭审从上午开到傍晚六点十五分,中午休庭一次。
林森浩被两名法警带进C101法庭。
他说话声音很小,法官几次提醒他大声点。
法庭上,他对投毒的事实没有异议,只对“因琐事起杀心”这一条不认。
他说,自己是想在愚人节整一下黄洋,让他难受一下,没想到会死人。
他还说,自己做过这种药的实验,觉得进了人体,治一治是能解掉的。
公诉机关当庭给出的数字是:至少30毫升原液,超过致人死亡剂量10倍以上。
法庭上,公诉人问他,你觉得黄洋实际喝下去多少。
他反问了一句,让提问的人自己喝一口、吐出来试试。
辩护律师的意见是:两人没有明显矛盾,林森浩没有积极追求死亡结果,属于间接故意,希望从轻。
庭审结束前,林森浩说了两段话。
一段是向黄洋家人道歉,说自己的行为导致黄洋死亡,给对方家庭造成打击,罪孽深重; 一段是向自己家人道歉,说对不起父母近三十年的养育,愿意接受法庭的任何处罚。
2014年2月18日,一审宣判:故意杀人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给出的理由写在一页纸上:他为泄愤投毒,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到案后虽能如实供述,不足以从轻。
2月25日,他提出上诉。
上诉理由里有一条:投毒之后,他曾把饮水机里的部分水舀出来倒掉,又用自来水稀释过,主观上没有杀人故意。
2014年12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庭上,辩方请来一位“有专门知识的人”胡某出庭,拿着一份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主张黄洋死于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不是死于二甲基亚硝胺中毒。
检方请出鉴定人陈某,说明五名鉴定专家在鉴定时,已经把甲肝、乙肝、丙肝、戊肝、HIV、EV病毒、巨细胞病毒、梅毒螺旋体感染导致的肝损伤逐一排除,也排除了休克、心衰等基础疾病,未见自身免疫性肝损伤。
2015年1月8日上午十点,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从这一刻起,案子离开了上海的法庭,进了一个更小、更静的流程。
林家所有能做的事,都挤在这条流程的缝隙里。
也是从这一刻起,两份对不上的检验报告,成了林尊耀嘴里反复念叨的东西:一份说没查到,一份说查到了。
还有一张他始终没见过的图——质谱图。
十一个月后,他会坐在那扇玻璃外面,把这些问题一句一句抛给儿子。
而答案,其实早就锁在送进北京的那几箱卷宗里……
他到底说了什么,让一位父亲瞬间失去了希望和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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