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一女护士被艾滋病针刺伤,瞒着丈夫疯狂吃肉1年暴增35斤

一

我叫梁秀琴,今年四十二岁,在广西柳州市一家县级医院做护士。丈夫周强四十四岁,在汽修厂管零件。女儿周禾十九岁,在南宁读大一。我们住在柳江边一套七十多平方米的旧房里。

我和周强结婚二十年。女儿是婚后第二年生的。婆婆七十岁,住在隔壁小区;我妈六十八岁,住在融安,身体还硬朗。

我做事比较实在,科室里谁临时请假,我能顶就顶。周强嘴上不甜,家里水管漏了,半夜也会蹲下去修。

那年六月,我刚接完一个夜班。手套上有个针眼,针尖扎进左手食指。我先挤血,再冲水,心里却一下乱了。

那根针,刚给一个艾滋病患者用过。

二

病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住进病房时一直说自己不想连累家里。他身上带着一只旧帆布包,包带都磨白了。

他打完针,我拆开锐器盒,盒里有个塑料盖卡着。针头弹出来,扎了我一下。

“护士,你没事吧?”他盯着我的手。

“先别动。”我让同事帮我冲洗,立刻报告护士长。

护士长带我去感染科。医生说得很清楚:针刺有风险,但不等于感染。要尽快评估,符合条件就开始暴露后预防用药,最好别超过七十二小时。后面还要按时间复查。

我当天开始吃药。手指上贴着小纱布,胃里翻得厉害,药也不能断。

回家后,我没告诉周强。我怕他听见“艾滋病”三个字,就把我当成另一个人。

那晚他问:“手怎么了?”

“拆针头划了一下。”我把手缩进袖口。

他皱眉看了看,没再问。我也没再说。

三

一开始,日子还过得去。

周强照常接我下夜班。车里放着他那只掉漆的保温杯,里面装了温水。他把杯子递给我,说:“别空着肚子吃药。”

我胃口差,他下班时绕去菜市,买了牛肉和番茄。肉切得厚薄不匀,番茄皮还没剥干净。

“你别嫌难看。”他说,“能吃就行。”

我没嫌。那锅汤我喝了两碗。

有个周末,女儿从南宁回来,发现我脸色不好。她把我拉到阳台,塞给我一包薄荷糖。

“妈,你别总说没事。你一说没事,我就晓得有事。”

我笑了一声,把糖放进护士服口袋里。那时我觉得,只要把药吃完,把检查做完,这件事就能过去。

四

药吃到第四天,我吃不下饭。筷子碰到碗沿,我就想吐。周强煎了两块五花肉,端到桌上。

“吃两口,身上才有力气。”

我知道这是他的好意,还是把肉咽了下去。油腻的味道顶到喉咙,我跑去卫生间干呕。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锅铲。

“药吃着难受?”他问。

“有一点。”

“那就多吃点。”

我没告诉他药是什么。他也没追问。那晚我把手机里的随访短信删了,删完又后悔,翻回垃圾箱看了好几遍。

过了些日子,医生调整了用药时间,我的恶心轻了。周强却把“多吃点”当成了规矩。每回我坐下,他都先夹两块肉放我碗里。

有次我把一块肥肉推开,他拿筷子敲了下碗边。

“就一块,别挑。”

我心里堵了一下。我想说我不是挑食,我是怕吐。话到嘴边,还是咽了。

周强最近也不轻松。汽修厂少了两个熟练工,他连着顶班,手背上常沾着黑机油。月底发工资,他还要给家里还房贷。我看见他把旧工作鞋补了两次,没舍得换。

那天我问他,为什么非要让我吃这么多。

他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

“我妈以前一生病,就瘦得只剩骨头。”

说完,他又去厨房切肉。我没再争。我的药瓶藏在单位柜子里,吃肉的事藏在家里。两边都不说,我以为还能撑住。

过了一个月,裤腰紧了。我把皮带往外挪一格。周强看见,笑着说我脸色有血色了。

“长点肉好,莫老说没胃口。”

我听着不舒服,心里却有点小得意。药没断,针刺的事没露馅,家里也没吵起来。我还想着等复查结果出来,再慢慢开口。

后来女儿在家吃饭,指着我碗里堆成小山的肉说:“爸,她吃不下,别夹了。”

周强把筷子停在半空。

“我是怕她身体垮掉。”

女儿看我一眼,没再说。我低头扒饭,肉汁黏在米粒上。我觉得脸上发热,又不想当着孩子的面跟他吵。

身体的变化越来越明显。我体重从一百一十八斤涨到一百三十多斤,护士服的扣子绷得发亮。科室同事问我是不是换了口味。我只说最近吃得好。

我嘴上装得轻松,心里却越来越怕称体重。每次站上秤,我都把数字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再马上删掉。

有天夜里,药瓶从我包里滚出来。周强弯腰捡起,看到瓶身上的字,手停住了。

“这是什么药?”

我伸手去拿。他没给。

“医院开的。”

“给谁开的?”

我说不出话。他脸色一下变了,问我是不是得了病。我立刻摇头,说我是针刺伤,已经按要求吃了预防药,也一直复查。

“你瞒了我多久?”

“快一年。”

他把药瓶放到桌上,没摔,也没骂。他只坐在那里,手指反复捏着瓶盖。

五

第二天,我去医院做复查。医生看了报告,说目前检测结果阴性,后续还要按随访安排完成检查。针刺伤后规范预防,能降低感染风险,但不能靠感觉判断。

我把报告带回家,放在餐桌上。

周强没拿。他看着我说:“你不信我?”

我看着他那双起了裂口的手,胸口发紧。

“我怕你先怕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头把报告推到我面前。

“我让你吃肉,是想让你扛过去。我又不懂这些。”

“我知道。”我说,“可我每吃一口,都在怕你看出来。”

他问我,为什么不早点讲。

我忍了很久,终于把话说完整。

“你可以担心我,但不能替我决定怎么吃、怎么过;我瞒你是我的错,可这件事也不能只剩一碗肉。”

说完,我把体重秤从床底拖出来。数字停在一百五十三斤。比针刺前重了三十五斤。

周强盯着那个数字,没再劝我吃。他说他只是想补救,像给坏掉的零件换个新的。可这件事不是换块零件就能好。

六

我把医生的解释给周强看,又告诉他接下来的复查安排。医生没有说我已经感染,也没有让我们在家里隔离。我没让他继续猜。

我决定把药和随访记录放进抽屉,不再藏。吃饭按胃口来,体重慢慢调。那段时间我没法立刻原谅周强,也没打算搬走。

周强问:“你还愿意跟我过?”

我说:“愿意。但以后看病的事,我自己先说。你可以陪我,不能替我瞒着我。”

他点了头。隔天,他把锅里的肉分成两份,一份装进小饭盒,带去汽修厂。

我去复诊那天,他在医院门口等我,手里拿着那只掉漆的保温杯。他没问报告,只说车停在树荫底下。

七

回家后,我把护士服扣子重新缝紧。针线盒里少了颗蓝扣子,我拿白线补上。

周强在厨房切番茄,刀背磕了两下砧板。

“今天炒蛋,肉不放了。”

我把水杯放到桌角。

“好,蛋炒嫩点。”

窗台上的薄荷长了新叶。我掐下一片,夹进女儿寄回来的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