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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从开工建设到全面投入运行,始终伴随着争议。它在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可它对长江生态造成的影响,也一直是外界反复追问的话题。

在一些外国工程界人士看来,中国持续大规模开发水电、修建超大型水坝的做法很难理解。

围绕大型水坝的生态争议,最常被提到的是水流、水温、泥沙和鱼类生境的变化。把奔流的江河变成水库,确实会改变一些物种长期适应的环境。

这种质疑并非凭空而来。放眼全球,水利水电开发的主战场集中在亚洲,东南亚湄公河流域的多个国家也在开发水电,而中国无论是装机规模还是工程体量,都稳居这一领域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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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超过4亿千瓦,规模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体量越大,外界的担忧自然也就越多,毕竟拦河筑坝改变的是一条大河延续了千万年的自然节律。

由此引出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三峡大坝从建造至今,周边的生态环境究竟是怎样保护下来的?

到了今天,库区和长江中游的生态状况又如何?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停留在观点层面,得回到工程本身,看看那些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具体做法和摆在台面上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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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利工程在规划和建设阶段,生态问题本来就是必须优先考量的内容。三峡大坝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世界级工程,无论是建设期还是后来分期蓄水,相关部门在生态方面都做了大量前置安排,长江流域的珍稀动植物更是其中的重点。

三峡植物园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建设这座植物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护三峡地区的植物资源,把库区那些珍稀、濒危、特有的植物抢救出来并妥善保存,像巴东木莲、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等,都是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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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疏花水柏枝生长在长江消落带一带,水位一旦抬升,它原有的生境就会被淹没,如果不提前采取迁地保护,这类物种很可能随着蓄水从野外消失。

据三峡集团2021年介绍,受工程建设影响的560种植物已全部得到有效保护。在这当中,经过抢救性保护的珍稀特有植物有100多种,共计8000多株。

还专门建立了珍稀濒危特有植物展示区和三峡地区植物种质资源库,并持续开展物候观察和多样性保存实验,为这些植物今后的回归积累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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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并没有在阶段性目标达成后就停下来。截至2020年12月底,三峡集团所属的植物研究机构迁地保护的长江特有珍稀植物已经达到1181种,累计繁育特有珍稀植物约18万株。

从最初的几百种扩展到一千多种,保护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库区本身,而是延伸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特有植物。

植物可以迁地栽种,鱼类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这也是外界批评水坝时最集中的一点。长江分布着多种珍稀保护鱼类,同时它还是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这“四大家鱼”的天然种质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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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横亘江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阻断了鱼类的洄游通道,部分物种面临的繁殖和生存压力,正与这一层风险有关。

为了保护长江的鱼类生态,国内水电工程会根据条件采取不同措施。一类是修建鱼类洄游通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鱼梯和休息池,打个比方,就是在大坝两侧给鱼修一道“楼梯”,再配上供它们中途歇脚的水池,让上溯的鱼群能够一级一级越过落差。

鱼道的效果受到鱼类习性、选址和水流条件等因素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三峡大坝建设时没有同步修建鱼道,相关保护工作长期采用人工增殖放流等措施。具体做法是先在人工条件下繁育、养殖鱼类,等它们长到具备一定野外生存能力的阶段,再统一放归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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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一做就是很多年。截至2023年9月底,三峡集团在长江全流域累计放流珍稀特有鱼类超过1300万尾。

其中最受关注的中华鲟,也已累计放流数百万尾。中华鲟是长江里的旗舰物种,自然繁殖条件苛刻,种群恢复需要人工繁育、栖息地修复和生态调度等共同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鱼类资源的恢复并不只取决于大坝本身。自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实施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过度捕捞这一长期压在长江鱼类身上的重负被大幅减轻。增殖放流负责“补”,禁捕负责“养”,两者叠加在一起,才构成了今天长江鱼类恢复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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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一系列保护措施之下,三峡大坝周边如今的生态到底怎么样了,三峡水库里的鱼又长到了多大?这才是检验前面所有投入的关键。

早在2022年4月,湖北宜昌就发现过一条长3米多、重达350斤的中华鲟。这条中华鲟因搁浅而死亡,这一发现说明长江中仍有大体型中华鲟活动,但单个个体不能代表种群已恢复。

网友拍摄的航拍画面也提供了另一种直观的佐证,三峡大坝附近的水域里聚集着大量体型硕大的鲢鱼、鳙鱼,成群结队地在水中游动,数量多到难以计数,这样的场景很难与“死水”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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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之外,数据反映的是同一个趋势。2022年,长江宜昌段鱼类自然繁殖产卵量达到151亿颗。同年开展的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249头,其中仅长江干流就有约595头,这是江豚种群数量多年下滑之后首次实现止跌回升。

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顶级物种,江豚数量的变化一向被视为长江整体健康程度的“晴雨表”,这样的种群规模,正是生态修复取得成效的积极信号。

变化也不只发生在水里。世界极危物种黄胸鹀,以及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黑鹳,近年来都成群出现在宜昌江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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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对栖息环境的要求往往比人们想象中更挑剔,食物来源、水质和周边植被缺一不可,它们愿意在这里停留和栖息,本身就是对当地生态状况的一种回应。

植物方面同样有进展。前面提到的那些通过人工手段保存下来的三峡特有植物,已经在葛洲坝防淤堤等区域的生态修复工程中重新回到了它们的原生区域。

从当年的抢救性迁地保护,到如今的野外回归,这些植物走完了一个完整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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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大的尺度上看,截至2022年10月,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已经全面完工。宜昌段全域森林覆盖率达到68.6%,长江干流宜昌段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标准。这些指标综合起来,比任何单一物种的数据都更能说明区域生态的整体走向。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修建大型水电工程确实会对生态产生影响,这一点无需回避,也正是三峡大坝多年来备受争议、一些外国工程界人士心存疑虑的原因所在。对鱼类生境的担忧,放在一条大河被拦腰截断的背景下,并非毫无道理。

而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二选一。外界“摸不透”的地方,或许恰恰在于中国在推进大型水电工程的同时,把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投入到了那些不那么显眼的保护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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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的经验未必能直接照搬到每一条河流,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只要保护措施跟得上、坚持得够久,大坝与一条活着的长江并不是不能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