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批特殊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士,形成了一种精神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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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可以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每一个时代的士都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切呼应。士在先秦是游士,这些游士有可能是读书人,有可能是习武之人,也有可能亦文亦武。想要刺杀秦始皇的张良就是士,他指挥的武士也是士。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官吏可以称为士,老师可以称为士,但他们不一定都是权贵。秦汉以后的士指士大夫,形成了特殊的读书人阶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教中衰,佛教兴盛起来,一些高僧能够体现士的精神。这个时候,一些皇帝崇尚佛教,用佛教来治理天下。很多人认为孔子救不得天下,只有佛陀能够救天下,这个时候教化的重任就转入到佛教手中。隋唐时期,除了禅宗的一些高僧,就是那些著名的文士,有的是诗人,诸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之类的人物,都可以成为士的代表。杜甫有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愿望。明显是忧国忧民的思想体现,也是士的思想体现。韩愈为了阻止唐玄宗迎佛骨,写了《谏迎佛骨表》一文,被唐宪宗降职到潮州。柳宗元参与王叔文的革新运动,失败以后被贬到柳州。白居易做过拾遗,也被贬。其实他们都敢于说真话,敢于为天下苍生着想,充当社会的良心,以天下为己任,却偏偏被贬。宋代的士更多了,不管是苏轼还是范仲淹,都有着先忧后乐的思想,也代表了士的新标准。

北宋云门宗的一位禅师说:“一切圣贤,出生入死,成就无边众生行。愿不满,不名满足。”士有着兼济天下的愿望,其实和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或者说士相信众生平等,有着强烈的民本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理念。佛教也有着这样的思想传播,以至于很多士都信仰佛教,都有自己的佛教别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号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等等。他们都信仰佛教,在家修行。他们一方面做官,一方面要为老百姓谋福利,好像是有血有肉的士的典型。他们虽然能力弱小,但他们要发扬士的精神,要说真话,要办真事儿,哪怕为民请命,被皇帝贬谪,也仍然心甘情愿,甚至明明被皇帝贬了,还要不断写信给皇帝,要为国效力。只不过皇帝并不轻易启用他们,而是把他们看成戴罪之人。到了晚明的时候,有了放荡不羁的士,似乎他们玩世不恭,没有什么太大的人生理想,整天喝酒交朋友,整天云游天下,放浪形骸,说着不着边际的大话,被人们视为狂士。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做人准则,有可能注重细节,即便就义的时候,也仍然大义凛然。不管是嵇康还是金圣叹,在就义的时候,都表现出来狂士的特征。谭嗣同也算是士,要做古今为变法牺牲第一人。明明可以逃走,他却不逃走,而是英勇就义,似乎显示了变法的决心,或者说显示了古代士的精神,宁可为变法而死,也不苟且偷生。如果人人都学他,那么变法早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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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人士大夫总是要写诗作词,要互相酬唱,其实就是互相吹捧,但他们把中国文学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只不过到了魏晋南北朝晚期,士族阶层出现了没落,很多人不思进取,出生就是权贵,以至于骑不得马,打不了仗,写诗文都比较庸俗,整天沉迷在享乐之中,已经非常腐朽了。曹丕想改变这样的状况,提出了三省六部制,结果被权贵反对,并不能完全实行。到了隋唐时期,才有了科举考试制度,通过这样的制度,向民间选拔优秀的读书人,也就是选拔知识精英,让他们做官,进入管理层,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科举考试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一种比较积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不仅要考文,而且要考武。可是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只考八股文,成了束缚知识精英的精神枷锁。中国文化看似温柔敦厚,实际里面有一些有骨气的士在撑起整个精神大厦。屈原就算是伟大的士,要以身殉国。他之前有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最终饿死。这些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士的精神熏陶,知道骨气是什么,也知道如何保持一个读书人的骨气,甚至为了天下大义而牺牲,哪怕活活饿死,也不会做变节之人。他们把气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比生命都重要。不像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总是喜欢取媚于高官,取媚于资本家,以求获得很多利益。

南宋末年的十万君臣被元军赶到了海上。大臣陆秀夫情急之下,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君臣纷纷跟随皇帝而去,以身殉国,以至于海上浮尸绵延数百里。有人慨叹,中国读书的种子绝了,实际上并没有绝,士的精神仍然在延续。秦汉时代,官僚就是士,似乎他们要“奉行三尺法”,推行教化,已经承担了文化传播的任务,有着老师的角色、身份。当然社会上的老师也可以称为士,只不过很多人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挣钱少,不是官员。王阳明认为“士商异业而同道”,只要大家保持高尚的气节,就可以传播士的精神。知识分子读书多,站得高、看得远,往往把很多事情升华到家国层面,让事情具有了伟大的意义,其实很多事情没那么大,只不过被他们引申之后才变得有些大。士族阶层早已经消亡,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并不能形成某个阶层,因为他们往往互相瞧不上,叫做“文人相轻”。很多知识分子言论被限制,只能写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还有些知识分子在大学里做了学阀,压榨和剥削研究生或博士生,还贪污学术研究的款项。他们的行径和古代的士比起来,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古代的士有自己的精神操守,知道家国精神是什么,也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做出牺牲,而不是躲避,更不是苟且偷生。只可惜,现在这种士的精神和传统早已消失殆尽,没人再为所谓的事业而献身,更没有人像谭嗣同那样为变法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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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士的精神应该传扬下去,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担当这样的精神,应该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应该在必要的时候做出牺牲,应该说真话、办实事,充当社会的良心,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说谎话骗钱,也不是做学阀,垄断学术资源,更不是进入体制内,成为贪污腐败分子。古今对比,还是古代士的精神更为高贵,需要传承。